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丨多民族交汇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康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历史基础、独特地位及示范作用
摘要：我国民族格局中，存在一些民族聚居区之间的重要连接地带，这些连接地带往往是多民族密切交汇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地带的康区，正是这样一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连接地带，也是典型的多民族交汇地区。文章对康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历史基础、独特地位及示范作用进行了探讨。指出康区是入藏通道和明清以来中央经营西藏地方的前哨与依托，有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的深厚社会传统，康区也是汉藏民族及藏族与西南地区众多民族密切交融、和谐共居区域。由于长期多民族交汇与密切接触，康区各民族形成一些颇具示范意义的重要经验：1.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民族间相处时遵循“求同”“求和”的原则；2.文化上持开放和包容态度，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等。这些经验看似简单，却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凸显康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价值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康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汉藏民族；多民族交汇；文化共享
作者：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本刊学术委员。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之确定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的努力方向。我国民族分布格局中，民族聚居区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连接地带，这些连接地带往往是多民族密切交汇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区，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当下，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些连接地带，使之更好地发挥促进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作用，为提升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地区的康区，正是这样一个民族聚居区之间重要的连接地带，也是典型的多民族交汇地区。本文拟以康区为例，试就多民族交汇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地位与示范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康区是入藏通道和明清以来中央经营西藏地方的前哨与依托，有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的深厚社会传统
康区主要指今川西高原大部、滇西北高原及青藏高原东部一带，行政区划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按传统的山川地理来划分，康区的地理范围大致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彦喀拉山脉以南、高黎贡山以北这一辽阔地区。该地区被称作“康区”，当地藏族人被俗称为“康巴”（亦即“康人”之意）。康区为藏语三大方言区之一，也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单元。
康区处在青藏高原向东南方向逐级下降、朝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因地处横断山区，山脉、河流纵横，地理上呈现典型“走廊”形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与流动地区。可以说，康区包含了藏彝走廊和汉藏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2]
7—9世纪崛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向东扩张，在西北占据了河西陇右一带并将一百多万农耕汉人变为其麾下的“编户齐民”，[3]在西南则征服了康区众多部落并与唐朝在此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吐蕃政权的向东扩张，体现了青藏高原社会参与中原政治角逐的强烈需求，此需求以13世纪元朝将西藏为主的青藏高原纳入其统治和管辖之下而得到充分实现。元朝曾设置三个军政机构来管理青藏高原地区，其中即有管理康区的“吐蕃等路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宣慰司”）。[4]不过，康区在中国政治格局中变得举足轻重，主要始于明代中叶。
元朝经营和管理西藏地方主要依托西北的唐蕃大道，亦即“青海道”。但自明中叶开始，由于蒙古势力逐渐控制西北一带，为防备蒙古与西藏地方在政治上联合，明朝实施了“隔离蒙番”政策。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明廷下令：“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5]自此，穿越康区的川藏道开始成为入藏正驿。成化六年（1470）四月，朝廷再次重申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朝贡须俱“由四川路入”的规定。[6]这使明朝中央经营西藏的重心开始由西北转向西南，跨越康区的川藏道成为进出西藏的官道。
康区战略地位大幅度提升，主要缘于清前期“驱准保藏”行动。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一支7000人的军队从新疆南下，出其不意攻占拉萨，引发西藏局势的混乱与动荡，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清廷立即派兵驰援。但由于对高原作战难度估计不足，一支由西宁进发的5000人清军，在藏北同准噶尔军队的遭遇战中全军覆灭。此事引发清廷极大震动。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廷开始谋划由打箭炉（今康定）向西藏进兵。经过探查道路、调遣军队、沿途招抚和筹措粮草等近三年的准备，1720年清军成功实施了由南路打箭炉和北路西宁兵分两路同时进军西藏的计划，终结了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控制，完成“驱准保藏”行动。[7]通过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清廷认识到由打箭炉入藏道路不但便捷、安全，且沿途村寨较多，易获得补给与支持。为确保打箭炉入藏道路畅通，清廷开始在川藏道沿线驻军、设置粮台（相当于今天的兵站），驻藏大臣等官员往返也大多经由川藏道。这样，清朝入藏道路遂由过去以西宁一线为主转向以打箭炉一线为主，川藏道成为入藏官道，康区也成为清朝经营和管理西藏的前哨与依托之地。
此后，为确保川藏道畅通，清朝设置了针对康区的“成都将军”，[8]又设打箭炉厅，提高康区行政地位。[9]1745年，清廷与西藏地方共同派兵，平息了对川藏道形成梗阻和骚扰的瞻对（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地方，[10]说明保持川藏道畅通也符合西藏地方的需求。[11]清末，鉴于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觊觎与争夺加剧，为稳固边疆，清廷采纳四川总督鹿传霖“瞻对归川”[12]建议，将原由西藏地方管辖的瞻对收归四川管辖。
1904年，荣赫鹏率英军入侵拉萨，举国哗然。风雨飘摇的清朝在研判局势后，决定以“固川保藏”方针来挽救西藏危局，体现了借助康区经营西藏的战略思想。“固川保藏”开启了赵尔丰对川边（即康区）的大规模开拓与经营，导致以康区为主要范围的“川边特别行政区”（与四川省平级的省级建制）的设立以及西康建省计划被提上议程。[13]清末围绕“固川保藏”开展的一系列经略，后人所概括和总结的“治藏必先安康”“稳藏必先安康”等历史经验，皆缘于此。[14]
民国时期，受帝国主义插足与唆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出现一定曲折。[15]其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接触交流也主要集中于康区。无论是尹昌衡西征、三次康藏纠纷，以及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破冰之旅”——1929年民国政府特使刘曼卿前往西藏会见十三世达赖，还是1934年民国特使黄慕松入藏，[16]无不是通过康区来进行。1939年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确保后方尤其是西藏边疆局势稳定，在抗战局势异常严峻和艰难时刻，以康区为基本范围建立了西康省，[17]显示康区战略地位非同寻常。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决定。进藏主力十八军也由康区川藏道进军西藏，发生于康区的昌都战役，开启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前提。十八军由川藏道进军西藏，还创造一个奇迹——川藏公路的修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十八军是“背”着公路进藏的。川藏路崎岖险峻为世所罕见，加之高寒缺氧，条件恶劣，党中央又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修建川藏公路的艰苦卓绝超乎人们想象。因对高原反应缺乏认识和准备，工作难度和强度超乎寻常，许多将士或累死，或冻死。其实不少人只要稍加歇息、调整就会捡回一条命，但将士们恰恰顶着剧烈的高原反应，用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精神力量艰苦劳作。修建川藏公路几乎每公里死一个人，共有2000多人牺牲。川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进藏途中出生于康区的张国华军长女儿张小康，深切感念十八军将士修建川藏公路的壮举，在采访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写成《雪域长歌》一书，记录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18]
川藏公路是十八军将士用生命铺就的一条胜利之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建一条从雅安直通拉萨横穿大半个青藏高原的川藏公路，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奇迹。川藏公路不但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也在西藏发展建设和强边固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军用、民用物资由川藏公路运往西藏。川藏公路也彻底终结了千余年来茶叶靠人背肩扛输入青藏高原的历史。
康区作为入藏通道以及中央经营西藏地方的前哨和依托，从明清以来持续了四五百年，使当地形成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的深厚社会传统。在清朝“驱准保藏”过程中，当地僧俗民众积极配合清朝行动，“僧俗百姓迎师，倾心投诚，愿做天朝子民，开呈本管地方寨堡三十三处，头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户，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众，按年上纳粮赋，承应差徭，輓运军粮”[19]。理塘一带，“悦服之人议立堪布并正副营官开造本营大小堡寨十五处头人三十名，百姓五钱三百二十户，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余众，倾心投诚，输纳贡赋，承应差使，而附近裡塘之瓦述崇喜毛丫、毛茂丫、长坦、曲登五处酋长亦各呈户口，上纳粮马革面来归”[20]。“驱准保藏”后，清朝设置了从打箭炉到理塘的驿站，“自打箭炉以至里塘，共设置十站，每站设马六匹，照打箭炉养马之例，倍付草料，另拨银两支给”[21]，驿站的马匹、草料及差役等均由沿途土司、头人所辖属民提供。
自明清以来，当地大小土司均受中央王朝册封和扶植，听命和拥戴中央成为当地土司及地方势力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朝廷常以赐汉姓作为对当地土司的一种嘉奖方式，获得朝廷所赐汉姓遂成为得到中央认可和赏识的一种身份地位与权力象征。故自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当地上自土司、头人，下至普通民众，取汉姓蔚然成风。[22]在此背景下，不仅是取汉姓，土司日常生活也以采用汉俗为一种时尚，使其下属民众也纷纷效仿。[23]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康区社会及民众中还普遍存在一种“大皇帝”信仰，这种“大皇帝”信仰在民众层面广泛传播，进入民国以后也仍然延续。[24]这种颇具普遍性的“大皇帝”信仰，反映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土司是由“大皇帝”任命和管辖的，土司均听命于“大皇帝”，“大皇帝”至高无上。这种“大皇帝”信仰，实质即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国家认同，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由于明清以来康区成为中央政府经营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中央对康区的依托也激发和培育了当地各民族依靠中央、服从国家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热情，形成了拥戴中央、维护统一的社会传统。20世纪以来，无论是“固川保藏”中赵尔丰开展的川边社会改革等一系列经略，还是三次康藏纠纷、西康建省和刘文辉经营西康等过程中，康区民众倾心内向十分显著。如1930年代康区甘孜大金寺与白利寺发生寺产纠纷，最终引发康藏双方长达十年纠纷，史称“第三次康藏纠纷”，[25]国民政府积极调解纠纷。在这一事件中，康区藏族民众无论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新式精英”，还是传统的“旧式精英”，均积极服从中央政府，反对西藏分裂分子的极端民族主义，并将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自觉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践行者。[26]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康区，在甘孜、炉霍一带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当地无论是宗教人士、土司头人和普通民众，均全力支持红军。红军在康区转战停留时间较长，当地藏族群众积极为红军筹运粮食和物资，救护伤病员；如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藏族僧俗群众交纳“拥护红军粮”一百三十石另八斗。[27]道孚瓦日乡苏维埃主席把家里仅存的几石粮食送给红军。[28]当地藏族青年还积极担任红军翻译、向导并踊跃参军。1935年10月，丹巴藏族青年麻孜阿布为红军担任向导并协助红军到达丹巴，红军首长为其取汉名为马骏并积极组建以藏族青年为主体的“丹巴蕃民独立团”，后又以此为基础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由马骏担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二十七连员额二千人，有力配合红军作战。[29]其时，康区诸多藏族青年参加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屡经革命洗礼，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康区和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30]
十八军进藏过程中，得到了康区藏族民众全力支持，为帮助十八军运送军用物资：“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的空前盛况。”[31]没有康区藏族同胞的全力支持，十八军进军西藏不可能如此顺利。川藏公路的修筑也凝聚着藏族民众的努力和心血，是一条汉藏团结之路。十八军途经巴塘时，当地不少通晓汉藏双语的藏族青年踊跃参军。巴塘一带因清末以来有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汉藏民族广泛交融等历史原因，加之学校教育发达，当地藏族青年汉藏双语能力普遍较强，十八军吸纳了大量巴塘籍藏族青年参军。[32]加入十八军的巴塘籍青年因大多精通汉藏双语，后来许多人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各领域卓有建树的的领导干部，在沟通汉藏和各项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康区是汉藏民族及藏族与西南地区众多民族密切交融、和谐共居区域
康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多民族交汇与密切交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康区是明清以来汉藏民族发生大规模交融的典型区域
明清以来，随着川藏道作为更便捷的入藏通道的开辟，随着康区成为中央经营和管理西藏地方的前哨和依托之地，中央王朝政治力量逐步深入康区。借助中央王朝势力提供的庇护，也开启了汉人大规模移民康区的历史。从清代到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大量汉族官兵进入康区，另一方面因赵尔丰大规模开发川边，鼓励垦荒和兴办实业等措施及后来西康建省等，都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络绎不绝地进入康区。进入康区的汉人主要以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为主，他们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曾记叙：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33]
汉藏通婚使大批汉人以入赘方式落籍当地，逐步融入藏族社会，在两三代之后，无论是通婚的汉人一方，还是通婚的后裔，均成为当地藏族。[34]所以，清代及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康区所带来的乃是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交融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入，即汉人大量充实到藏人之中。[35]对这一情形，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谈到康区文化面貌时曾指出：
“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36]
费孝通将这一融合方式称为“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37]所以，即使今天康区的大部分地区是藏族分布和居住地区，族别面貌也主要是藏族，但从历史脉络来看，今天的康区藏族中融入了大量汉族的成分，康区是清代民国以来汉藏民族与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地区。这是康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认识康区的重要角度。今天康区社会及文化面貌，事实上是在明清以来汉藏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是汉藏民族大规模且深度交融的结果。尤其是清末以来康区最繁荣的两个重镇巴塘和康定，汉藏民族的通婚极为普遍，成为当地的重要特色。其次，在川藏道沿线的县城及集镇中，汉藏民族及文化的交融融合也是一个普遍现象。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康区，不仅当地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同时红军在康区留下的一些伤病员，后来也都落籍当地，融入当地藏族之中。[38]
（二）康区是历史上茶叶输藏通道与枢纽
自唐宋以来，使康区汉藏及各民族发生深刻联系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延续千余年的茶马贸易与茶叶输藏所形的茶马古道。因高原地区环境高寒，人们必须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如肉、酥油、青稞等才能维持体能。但高热量食物易生烦热，而茶恰好能消解体内之烦热，即所谓“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藏族谚语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反映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唐代，茶叶的使用主要限于社会上层；但自宋以后，茶的使用逐渐普及于一般民众，特别是酥油与茶结合而成的酥油茶成为藏族日常饮品后，藏族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自宋代以来，茶叶输藏遂成为汉藏贸易的大宗，也成为联系汉藏民族的重要经济与文化纽带。[39]历史上输藏茶叶主要源自今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区，从两地通向青藏高原道路均途经康区，要翻越崇山峻岭、渡过大江大河，穿过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沿途道路极为艰险难行。千百年来，汉藏民族以及参与其中的其他各族人民是靠着人背马驮、牦牛驮运，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康区即今川、滇、藏毗邻地带的高山深谷之中，把产自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青藏高原各地。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靠着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向青藏高原地区运送茶叶的景象持续了上千年，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厚重的文化及无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同时也使汉藏民族乃至藏族与西南民族之间形成源远流长、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
延续千余年的茶叶输藏不但是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中蔚为大观的一个壮举，而且因茶叶输藏须经由康区，从康区通往西藏的道路被西藏方面形象地称作“汉藏黄金桥”。《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1634年9月间）在此时期，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之桥，各个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因此（工布噶居巴的熬茶献礼）起了很大作用。”[40]“（1629年）由于察哈尔汗在蒙古发动战乱，北路不安全，达温达尔罕曲杰和扎尼温穷二人经汉地驿路至打箭炉，又经过中部康区来到拉萨。”[41]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也记载：“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汉藏黄金桥，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们，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去卫地。”[42]足见由于当时康区打箭炉作为茶叶输藏咽喉通道，在汉藏交往中无可比拟的地位。
除了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外，康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藏族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密切交融、和谐共居。青藏高原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并逐级下降，这一地形构造决定青藏高原社会与文化发展是向东倾斜，呈现强烈的东向发展特征。笔者曾以“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来概括这一特点。[43]可以说，此特点在康区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区地理区位最显著的特点，是藏族与西南地区众多民族毗邻交错和密切接触交融。在康区，与藏族相毗邻的民族有纳西族、羌族、彝族、普米族、回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蒙古族等十余个民族。这些同藏族毗邻而居的民族，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藏族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例如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纳西族、羌族、傈僳族、普米族以及摩梭人部分群众也不同程度地信仰藏传佛教，并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方面吸纳藏族文化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藏族也相当程度受到与之毗邻的各民族文化与习俗方面的影响。在一些局部区域，由于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接触十分密切，出现了相互濡化、涵化的现象。以至在康区的某些区域，由于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交往，甚至出现了相互毗邻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远大于同一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出现地域认同超越民族认同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康区相当普遍。[44]所以，康区既是藏族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密切交融、和谐共居区域，也是藏族同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形成和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区域。
三、康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价值和示范作用
如何认识康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和示范作用？对此，我们初步作出以下几点归纳：
（一）康区民众历来具有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深厚爱国主义传统
因“入藏咽喉”这一独特区位特点，康区自明清以来成为历代中央经营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无论是清前期“驱准保藏”行动，清末“固川保藏”方略促成赵尔丰大力推行川边改革、建立“川边特别行政区”；还是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及刘文辉对西康省的经营；无论是1950年代初十八军由康区进军西藏及修筑川藏公路之壮举，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康区在治藏过程中发挥的桥梁和枢纽作用，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康区的民众均倾心内向，全力支持、配合中央政府，形成了紧密依靠中央政府，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的深厚传统。这正是后人得出“治藏必先安康”“稳藏必先安康”的重要原因。[45]习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46]，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后人依据历史事实所总结的“治藏必先安康”“稳藏必先安康”，清楚表明康区是“治边稳藏”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依据，正缘于明清以来康区作为中央经营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所形成的深厚社会传统。这个深厚的社会传统所指，即康区的民众历来具有深厚的拥戴中央、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分裂的爱国主义传统。所以，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整体格局中，康区无疑是一个发挥着重要表率作用的地区。这正是今天康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价值所在。
（二）康区是藏汉民族及藏族与西南地区众多民族交汇与连接地带，多民族和谐共居且文化多样性突出，在我国民族格局中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
尽管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藏族自治州县占康区地方的比重较大，对于缺乏历史视野的人来说，这极易遮蔽我们对康区民族及社会特点的认识。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康区是汉藏等民族交汇融合最重要的历史区域之一。今天康区社会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上是汉藏等民族大规模交汇和深度交融的结果。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47]在我国藏族聚居地区中，康区正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典型区域，对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价值。今天，我们走进康区，均能时刻感受或观察到汉藏民族及文化交融在当地留下的痕迹与深刻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当地民众说汉语的水平和能力普遍较高，同游客及外来者基本没有语言交流障碍。特别是，在康区腹心地带的西藏昌都，当地民众既说藏语康方言，也普遍操四川方言，这些均是清代以来汉藏民族大规模交汇和交融的结果。清代文献中曾记当地人是用“几个舌头说话的人” ，即是对其出色语言能力的评价，指他们既能说藏语康方言，能说四川方言，也能说当地“地脚话”。[48]
除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和紧密联系外，康区还是藏族与西南地区众多民族交汇与连接的地带，是藏族同纳西族、羌族、彝族、普米族、回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蒙古族等民族毗邻交错并和谐共居、相互濡染及文化多样性异常突出地区。在中国的民族格局中，康区至少有两个显著意义：
其一，康区是藏族同汉族及西南地区众多民族深度交汇与融合的地区，从此意义上说，康区不仅是以青藏高原为主要分布区域的藏族深深嵌入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同中华各民族紧密连接与密切交融地带，很大程度也是藏族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产生、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与现实区域。在康区地域中，藏族与汉族及西南众多民族毗邻交错与相互间密切的接触和交融，恰恰充分地体现出了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特征。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背景下，正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康区这一多民族交汇接触的关键区域的原因。
其二，对于康区（及所包含的藏彝走廊）的价值，费孝通曾敏锐指出，由于该区域“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在这一区域中我们不但“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远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49]也就是说，在中国民族格局中，康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多民族接触交融的关键区域之一，还在于它是中华民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
（三）今天康区既是自驾入藏通道，也是自驾游目的地。旅游所导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成为一个新的强劲趋势，蔚为大观
如果说，历史上川藏道作为入藏通道使康区成为中央王朝经营和管理西藏的前哨与依托之地，那么在今天，随着自驾游时代的到来，作为自驾游的重要目的地和入藏通道，康区正在成为新时代藏族与中华各民族密切交往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近十余年来，受旅游业带动的整个康区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改变——以川藏公路沿线、滇藏公路沿线为中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蔚为大观的强劲趋势。
由于康区地处横断山脉地区，地势崎岖、植被茂密、河流密布，随处可见雪山、森林、草甸、河流及散布其间错落有致的村庄和田野，自然风光或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无与伦比，被誉为“大香格里拉”。[50]所以，每逢“五一”、国庆大假等旅游旺季，从全国各地涌入康区的自驾游车辆源源不断。自驾游客一部分是途经康区前往西藏，相当一部分是以康区各环线景点为目的地。笔者曾有数次随自驾车流前往康区考察的经历，自驾车流完全可以络绎道途、车水马龙来形容，其景象蔚为壮观。据初步调查，自驾游人群不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各种民族成份，主流人群大致有如下特点：年龄以25—50为主，有良好教育背景，经济条件较好，以公司白领、教师居多，他们大多思想活跃，富有活力。他们不仅对康区的人文与自然兴趣盎然、感受极深，沿途也多倾向于选择藏族人开的现代民宿客栈作为歇息点。由于大量自驾游游客选择从康区进入青藏高原旅游，在川藏公路、滇藏公路沿线城镇中的民宿客栈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其中很多是当地藏族开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近年因自驾游所驱动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强劲趋势，是注定要影响中国未来民族交往和民族格局的重要趋势，也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康区这一多民族交汇的关键区域的重要原因。
（四）康区多民族交往接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两个重要经验和启示
据笔者的长期观察与研究，康区因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支系复杂，民族间相互共居且彼此交往密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过长期摸索与实践，总结出一套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康区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和谐共居的“秘诀”。突出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民族间相处时主要遵循“求同”“求和”的原则
例如，在康定、巴塘等汉藏民族聚居之地，由于汉藏交流密切且长期通婚等历史原因，日常生活中要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颇为困难和麻烦，很多情况下也分不清楚。例如，某人的爷爷是汉族，奶奶是藏族，母亲一方也存在同样情形，是将他算作藏族还是汉族？这正如我一篇文章中所说：
“由于日常生活中，汉、藏民族之间往来极为密切，从单位同事，到同学圈、朋友圈、亲戚圈，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就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且汉、藏文化渗透、交融也同样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随时随地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不但麻烦累赘，更重要的是会在行事过程中平添阻力和困扰。所以康定的朋友调侃我说，‘老想分谁是什么民族，只有你们这些外面来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这样想。’这话让我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也让我反思和感悟。‘民族’真有那么重要吗？面对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康定人所选择的这种主观上‘不分民族’的态度，可能恰恰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智慧。”[51]
在多民族密切接触和交融地区，模糊和淡化民族的区分和界线，使人们之间社会交往变得更轻松、简单，降低和减弱了民族交往的隔阂与阻力。长此以往，不但会达成民族间的心心相通，相互依存，而且也会营造出和睦友善、互惠共赢的民族合作氛围，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这不能不说是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民间智慧。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在多民族交往接触中不强调和突出民族的差异与界线，而是“求同存异”，追求最大公约数，“求和”“求共”，其精髓同当今我国多民族国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一脉相承，也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2.文化上持开放和包容态度，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几年前，我在描述康定汉、藏民族关系时，有如下一段叙述：
“我认识的一些长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汉族朋友，他们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习惯，女士们也大多有1—2套藏装，每逢藏历年或其他藏族节日盛典活动，他们都会穿上藏装参与其中。当地藏人的转山会等活动，他们也都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积极喜庆地参与。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我曾暗自好奇，并小心翼翼地问过他们，让我羞愧的是，他们对我的问题反倒有些诧异，说：‘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后来，去康定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我发现其实康定的藏族人也都如此，他们也过春节、过中秋节、挂春联，平时穿汉装，按汉人的习惯做事。”[52]
在康区，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各民族并不刻意固守本民族文化，而是持一种极为开放、包容和共享的文化态度。人们不会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排斥他族文化，更无将“民族”与“文化”机械对号入座的意识。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在文化上乃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容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美与共”的文化共享局面。恰如生于康区的藏族学者格勒所言：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节；即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汉装、西装。”[53]
这是对康区民族之间文化共享的生动描述。生活于康区的不同民族，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并不在意某一文化具体属于哪一个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欢，就予以借用，从而与其他民族形成文化“共享”。这种既不刻意固守自己文化，也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为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与相互合作奠定了很好基础。不但使不同民族之间开展合作成为可能，也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54]康区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和汲取，构建出和谐的民族关系，即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有力地证明，文化上的认同与共同性，对于民族团结与和睦共居至为重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康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认同、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享局面并构建出和谐的民族关系，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本文系“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作者为基地首席专家。
[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2]石硕：《如何认识康区——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西北民族论丛》2015年第2辑，第5-6页。
[3]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第13-21页。
[4]元朝先后在青藏高原地区设置三个军政机构来进行统治与管理，即管理卫藏和阿里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安多地方的“土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参见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30《西域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49页。
[6]《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
[7]参见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8]《清高宗实录》载：“特设成都将军一员，驻札雅州，统兵镇守节制绿营。并于两金川之地安设营汛，移驻提镇，以资控驭。今两金川全境荡平，即应驻设所有成都将军员缺，即着明亮补授，移成都满兵一千至雅州，随将军驻守。”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己卯。
[9]《打箭炉厅志》载：“凡驻藏使臣及换藏兵丁均经炉出口，自炉以往夷多重茶，悉由内地负贩为茶市总汇，设郡丞一员以理夷情兼司粮务。”参见《打箭炉厅志》卷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6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963页。
[10]石硕：《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年第1期，第46-50页。
[11]赵心愚：《清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与粮台的设置及其特点》，《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6-124页。
[12]《清德宗实录》卷410，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辛卯。
[13]参见《西康建省纪要》卷1《傅松炑请建西康省折》。清末西康建省已提上议程，计划以巴塘为省会建西康省。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终断。
[14]参见李绍明、罗勇：《论“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载《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时西藏驻藏大臣联豫在奏折中云：“现以全力振兴巴塘，尤宜以全力整顿西藏，盖巴塘为堂奥，而西藏则为门户也。”《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2页。
[15]参见石硕：《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质疑》，《中国藏学》1995年1期；胡岩：《中华民国时期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105-113页。
[16]《黄慕松为报启程日期致国民政府呈》记：“窃职以致祭达赖大师时宜筹备业经就绪，所有行署人员均经先行出发，并分别呈报在案。职定于四月二十六日自京乘坐飞机直航成都，取道西康入藏。”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63页。
[17]1936年，鉴于日本侵华形势日益严峻，西康建省计划已提上日程，组建了“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正式建立西康省。
[18]张小康：《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19]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7-18页。
[20]（清）陈登龙编：嘉庆《裡塘志略》卷上《建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10页。
[21]《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六月辛丑条。
[22]石硕、王志：《甘青川滇藏族土司取汉姓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第26-27页。
[23]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51页。
[24]邹立波、红音：《藏文档案所见两金川土司视野中的“皇帝”“土司”概念》，《藏学学刊》2020年第2辑。
[25]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社，2000年。
[26]李双、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页，第187页。
[27]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红军长征在川、滇、青、甘等省藏区的史料》，载《红军长征经过藏区及藏区群众反抗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编印。
[28]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红军长征在川、滇、青、甘等省藏区的史料》，载《红军长征经过藏区及藏区群众反抗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编印。
[29]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4辑，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96年，第49-50页。
[30]如建国后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任青海省委书记的扎喜旺徐，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州长的沙纳，任中央民委副司长的孟特尔等，均是在康区参加红军而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
[31]降边嘉措：《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32]曾却扎：《巴塘支援十八军进藏工作回顾——正师级离休干部曾却扎谈当年支前工作》，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98年，第7页
[33]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1936年第9卷第4期。
[34]石硕、王志：《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民族学刊》2021年第5期，第88-89页。
[35]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36][日]中根千枝：《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4-145页。
[3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0页。
[3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00页。
[39]参见作者为《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撰写的序言。田茂旺：《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20年，第3页；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50页.
[40]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41]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第66-67页。
[42]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9页。文中“察哈尔人”系指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部林丹汗曾受藏巴汗的招引南下，但1634年林丹汗在南下青海途中因出痘而死，这使得藏巴汗企图借助林丹汗和却图汗进藏打击格鲁派势力的计划落空。
[43]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4]石硕：《试论康区的人文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6页。
[45]张云：《论历史上的“治藏必先安康”》，载张云：《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46]《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第1版。
[47]《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第001版。
[48]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49]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0]《大香格里拉公路交通的地质背景》，《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7期。
[51]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
[52]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
[53]格勒：《略论康巴人与康巴文化的特点》，载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54]《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宗教》2021年第3期。
来源：《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