常建华丨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
民间信仰。综合性的研究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收录12篇论文，探讨民间信仰的研究方法、资料、理论等问题。
更多的研究是断代性的。先秦两汉时期。〔韩〕具隆会《甲骨文与殷商时代神灵崇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主要内容包括：殷商时代神灵崇拜研究简单回顾，选题和研究动机，人类社会宗教起源及演变，殷商时代神灵崇拜观念形成及神灵崇拜，甲骨文所见的祭祀，甲骨文所见的神灵在社会上的作用，晚商时期社会机制对西周社会的影响等。何飞燕《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先秦秦汉祖先神崇拜的演变》（科学出版社2013年）利用先秦秦汉有关祖先神崇拜的出土文字资料，辅以传世文献，考察先秦、秦汉时期的祖先神崇拜的不同时期特点及其发展演变。练春海《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三联书店2014年）通过对汉代的器物，如熏炉、钱树、树灯、阳遂、铜镜、玉璧、武器、铜鼎等及其图像的讨论，从图像的背后了解汉代人们信仰的根源，理解文献失载的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层内涵。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阐述了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不仅有精英文化层次的，而且对民间信仰也做了研究。
唐宋金元时期。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着眼于唐宋之际敦煌的宗教社会史，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深入研究了敦煌的神灵谱系，并从居住和出行两个方面探讨了各类宗教神灵对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影响。余欣还著有《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旨在以西陲出土写本为基础探讨中国中古时代的“学与术”和信仰、社会之间的关系,选择的切入点为构成中国文化本源的两个互摄的“异相”：方术与博物之学。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收录唐代小说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为重要资料来源，扣住唐代民间信仰中鬼、怪、神三种角色在唐小说中的呈现状况，对民间信仰要素与唐小说发展繁荣之间的彼此关联作了进一步梳理。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青年人不被时代接受的爱情，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将富有谐趣精神的一面加以发扬；唐小说中反映神灵信仰的小说呈现新貌：一是神灵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地位不断下降，一是神灵的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张王、祠赛社会、祈雨、祠神信仰传播、正祀与淫祀为研究对象，将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置于唐宋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全面考察了祠神活动存在、演变的真实状况，及其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该书检讨并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观点，如正祀、淫祀二元对立，商人是祠神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社首与会首混淆等。范立舟《白莲教与宋元下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对白莲教的源流、教义及其在宋元时期的发展情况作了全面的论述，尤其注重论述其与下层社会的种种关系，注重阐论白莲教成为民间反叛运动组织工具的过程，注重宋元时期的白莲教与当时其他民间宗教如弥勒信仰和摩尼教关系的剖析，厘清白莲教在宋元时期的情形。
宋至清长时段信仰的考察。王元林《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力图利用民间信仰长期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沿海不同地域的社会空间，展现国家与沿海地方海洋神灵互动关系，有助于研究国家层面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检讨沿海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述了宋代以后中央王朝通过制定祭祀政策对各地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以及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如何去“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社会集团如何参与、主导其变化。具体讨论了关羽信仰的传播及普及，周雄信仰的发生及其变貌，胡则信仰的产生与扩大，地方神信仰与区域。宋燕鹏《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是有关唐宋金元时期华北区域祠神信仰的学术专著，通过对成汤、二仙和崔府君三个祠神信仰个案的考察，可以获得一些一般性认识：信仰的兴起往往依靠巫觋的力量；信仰的传播需要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灵验的频度和程度；每座祠庙多为一定范围内的村落所共同信奉，构成了祠庙信仰分布的日常模式；各地的信仰组织和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但都为本地长期传承；以地方耆老和士人为主的群体，开始对地方文化资源有意进行整合，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地方心理认同，“同乡”关系网络在祠庙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祠庙的每一次重修，都是地方社会凝聚心理认同的有效手段。通过祠庙重修，我们能够看到宋元以来华北区域的地方社会逐渐成形的过程。
明清时期。刘彦彦《明代大众信仰与〈三遂平妖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从宗教文化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阐释和分析，不仅揭示了明代“三教合一”民间社会信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同时对于当时白莲教民间运动在小说中的折射也进行了文史互证的分析和论证，有助于认识明代宗教生态对文学创作及民间社会的影响。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包括学术史的回顾与讨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民间神灵的初步分类、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围绕土地庙的庙界及其活动等内容。贺喜《亦神亦祖：广东西南地区的地方信仰与区域社会》（三联书店2011年）从超越地方史的着眼点，研究粤西南一带呈现的亦神亦祖的祭祀现象。认为神与祖先的形象与拜祭模式，关乎在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推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国家的礼仪来塑造国家形象与表达自身认同。这个问题，既牵涉明清时期国家礼仪、地方行政、经济环境的演变，也深受文字运用、科仪专家参与、建筑物形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陶明选《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内容是：张王、太子及相关诸神——徽州文书所见民间诸神信仰，内神、外神与宗族的态度——民间信仰的宗族化，信仰的组织与组织的信仰——会社所反映的信仰习俗，演戏娱神与信仰活动——以目连戏为考察中心，民间信仰的建筑与文化——信仰的社会载体。
王守恩《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考察民间神灵信仰的概况和特点，与制度化宗教的关系，这种信仰中官方与民众的关系，在家庭、宗族、村落中的地位，在村落内外的冲突与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民众生活所起的作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以明了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村落社区的运作机制和运行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做出自己的基本结论。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人民出版社2013年）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历史素材，对山西泽州乡村庙宇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山西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包括形成原因、认定标准、发展源流、主神选择、功能特色等）、山西泽州乡村依托“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社”（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张月琴《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堡寨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为题，力图展现长城堡寨的秩序需求，对清至民国大同堡寨聚落的民间信仰进行了考察。该书基本阐明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大同北部堡寨聚落的民间信仰状况、特征，剖析民间信仰仪式，探讨仪式在堡寨秩序构建过程中的作用。范丽珠、欧大年（DanielL. Overmyer）《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华北民间信仰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该书既从宗教学理论的角度对民间信仰的意义、价值展开了思考，更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北方农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存在、功能进行了调研。全书分为研究方法、传统和现代三篇。
〔美〕魏乐博、范丽珠《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涉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民众公共生活领域，发现南部江苏和部分浙江地区居士佛教兴盛，并促进了当地的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研究发现，在日益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复兴并非是整个回到过去，而是在民众公共生活中成为应对社会变迁与各种困扰的重要形式。此外，还有刘家军、沈金来主编《城隍信仰研究——安溪城隍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存在着缺乏对于信仰区域的整体观照及其空间分异现象的深入剖析。[1]
朝山进香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表达方式，[2]有两部著作对此专门探讨。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论述武当山进香的历史过程、武当山朝山道路的变迁、不同时期香客来源的社会构成、武当山朝山进香与明清时期真武信仰状况之间的关系、香客的空间分布形态以及武当山香会的结构与活动、政府对朝山进香的管理。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探讨了泰山信仰的基本特征、泰山神祇的人格化进程、香社团体的形成等问题。
朱小田对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探讨值得注意。他认为：与精英思想的文本呈现不同，民众观念依日常生活而得以存续。在近代浙江上虞，曹家堡周边乡民呈现孝义观念的“曹娥文化”颇具典型性，藉此可以揭示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机理。从存活方式看，民众观念在口传和仪式等社会互动过程中自然呈现；以思想资源言，民众观念主要以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上层意识形态为取资对象，而这种意识形态常常被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就社会基础论，类如孝义的民众观念颇为契合底层民众构建地方生活秩序的逻辑。社会互动、日常版本和地方生活过程的有机结合，构成近代以降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体现了传统中国民众观念存续的一般性状,为民众观念史研究昭示了别样路径。[3]
各时期宗教的综合研究。常玉芝、宋镇豪《商代宗教祭祀》（《商代史》卷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考察商代图腾残遗信仰，系统探究上帝及帝廷诸神、自然神、祖先神的三大宗教分野，神灵崇拜的代变、神灵权能和神性、祀所设置、人殉人祭，对甲骨文中的祭仪名类进行全面梳理，阐述王室周祭祀谱，有关祭仪和庙制，剖析宗教祭祀活动的性质，深入研究商代宗教信仰层面诸如社会凝聚力、情感寄托、宗教功能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陈金华、孙英刚编著《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介绍了中国中古时代，宗教信仰兴起，外来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等传入中国，本土的道教信仰勃兴，儒家学说也带有强烈的天人感应的宗教色彩。各种宗教文明的交融以及对政治、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渗透，极大改变和丰富了历史内容。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自我存在的基础，宗教信仰的兴起也因此重塑了中古时代人们的空间观念，与此同时，宗教信仰也在空间中展开，重塑了中古时代的历史面貌。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佛教在城市空间中的展开，使原先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产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是公共空间的扩大，第二是宗教神圣空间的出现。王岗、李天纲编著《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共收15篇论文，分为三个专题，即：近世国家与江南地方宗教，地方道教与国家，地方宗教与文化。韩朝建《寺院与官府——明清五台山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人民出版社2016年），通过梳理五台山区域不同行政系统在地方社会的运作和展演的过程，探讨地方行政系统与五台山地区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安徽师大出版社2013年）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徽州一府六县的宗教信仰状况，包括儒教、道教、佛教、民间信仰以及古代徽州宗教信仰与徽州社会发展，阐述了徽州境内所有寺庙、道观的起源、发展、演变，介绍了徽州境内的历代著名僧人和道士的事迹。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探讨了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上帝教与基督教、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民间宗教的关系；从上帝教的天父天兄下凡等教义入手，剖析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梳理了李秀成、幼天王洪天贵福等被俘后的表现；辨正了流行的太平天国实现了男女平等以及近来出现的太平天国邪教说。
佛教。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系统探讨了弥勒信仰的形成、发展与演变。[4]徐清祥《门阀信仰：东晋士族与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以三国两晋尤其是东晋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线索，探讨了门阀制度及其信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以及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圣凯《晋唐弥陀净土的思想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探讨汉地早期的弥陀净土信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佛教的净土宗，以及净土信仰中国化的历程。贾发义《净土信仰与中古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主要讨论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古时期的传播、发展过程及其与中古社会的互动关系；古代先民大同世界、桃花源等净土思想是中印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媒介；净土信仰体系经东汉至隋唐最终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域和信仰特点；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古社会的传播与普及，同时也是净土信仰中国化的过程；弥陀净土信仰对中古社会的孝文化、丧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季爱民《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中华书局2016年）以个案的形式分析佛教对于都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察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讨论了佛教在长安社会秩序形成与转变中的意义，展现了盛唐以降传统信仰方式与理性信仰对于居民生活的不同影响。张海峰《唐代法律与佛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立足唐代讨论佛教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与法律的公平正义理念有共通之处。佛法在于劝人为善，强调慈悲平等；法律旨在禁人为恶，体现公平正义，两者极具相似性。佛教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都影响到唐代的立法、司法和守法。同时，唐代统治者利用法律规范佛教的有序发展。法律尊重佛教自身特点，给予理解和支持，取消了僧徒跪拜君王、僧徒同俗推勘的规定。
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认为经幢是佛教密宗进入中国后独特产物，一般由石刻而成，个别有铁铸，多为八角和六角，圆柱形和圆鼓形罕见，上面刻以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主的各种密宗陀罗尼。经幢的建置自唐朝开始普及一直延续到明清。唐代是树立经幢的高峰期，而异域的辽金更是普及风靡。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礼佛文丛”（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内容主要有：宋代士大夫佛学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思想背景，佛教对宋代士大夫影响个案研究，宋代士大夫佛学诗文与著述。邵育欣《宋代妇女的佛教信仰与生活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结合宋代佛教信仰的时代特色与宋代家庭生活状况和相关秩序理念，站在女性的立场，以“生活空间”作为观察视角，分析宋代佛教女信徒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空间及想象与思维的精神空间，进而探讨佛教信仰对妇女物质、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年）论述了西晋至元代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北京城的营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分时期详述有明一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具体演变，深入分析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等的佛教政策、信仰等在其中的影响，总结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和启示等。段玉明编《佛教与民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旨在研究佛教观念怎样向民间知识渗透、佛教文化怎样化成中国的风俗习惯等系列问题，力所能及地弥补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疏缺。[5]
道教。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以唐代宫廷道士叶法善为例，讨论唐宋时期叶法善肉身成神的造神史。著名道士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成为箭垛式的圣者符号，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利用，不断被加注新的神性，其中有中央朝廷的政治加注、传奇小说的文学加注、道团道经的托名加注、地方道观的在地化加注、叶氏宗族的祖先崇拜等等。作者分析了各种加注的社会特质，更进一步论及各种加注传播力量的强弱。本书不止是关于一个道士的个案研究，而是一种牵涉“唐宋变革”的极为宏观的社会史研究。赵芃《山东道教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15）梳理了早期道教组织（方仙道、黄老道）和早期道教著作（《太平经》）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分析了这些早期道教派别与后来的义理化道教教团的渊源关系，系统论证了山东是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的观点；考察了先秦时期山东道教的文化渊源，秦汉时期山东道教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道教的演变，隋唐宋时期山东道教的兴盛与繁荣，金元时期山东道教的鼎盛，尤其对金元时期北方三大道教教派（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在山东的交织发展作了较为清晰的描述；还系统记述了儒、道、释在山东的融合与发展，使中国长期存在的“三教会通”历史现象得以形象地展示于区域道教史之中。 有学者指出，道教对清代满族精英产生了明显影响。[6]
天主教。周萍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对天主教在江南区域的传播分时段考察，分析了平民信徒和女性信徒这两个互有交叉却又不相统属的奉教群体，以求更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影响。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将天主教的传播问题置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力图重建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民间宗教。刘雄峰《明清民间宗教思想研究：以神灵观为中心》（巴蜀书社2011年）从现代宗教学的角度，以神灵观为中心，结合明清民间宗教各教派的主要经卷宝卷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认真解读和仔细分析，分别以神灵谱系、神话理论、救赎观念、伦理思想四个部分依次展开，研究考察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明清民间宗教的神灵思想进行了宗教意义上全新的探索。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考察了中国河北地区重新兴起的民间宗教：龙牌会，即龙信仰；详细调查和分析了这一教会的各种仪式、活动、信仰观念和文化遗存；试图找到这一宗教与国家、知识分子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规律性关系。
[1]郑维宽：《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当前民间信仰研究的误区》，《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有关宋代的研究如刘云军：《两宋时期民众东岳信仰考察——以日常进香与朝献为中心》，载《中国10—13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年；刘云军：《两宋时期泰山香社探研》，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3]小田：《论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基于近代“曹娥文化”的扩展分析》，《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4]参见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综述》，《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5]《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6卷上（2015年）发表一组佛教与社会的论文，计有：尤李《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以〈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为中心》，陈文庆《唐代福建佛教的几点观察——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佚文释证》，明成满《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
[6]梅莉：《清代中晚期满族精英日常生活与道教——以顾太清、奕绘夫妇为中心》，《江汉论坛》2016年第6期。
来源：《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篇 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
常建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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