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顾晓阳:美国的家被盗,破案的神是咱哥几个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野事野史 Author 顾晓阳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美国被盗记
作者 | 顾晓阳
在洛杉矶,我和阿城做了多年邻居,那是东洛杉矶雷克大街上的一幢二层小楼,一楼是一家花店,很大,附带一个更大的花圃。二楼三个公寓单位,我和阿城各据一个;第三个,住的是一个日裔女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不到30岁,是花店老板家的亲戚,因个子超矮,我妈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土豆儿”。她无业,单身,有两个男朋友,一黑一白,还养了两条大狗。
1997年夏,我和阿城先后离开家很久,阿城好像是去台北,我8月回了北京。我原计划在京两三个月,到了10月,冯小刚拍完《甲方乙方》后,让我写一个新的剧本。不久,我和冯导住进亚运村的一个酒店,开始写。12月,洛杉矶的朋友小穆小俪夫妇来电话,说阿城家被盗。他俩是热心人,和我们关系很好,这段时间一直帮我们照看房子。我问盗走了什么?小穆的声音有些发颤,可还是没往细了说,因为阿城家几乎被搬空了。我家呢?答:没事儿。但我心里很不踏实。所幸剧本已经写完,小刚说先这么着吧。中旬,我匆匆赶回。
一进门,只见客厅地板中央摆着一支台灯,电源线整齐地缠在灯座上,这灯平时是放在写字台上的。我有点发懵。时差很厉害,脑袋本来就晕。先给我妈打个电话报平安吧,习惯性地往几上一摸,电话机没了。再回头,一面墙全空:电视、录像机、功放、喇叭、CD机和一二百张CD,还有墙上挂的阿城送的非洲木雕,都被搬空了。赶紧去巡查两间卧室: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我有四把枪和近百发子弹,都在主卧壁柜的最上层,伸手一摸,空空如也!小偷靠这四把枪就能发财了。真恨得我牙痒痒。我的预感不幸被证实:偷完阿城,必得偷我!
雷克大街上的一座教堂,再往北300米的路东,就是我的旧居。2014年摄
窃贼是撬门而入的,我们的门锁不是防盗锁——即便是防盗锁,我想也挡不住他们。因为看我们离开这么久,他们放心大胆,细细地把我们两个的家洗了一遍。撬我家恐怕就是这两天的事,台灯等物都整理好了,没急着拿,下回再说,没想到我回来了。
我的第二个预感:窃贼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芳邻“土豆儿”和她的男朋友们。
美国的小偷只偷能卖钱的东西,我的枪,在枪店里买并不贵,但到了黑市上,在那些不能合法买枪的人里,就是天价。至于锅碗瓢盆、衣服被褥,很难卖出价钱,所以并没偷(我的几套西装和牛皮大衣拿走了)。因此,虽然遭洗,日常生活倒还能过。也不是一点儿影响没有:此后数个月中,当我想起来要用什么的时候,一找找不见,才知道是被偷走了,常气得我哇哇大叫。
我当即报警。来了个提着小箱子的小老头儿,采集指纹。我观览了全过程。
过了些天,阿城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
警长是个白人小个子,30多岁,光头,上唇留胡子,双眼像一对大铃铛。他叉着腰听我们讲述,没当个事儿,溜门撬锁的多了去了,管不过来。阿城有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被偷走了,但证书还在,上面有制琴师的签名、制作年份、小提琴照片和编号等详细资料。阿城说:“这把琴值15万美元。”警长一听,眼睛啪一下就打开了,马上重视起来,问的问题也多了。我说:“我强烈怀疑是我们的邻居干的。”警长的大眼睛眨巴了好几下,看不出他听没听进去。
此后,阿城神出鬼没,成天不着家。永路是新朋友,对我们的事最热心。一天晚上,他在我家聊天等阿城,过了夜里12点还不见人回来,我俩不由得有点儿发毛。他问:“阿老会不会……”我说:“寻短见?被暗杀?”言罢我们大笑不止。
第二天,阿城宣布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是这样的:他藏有1000多张音乐CD,全被端走了。其中他最喜欢的,都在封面上盖了自己的印章。几天来,他跑遍了东洛杉矶的二手唱片店,最后在离我们最近的科罗拉多大街上那家我们常去的店里,找到了四张盖有他印章的CD。他不动声色地掏钱买下来,要了收据,然后直奔警察局。警长大喜,立刻带着他又返回店里。店长是个白人,吓得脸煞白——涉嫌“窝赃、销赃”可是重罪,所以他很配合。他说:这些CD是一个黑人来店里卖给他的,共一两百张。(很可能他知道来路不正,所以)他要了黑人的驾驶执照并复印了。他把驾照复印件和库房里还留着的几十张CD,全部交了出来。CD中也有我的,虽没记号,有一套却一看就知道非中国人莫属——侯宝林相声全集。至于那个来卖货的黑人,正是我们的芳邻“土豆儿”的黑男友!
神速啊!这才几天,犯罪嫌疑人已被锁定。阿老成为我们口中的福尔摩斯。
有一天,我在楼道里碰上了黑哥们儿,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听说你们的房子被盗了,我很遗憾。”我微笑着用中文回答:“孙子!你等着!”
阿城的一对喇叭是在英国定做的,铸铁基座,特别沉,一男一女绝对抬不走,至少两个大男人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认为土豆儿的黑白二男友都参予了盗窃。黑人与土豆儿密,常来;白人不知姓字名谁,不常来。有天晚上永路来,正赶上白人的那辆大破美国车停在门口,他噔噔跑上楼拿了手电筒,又噔噔跑下去,把车牌号抄来了。那些天,阿城是福尔摩斯,永路就是华生,他们把自己搞到的线索,全部提供给了警长。
警长正式通知我们:侦查工作结束,将对“土豆儿”等实施抓捕,这些天都有警察在监视他们并对我们给予保护。看见我们高兴的样子,他又嘱咐了一句:“你们可别告诉他们哦。”怎么会呢?不可能啊!警长说:“你们可能不会,但确实有人会。有的人会特意找到嫌犯,对他说‘告诉你,警察就要抓你了!’”哈哈,还有这样的人!
这一天到了。上午10点左右,有人敲我门。打开门,只见一个有门楣那么高的警察站在面前,伸出食指放在唇边,对我作出“不要出声”的暗示,然后又用大拇指点了点土豆儿家。我心领神会,向他一翘大拇哥,轻轻关上了门。
走到窗边往外一看,小楼下面居然停了十几辆警车。我立刻给阿城拨电话,他是昼伏夜出,此时正在睡觉,我说:“阿城,快起来!警察来啦!”
又过了一会,只听有人使劲敲土豆儿家的门,然后砰地一声,门被撞开了,楼道和楼梯上一片脚步声。警察声音低沉,听不清说什么,只有土豆儿连声尖叫着“I don’t know!I don’tknow!I don’t know!”语调、语气、重音每次都不一样,声音越来越绝望。她的两条大狗被女警察牵出来了,有一辆警车是专门运送宠物的,从后面双开门,里面是铁丝编的一个个笼子。可见警方已把土豆儿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且出于“狗道主义”理由,也给宠物制定了收容方案。土豆儿本人,应该是从另一侧押走了,我这里看不到。没听见有黑哥们儿的动静,不知他在不在这里,反正同一天也拘捕了他。
土豆家中传出乒乓哗啦的各种响动,我们是木地板,声音很大,听起来像文革中的抄家。最后,警察又来敲门,让我到土豆家里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客厅中间堆着土豆家中所有的物件,更像文革抄家的了,我绕着那堆东西转了转,什么也没发现。阿城也是。
至此,尘埃落定:黑人,物证人证俱在,择日开庭,没跑儿了。土豆,虽然都知道她肯定参予了盗窃,但找不到证据,在她家里也没发现有我们的东西,没辙。但,对她家进行搜查时,发现了海洛因。根据法律:个人持有一定量内的海洛因(好像是几克),算“吸毒”,违法;超过这个量的,就算“贩毒”了,重罪。土豆儿家中的海洛因超过了这个量,将以贩毒罪起诉她。
警长向我们通报时,也说到了那个白人:职业是理发师,有犯罪前科,独自住在一栋破房子里。警察对他监视了七天七夜,没有什么发现,当他不在家时,又进入他家进行了搜查,据说破破烂烂、一贫如洗,也没找到什么。在抓捕土豆和黑人后,警察在路上把白人逼停了车,骂了他一通,大概是:你小子不是个好鸟儿,我们知道你也跟他们一起干了!你他妈给我放老实点儿,下次让老子抓住的话……(以下省略8个字)。
至于我们被偷的东西,别想再找回来了。黑人死不认罪,所以无法追踪那些物品的去处。他无业无钱,也谈不上赔偿。警长又对阿城说:你丢的那把提琴,我已经做了调查,那个意大利制琴师确实有名,但他做的大提琴值钱,小提琴不怎么值钱,远低于你说的15万。我找了洛杉矶十几家小提琴制造商,这是他们的结论,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再向他们咨询。说完,拿出两张A4纸交给阿城,上面打印着那十几家提琴制造商的名字、地址和电话。这把琴是阿城去意大利时人家送的,他估计很值钱,既然洛杉矶的同行有了结论,姑且听之吧。
好消息是:所有被盗的物品可以折价后抵税。那年我的收入较多,就是说,缴的税也多,正好可以用来退税。于是,我从警局领来专用表格,把被盗物品一一列出,再标上每件物品的价格(当然是购买该物时的价钱,而不是折旧价),让警局确认盖章。缴税时,附上这张表,我所受到的损失,就从我应缴的税款中全部退回给我了。
枪,我还保留有购买收据和每支枪的相关资料(最重要的是枪本身的编号)。警局将此资料记录在案。今后,警长说,这些枪支如果有犯罪的话,就跟你没关系了。阿弥陀佛!
不久,对黑哥们儿的审判开庭了。我和阿城作为证人出庭。唱片店老板也来了,30多岁,戴眼镜,坐在角落里,一直低头看书——“不义之财君莫取”呀!这回你是证人,下回可能就成被告了。不过没他,“福尔摩斯”也不容易破案。黑哥们儿穿着绿色囚服,被警察押了进来。当法官问我“在这个庭上有谁是你以前见过的吗?”我一指他说“有,就是他!”黑哥们儿冲我点点头,还咧嘴一笑。孙子,你笑什么?
雷克大街1974号,旧居原址上建成一座三层写字楼。2018年摄
我们只去做了一次证,以后的审判结果就不知道了。土豆儿的命运如何?同样不晓得。她那套公寓换了花店老板的儿子一家三口住。那人也是个矬子,四方脑壳,永远板着张脸,我妈管他叫“倔货头”。如同美国华人的传统行业是开餐馆和洗衣房,日本人在美国的传统行业是开花店——不是“送你一支玫瑰花”那种街角小店,是能同时出售数百棵圣诞树以及一切跟园艺有关的商品的大商店。到“倔货头”,他们家族已在洛杉矶经营了三代花店生意,共开有五家这样的大店。
我和阿城相继从那里搬走了。若干年后,台湾人业主将这里的房产和地产全部出售。2014年,新业主拆除了花店以及我们的“故居”,在原地建起一幢三层的写字楼。我对洛杉矶的念想,从此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寄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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