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要：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改善民族关系的路径以及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实基础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和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分析和讨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性、重要性及深层次的社会内涵，提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紧贴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它充分体现了中国56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与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四部委批准设立的“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作者为基地首席专家。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不久前，读到《美好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文，①对这个题目情有独钟。我以为，这个看似普通的题目，实际上颇具理论高度，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当前中国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习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正是我们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深层内涵的出发点，也是将其同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联系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角度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与脉络中理解其社会基础，也能进一步洞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此，本文想沿着麻教授提出的思路和视角，着重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谈谈当前中国社会为何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一、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历程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与回顾。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但我们不能忘记，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普遍的贫穷与落后，是物质的极大匮乏。具体从民族和民族地区来看，则是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差距异常明显。当时，有一个流行语，叫“老少边穷”，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均直接与“穷”挂勾，反映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是贫穷、落后较为典型和严重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当整个国家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国家已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落后、贫困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故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成为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导。在许多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内蒙等比较大的民族聚居区，均以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改革开放开启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重新认识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视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与社会面貌的多样性，并首先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这一做法在民族地区产生积极效果，激发和调动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启动的重要标志，激发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活力。

其二，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资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特殊性和严重滞后状态，在资源配置上大规模向民族地区倾斜。党和国家率先对西藏、新疆和西南诸多边疆民族地区实行长期援助、帮扶和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使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得以与时俱进并获得很大实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如衣、食、住、行及就医、就学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和提升，使少数民族群众有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一度单纯地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症结是贫困和经济问题，民族方面的突出问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民族聚居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存在较大差距所导致的，只要大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努力缩小差距，民族问题将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比较片面和主观，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现实很快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到80年代后期，即使在全面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并没有完全阻止一些地区民族问题的出现。如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受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在拉萨制造多起骚乱事件，其所针对的正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诸多环节与措施。在此背景下，国家再次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聚居区的复杂性。至此，除继续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各项措施外，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也被提到重要位置。尽管民族地区改革开放进程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和谐，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骚乱，值得欣慰的是，党和国家亦未因此放弃在民族地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亦未改变对民族地区实行长期援助、帮扶和优惠的政策，而是继续加强在资源配置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力度，把民族地区和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全国一盘棋整体参与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之中。这种坚持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一个都不能少”的政策，使中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始终与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贫困状况和民生得到迅速改善，各少数民族有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宏观上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与中国民族格局主要发生了两个深刻变化：

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导致民族区域格局发生较大改变，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和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城镇化。市场经济运行导致民族关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的流动基本上是跟着“钱”和“机会”走。人不分民族，不论文化与信仰，均遵循此规律，这首先带来了民族分布及区域格局的改变。最早是汉族人口大量向民族地区流动。据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四川内地农民工进藏，主要是去承包工程。由于1984年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43项援藏工程，这些援藏工程亟需建设人才，而西藏地处高原，条件艰苦，一些大的建筑公司员工害怕高原反应不太愿意进藏，为四川内地首批农民工大量进藏创造了条件，他们靠承包工程和从事建筑业获得第一桶金后，开始逐渐转入开餐馆、卖服装、种疏菜等等，向服务产业的各行各业发展，并把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及同村劳动力陆陆续续带入西藏，西藏的很多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内地汉族群众向民族聚居区流动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交流的第一波浪潮。之后，民族聚居区的各少数民族经商群众开始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走出去，由民族聚居区向内地大中城市流动，成为市场经济下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交流的第二波浪潮。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强有力推动，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和密切。突出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大量内地汉族人口以经商、经济往来、观光旅游等活动频频进入民族聚居区，且这种流动量逐年加大。二是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也以经商、打工、就医、上学或旅游观光、购物和享受城市生活等原因而大量流入内地的各大、中城市，使许多内地城市开始形成民族之间嵌入式居住格局。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量和流动频率不断加大，民族人口的流动已逐渐成为一个常态化趋势。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居住、生活和工作地的自由。在这一趋势下，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正在不断加大。这两种流动趋势，不但逐渐打破和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民族分布及区域格局，同时也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和密切。

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广泛和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和密切，民族关系也不例外。在一个经济产业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联系。以藏区的松茸为例，从采集、运输、储存、销售到最后摆上各家各户的餐桌，其各个环节分别是由许多民族参与来完成的。不同民族在同一个产业链中实现有序分工并密切合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一个基本形态。②同样，内地许多商品进入民族聚居区的销售链也同样是多民族合作的结果。在连接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上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领域的合作更趋普遍和密切是一个突出和不争的事实。

按照上述趋势来推理，我国的民族关系应当呈现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团结的局面。但现实却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在改革开放40年中，尽管总体上民族关系呈现团结友好与和谐发展势头，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严重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大的民族聚居区发生了规模较大且明显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如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在很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和摩擦明显加剧，一些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抬头，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逐渐增强等等。

为什么在少数民族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与提升，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愈加频繁和密切的大环境下，反而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和危及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的事件与现象？为何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日渐密切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关系的和谐？为何民族关系的密切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并不总是相向而行？在某些特定情况和局部地区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的张力和民族意识的强化，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族地区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今天中国社会为何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改善民族关系的根本路径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践，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民族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正比关系，二者不能直接划等号。

第二，民族之间交流、接触密切并不直接等于民族关系和谐，也不意味着必然带来民族关系和谐的局面。

经济发展与民族间交流、接触密切为民族团结创造了条件，但也可能导致局部地区民族关系的张力加大，甚至一些地区不得不面临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的严峻事实，无疑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发展和民族之间交流、接触密切，并不必然带来民族关系的改善与和谐？反而会使民族关系的张力加大？为了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略作分析。

民族是什么？简单说，民族是不同的文化人群，是以文化为特点的一种社会结群。民族有“客观特征”和“主观认同”两个面向，前者是“他者”（即客位）根据可观察到的客观特征对民族的认定与划分；后者则是产生于民族内部的一种主观认同，是一种基于“主位”的民族认定与划分。对任何民族而言，“主观认同”乃是民族存续的根本。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民族的“主观认同”是由何而来？主观认同是以什么为基础而产生和维系的？对这一涉及民族本质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工具论”，认为民族的自我认同与维系乃是一种政治、社会与经济现象，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是导致民族形成、维持与变迁主要因素。另一种是“根基论”，认为民族的自我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民族内部根基性的情感联系。③但就实际情形而言，无论是“工具论”还是“根基论”，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无法兼容的，事实上，在民族的认同和维系中，两种因素常常相互交织并同时发挥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聚居区。在这些民族聚居区内，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特定的经济生活，而且其经济生活与当地自然资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记得多年前和王明珂先生一块儿闲谈时，聊起青藏高原地区神山崇拜起源的话题，他推测，神山崇拜的起源最初可能与竞争资源的所有权有关。居住在神山周围的人们共同敬奉某一座神山，意味着他们不仅相互认同，而且也共同享有该神山周围的资源，从而排除了不敬奉此神山的其他部落或人群享有神山周围资源的权利。由于没有足够材料，这一推测难以得到证明。但这一推测显然不无道理。事实上，很多独特的区域性神祇崇拜与信仰，最初的产生大体都具有此功能。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民族或族群认同的产生，最初总是和一定的经济资源相关联。因为生存与发展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第一位的。从此意义上说，民族首先是一个利益群体。因此，无论是基于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论”，还是民族内部“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及由此形成的相互认同，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并紧密联系。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资源。就是说，历史上不少民族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掠夺和侵占其他民族的资源来得以实现。这是异常残酷的，也要付出惨痛代价。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民族之间是通过资源共享、互利互惠，采取沟通、协商和互利共赢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但是，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即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也就是说市场杠杆在经济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而市场规律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认利不认人。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社会类型存在差异，有的民族较为适应市场经济，有些民族的适应过程则较为缓慢、曲折，在此背景下，民族之间经济利益和发展上的不平衡就难以避免。随着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和资源开发竞争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易于积累和上升。例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掺杂有经济利益的因素。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由于进藏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内地游客及打工人群大量涌入拉萨。2006年，我去拉萨开会，七八月份正值旅游高峰期，拉萨所有旅店爆满。甚至周围的曲水、山南这些地方也住满了，很多人没办法就搭个小帐篷在布达拉宫广场上住。2006年、2007年的夏天，外来人口数量在短时期均超过了拉萨常住人口。青藏铁路通车后，很多人到拉萨去开餐馆、做生意，也造成了当地人口急剧膨胀。2008年拉萨发生“3·14事件”，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迅猛导致的社会管理跟不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背景，我们知道八廓街周围都是卖藏族传统工艺品的商店。2006年铁路通车后，大量游客涌入后带来巨大商机。于是很多内地老板高价把八廓街的铺面租下来，比如原来租金是5千元，他出1万。进去那个店，店员还是藏族人，卖的还是藏族传统工艺品，但是老板却换了。这样的商铺越来越多，引发当地人的不满情绪，在打砸抢的头一天内地老板的店门上都被做了记号。其他民族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在丽江。纳西族在成都有一个纳西学会，过“三多节”时请了一些民族学界的学者座谈，他们也很忧虑，现在丽江古城的铺面几乎全部被外来商人管理和经营了，卖的还是那些东西，但是老板都是外面的人，整个纳西族都逐渐退出或被置换出来，感觉他们非常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给当地的纳西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和负面影响。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多民族地区的旅游景点是相当普遍的。

上述情况，给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资源和利益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和下风的少数民族群众带来很大的焦虑和挫败感，这种焦虑和挫败感极易滋生出一种排斥心理，而强烈的排斥心理在某些情况下又往往会导致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

民族极端情绪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它会让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盲目自大、自豪、狂热并目空一切，产生虚妄的“骄傲”，会激发起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无端仇恨与敌视，会教你去仇恨你连见都没有见过甚至和你毫无关系的人。新疆“7·5事件”很大程度就包含有民族极端情绪的发泄。试想，你去杀掉一个人，这个人和你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杀掉他的理由仅仅因为他和你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一种何等的疯狂、极端和非理性。事实是，历史上民族之间很多极为残酷的仇杀，都是受到这种非理性民族极端情绪的支配。几年前读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其中有一句话给我极大的震憾。这句话是：“民族，民族，世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④顾颉刚先生是资深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深厚造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洞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顾颉刚先生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间是1939年，就在前一年即1938年，顾颉刚先生刚刚完成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在西北，他目睹了这样一个令人扼腕和痛心的场景：“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到西北游历。十年前，国民军驻防在西北，曾因主客的互不了解，激起了回汉间的大冲突……万想不到这次车轮马迹所至，进一座城就见全城的颓垣断井，歇一个村就见满村的漫草荒烟，这边是白骨塔，那里是万人冢，一处处的伤心裂胆，简直不忍张开眼睛来直面。”⑤

可见，民族之间一旦产生隔阂、仇恨并把仇恨转化为行动，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可怕后果。史实一再证明，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民族冲突的直接受害者，不是那些幕后的操纵者与策划者，而首先是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

“7·5事件”是“三股势力”利用和煽动民族矛盾的结果，但该事件也给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正是在“7·5事件”后，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认为我国既有的民族政策已过时，要实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要淡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主张。这些不同声音和看法，虽然总体上反映学界及社会各界对新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如何正确应对民族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的一种积极思考与探索，但其偏颇与过激之处亦显而易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总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和道路基础上，紧扣中国社会特点与发展需求，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的基本任务和重要方针。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现实基础和人民生活需要

最后，我想从历史、现实基础和人民生活需要三个层面来理解与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未曾断裂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成体系且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和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处东亚地理板块，该地理板块的一大特点，就是相对封闭。它北面是广袤的草原，而且越往北越寒冷，是被欧洲人称作“西伯利亚”的极寒区。它的东南方向是大海。它的西南部则有隆起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并有延绵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构成与南亚之间的巨大地理屏障。古代中国通向外界一个较便利的出口，是翻越准噶尔大裂谷的阿拉山口，进入中亚地区，通过欧亚草原地带向西通往西亚和欧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但穿越欧亚草原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路程漫长而遥远，沿途主要是草原、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并不是农业民族所擅长通行的道路。中国所处的这种相对封闭且西北高、东南低的东亚地理板块，实际上形成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地理单元中，最宜居、最富庶、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就是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这一基本地理格局，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周边的各民族尤其是处于第一、第二阶梯即胡焕庸线以西的民族，势力一旦崛起壮大，其社会处于急速上升的发展期，他们绝大多数必然朝着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发起进攻，一方面是为获取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争夺最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便是史书上常说的“逐鹿中原”“问鼎中原”。而周边各民族的每一次“问鼎中原”，均迫使中原民族人口大量向周边地区迁移、扩散，同时也造成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与相互杂糅。这种融合模式持续了数千年，可以说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今天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和封闭发展的，都与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域各个民族发生过深刻的交融，只是程度各异罢了。顾颉刚先生即指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⑥“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⑦顾颉刚还以汉人为例，指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⑧其实，不只是汉族，当今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是取之于别的民族。56个民族之间在血统、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历史记忆等方面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一个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

其次，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实体，而是近代以来出于政治需要的一个建构。这种看法，在一些固守单一民族立场的人心目中较为普遍。几年前，看到某学者的一篇文章，说他到民族地区去讲学，晚上与当地一位少数民族老师聊天，这位老师告诉他，我们能够接受“中国”，但是不太能够接受“中华民族”的称呼，原因是“中华民族”就好像要“吃”掉我们似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产生这种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把“单一民族”与“中华民族”对立和对等起来；二是潜意识中，认为“单一民族”是实体，而“中华民族”不是实体，是一种建构。据我所知，这种看法和疑虑在一些少数民族民众及知识分子心目中并非个别。其实，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已作过明确阐述：“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是层次上是不同的。”⑨或许，这一阐述太书面化，不易让人理解。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贵阳开民族学方面的会议，在讨论环节大家无意中触及这一话题，即“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二者都叫“民族”，应如何正确理解两者的差异与不同？潘蛟教授认为“民族”应有不同层次，56个民族的“民族”，指通常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但是“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却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含义。他特地例举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对“民族”概念的阐释来予以说明。欧内斯特·勒南（ErnestRenan）认为，民族本质上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及其成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们共同体。⑩所谓“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员对“共同未来”的期许。因此，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民族”也可以理解为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个人们共同体。潘蛟教授认为，欧内斯特·勒南的观点是对“民族”内涵的一种更精炼、更高层次的阐释，而“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正当作此理解。[11]

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释有两个杰出贡献，一是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二是指出中华民族过去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开始转化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12]翁独健先生对中华民族这一转化过程则作了这样勾勒：“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也使我国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意识。”[13]

此阐释虽廖廖数语，却准确道出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原因——“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所以，“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乃是把中国各民族连接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共同体之关键。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诞生，正在于中国各民族产生了自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意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尤为明显。顾颉刚于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获得广泛共鸣与巨大反响，正是此观念与意识业已存在的一个集中体现。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彼此紧密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近代产生了各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观念与意识的自觉民族实体，这正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历史基础。

此外，就现实而论，今天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但各民族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分立的。恰恰相反，各民族之间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一体”正体现于各民族之间的紧密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具体而言，这种紧密依存和相互联系，也体现在民族之间的“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习总书记指出：“‘三个离不开’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三个离不开’精辟概括了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14]很显然，“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三个离不开”，正是中华民族“一体”的重要体现。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一体”“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所以这既是实现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和衷共济的依据，也正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现实基础。

此外，当今中国社会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在于它深植于人民生活土壤，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据笔者的田野调察，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观察，在各民族实际生活层面，人们早就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套处理民族关系的法则，这个法则简单的说，就是“求同存异”。例如，以目前我国民族种类最多、人群支系最复杂、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藏彝走廊为例，该地区因民族众多且相互毗邻、居住格局犬牙交错，故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及民族支系之间交流、接触与合作极为频繁、紧密，不同民族的交往、接触可以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藏彝走廊地区的松潘、康定、九龙、冕宁、木里、巴塘、迪庆等地，均是典型的数个乃至五六个民族混居之地。在这样的地区，人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就是不去刻意强调民族之间的“异”，而是主观上本能地和下意识地去“求同”“求和”。在当地，由于民族间长期相互通婚，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往往很难区分，也分不清楚。所以当地遂出现了“地域认同”大于“民族认同”的局面。人们见面时，并不说自己是某一民族，而是说我是“九龙人”，他是“康定人”，你是“木里人”等。这些地方的人，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更是不分彼此，不分民族。汉人也有喝酥油茶的习惯；藏族也吃彝族的坨坨肉；彝族、藏族、纳西族也都吃火锅。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人们，无论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并不介意这些文化因素具体属于哪一个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欢，就为我所用，绝不刻意固守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于是，某一个民族的习俗、节日、信仰乃至祭祀活动，其他民族也共同参与其中，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习俗、节日、信仰乃至祭祀活动，形成各民族习俗与文化的共享。这不但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使其生活因多民族而变得多姿多彩，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关系，使当地人民的生活因多民族混居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姿多彩，也更加幸福和快乐。[15]这也充分印证了习总书记所说“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紧贴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16]这句话。

我国民族地区的大量实例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社会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紧贴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它充分体现了中国56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与人民的美好愿望与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根本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①麻国庆：《美好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总第105期）。

②如今天供应藏区的地毯、哈达及各类宗教用品，很多是藏地企业在成都近郊生产的。除了材料和成本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成都容易获得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电脑人才，有较强技术支持和保障。不同分工促进了产业链的多民族合作。

③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21页。

④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⑤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⑥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⑦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⑧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⑩这是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82年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一篇演讲稿，题目是“What is a nation?”（什么是民族？）。此文由马丁·托姆（MartinThom）译为英文，收录于论文集《叙述与民族》之中。参见Ernest Renan “What is a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1990.

[11]承蒙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提供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论文的英文原文，特此致谢！

[12]费孝通先生的原话是：“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上述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00年，第16页。

[14]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15]参见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

[16]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增订本）》，第80页。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