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疆党政军及兵团主要奠基人 -----徐立清将军诞辰107周年
红西路军老战士、开国中将、原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不但是一位有战功的政工干部，而且也是著名的“三让将军”，人品高尚，顾全大局，曾经主动让上将军衔、让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让正兵团职待遇。【更是新疆党政军及兵团的政工体系真正的奠基人，可以说是新疆的“镇疆泰山”，若没有怹，王震将军是很难在新疆开展工作的，这一点是得到老同志们承认的。】怹儿子徐甘泉大哥是我的好兄长，虽离开海军首长岗位退休多年，但每时每刻关心新疆大事，非常关注邪教问题，作了大量有益工作，从未忘记自已是一名红西路军之子！
徐立清：安徽金寨县人，1927年2月参加革命，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入党；历任师政治部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129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新四旅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六纵（军）政委、一野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野一兵团政委、新疆分局副书记、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总政副主任、济南军区政委、总政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一
【彭德怀对徐立清说：“进军新疆绝非一件容易的事，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差异很大，会给部队带来许多新问题，你们的任务重啊!”】
1947年3月，在青化砭战役时，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左一）与司令员彭德怀（左二）、副政委习仲勋（右二）、参谋长张文舟（右一），在现场观察地形
1949的金秋季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伟大号召指引下，由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全线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彭总的意见，决定由王震（原一兵团司令员）任司令员、徐立清（原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政委率领第二、六军组建成的新一兵团，共七万大军，驰骋千里戈壁，向新疆进军。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400万人口中包括13个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各异。这里还驻守着已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七万余部队。
为了顺利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徐立清政委一到任就下部队搞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对部队进行了广泛政治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
彭总也专程来到一兵团，就进军新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他对徐立清说：“进军新疆绝非一件容易的事，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差异很大，会给部队带来许多新问题，你们的任务重啊!”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和徐立清彻夜长谈，他们就进军新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与此同时，在兵团召开成立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酒泉甘新物质供应站，酒泉、哈密分别设立空运指挥所的会议之际，徐立清政委召集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第六军政委张贤约共同选拔一批优秀干部以备进疆后改编起义部队和地方建党建政之用。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效，徐立清政委翻阅了大量历史史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驻守重镇、唐玄奘去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还到群众中去，访问调查，了解和掌握进军新疆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坚定进军新疆的决心和信心。
就在徐立清政委夜以继日为进疆工作做准备的同时，10月9日，彭德怀就新疆成立省委还是分局的问题电示中央，并拟定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的新疆党的领导机关。
中央考虑到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事情的处理需要当机立断，职权扩大一些较为妥当。于是10月12日电复彭德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隶属中央。分局书记由王震同志担任，徐立清同志任副书记。之后进行了分工，王震书记负责新疆党政全面工作；徐立清副书记专做分局的具体工作。
在中央批准成立新疆分局之后，当时关系到全局的一项工作，是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实际上这项工作在9月中旬就已开始。当时，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驻河西国民党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到兰州，向彭总传递和平起义的愿望，彭总委托曾震五带信给陶将军对其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王震司令员派第五师参谋长刘振世去高台与国民党部队联系。
彭总给陶峙岳信中大意是：新疆部队一律原地不动；陶峙岳本人的地位不变，各级军官的地位不变，这支部队要逐步改造为人民解放军，接受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起义部队主要是指新疆警备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三二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等。
在这些起义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
陶峙岳在9月25日（宣布起义）这一天，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个《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主要说明起义后要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然而，时隔两天，9月27日，哈密驻军一七八旅五三三团团长陈公辅密谋策划抢劫银行、商店；9月28日，景化驻军一七九旅一个连长，因反对起义，枪杀了营长，裹挟百余名士兵抢劫老乡财物后逃跑；随后又发生六十五旅驻库车骑兵团副团长，煽动该团部分官兵抢劫银行一案，其它部队一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骚乱者还劫走了老百姓的大批牲畜；该旅一九四团一个营长，用汽车把两个连拉到库米什一带，企图逃跑。鉴于不断地发生叛乱事件，陶峙岳如坐针毡，深感到关系重大，于是在宣布起义后第10天，匆忙与郝家俊（国民党新疆供应局中将局长）赶赴酒泉谒见彭总。
10月7日，彭总与许光达、王震、徐立清、罗元发、张贤约、刘振世等一同会见了陶峙岳和郝家俊。当时，尽管两位原国民党中将衣冠楚楚，胸标熠熠生辉，但还是掩盖不住内心的忐忑不安。
使陶、郝二人没想到的是，彭总一见面却非常幽默诚恳地对两位将军说：“今天，我把你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都请到这里来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以后我们就一起共事了，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地工作，把部队带好......”
原来，彭总为了打消陶、郝二人顾虑，特地安排刘振世一同参加会谈。
刘振世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少将参谋长，北伐时就是陶的老部下，1930年，刘振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又返回陶的部队，与陶相处有近十余年了，他既是陶的老部下，也是好朋友。刘之后跟胡宗南给二十九军刘戡当参谋长，宜川战役受伤被六军俘虏。
当时任六纵政委的徐立清和纵队司令员罗元发为他专门成立一个治伤护理小组，并帮助他改造思想，痊愈后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调二军五师任参谋长，现在任一兵团高参。
彭总刚才的一席话，令陶、郝二人惊异而又感激。陶峙岳说：“新疆虽已易旗，但局势仍处在非常混乱和动荡之中。迪化入夜时闻零星枪声，有时是向我在东门外的住宅射击，我令副官设法抓捕开枪者，但未抓获。”郝家俊接着说：“卑人没有看管好部下，致使发生哈密叛乱......”
彭总明白郝家俊所说部下是指国民党新疆供应局二分局局长熊鹏远，是此次与陈公辅密谋制造哈密骚乱，趁机抢劫银行的首恶分子。
但是彭总没有责怪其二位，而是以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所具备的谋略与智慧，像老朋友、老同事一样与其亲切交谈，向他们简明扼要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畅谈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最后说，你们在酒泉呆上几天，参观学习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共同研究解放军入疆组建军政委员会，以及起义部队的整编和改造问题。
二
【许光达说：“徐立清同志应付僵局是能手，是一个能力强、方法多、信得过的好干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1949年12月，徐立清和鲍尔汉（右三）、王震（右二）、王恩茂（右一）在迪化（乌鲁木齐）
10月9日彭总派刘振世护送陶、郝二人回疆后，对许光达司令员说：“看来和平起义并不和平，看似平静的（新省）政局局面，潜伏着种种危机。起义部队，派系林立，内部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少部分反动分子密谋叛乱。除此之外，还有从兰州逃到新疆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丁宜中以下一大批党政要员和军统特务。我之前已做好了处置的思想准备，想不到一七八旅五三三团官兵，在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煽动下，还是丧心病狂抢劫银行，商店并到处纵火。”
许光达司令员马上接着彭总的话题说：“六军驻哈密空运指挥所谢参谋长（十六师参谋长谢正浩）曾汇报：叛兵们举着火把，点燃沿街的一栋又一栋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染红了半个天空，只见居民哭天喊地，呼儿唤女，扶老携幼，你拥我挤地争相逃命，大街小巷，到处是逃难的人流，到处是遗弃的衣物。城门内外，由于叛兵的阻扰，挤得水泄不通，老弱病残者在人群中呼喊、啼哭，被挤伤踏伤者不计其数。万恶的敌人站在高处，不时用皮鞭枪托殴打群众，抢夺群众财物，整个哈密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真是造孽啊!”
“第七十八师（中将）师长莫我若、一七八旅（少将）旅长刘伦元都未能管住属下团长陈公辅，也算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彭总稍稍深思了片刻说。
许司令员似乎看出彭总的疑虑，他说：“由于和陶同中将军衔的有六七个，而陶的威望暂时还未达到覆盖其所管辖部队的全部，故未能有效节制部下，从陶本人谈话也能看得出其力不从心啊！”
“是的，前两天罗元发报告，我军押送给养的一位参谋在哈密东门受到起义部队哨兵刁难，车队被阻留，谢参谋长接到报告后，火速赶到现场，但已经晚了，那位参谋竟被几个军统分子挟持，惨无人性的活埋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彭总气得怒火中烧，恨恨地甩了一下手说。忽然，他话题一转，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光达同志，野战军党委准备调立清同志到一兵团当政委，你有没有意见？”
“好啊！”许光达答道，接着又补充道：“徐立清同志应付僵局是能手，是一个能力强、方法多、信得过的好干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那好！二、六军进疆，团结就会更好，徐立清公道正派，从不搞小圈子，他能把刘振世改造过来，就一定能把陶部改造过来。”彭总深有感触地说。
三
【陶峙岳说：“徐立清不简单，为起义部队改编为二十二兵团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立清政委临危受命，刚进疆，就妥善处置了多起起义部队叛乱事件。其中最大一起发生在11月初徐政委进疆第二天，驻七角井之一七八旅两个营，劫我二军东返运兵汽车四十辆，并将押车之参谋及其他人员扣留。经我六军多次交涉无效，一七八旅旅长也不能节制其部下，后我六军十六师发现该部昼夜做工事，有叛变企图，徐立清政委与六军罗军长立即决定，以步兵五个营向其包围，令其旅长亲自领我军入营，将人车释放，并将该两营缴械，主犯由我方处理。
不久，二十二兵团骑七师连续在奇台、阜康、昌吉等地发生八起叛乱，六军在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指挥下，很快平伏，共降俘毙伤1200余名叛乱分子；另有900余名逃兵除极少数逃到山里外，大部分返回或陆续被追回。
多次叛乱事件的发生，使徐立清政委感到，起义部队的改造已刻不容缓。他立即把从一兵团派到起义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他说：“这些起义官兵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中毒很深，要改造他们，是一项很光荣、很艰巨的任务。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他们彻底转变过来，还有一个过程。
对起义官兵只用一般的教育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好根本问题就是要发动起来忆阶级苦；他们不少人苦大仇深，有的父母早亡，只剩下孤单单的一个人，他们没有办法呀，被逼走投无路，只有当兵，当兵后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欺压。所以，他们心里都有一团火。我们要用忆苦的‘火种’把他们心中的一团火‘点燃’起来，工作才能奏效。”
徐立清政委的一席话，使一兵团派到二十二兵团的干部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通过徐立清做工作，高高兴兴到起义部队的。今天徐政委又亲自到这里，这就更为他们做好工作，增添了信心。
徐立清政委还了解到，起义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都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这对于改造起义部队是重要思想基础。于是，徐立清政委就提出来让这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们一起学习，以营、连为单位进行忆苦思甜，互相受教育。
正在这时，有两个连队的起义军官串通起来，认为派来的解放军干部有意整他们，煽动士兵哗变，甚至动起刀枪与解放军搞势不两立。解放军干部也窝了一肚子火，差一点与这两个连队动起了干戈，情况十分紧急。徐政委知道后，立即赶到现场，对双方都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他说：“你们这是目无组织纪律，目无上级领导，你们都是阶级兄弟，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动枪动刀，算是有本事啦！”
徐政委这么一发火，双方都主动地放下了武器。徐政委经过深入了解，弄清了前因后果，原来是少数反动军官出生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受不了士兵在忆苦大会上对他们的声讨和控诉，就采取报复和过激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徐政委就采取了把军官和士兵分开来学习的办法，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然后把士兵对军官的意见转告给他们，两方面都做工作。这样一来，很快稳定了官兵的情绪，提高了官兵觉悟，及时防止了哗变。后来，这一士兵和军官分开学习的方法被普遍推广，受到陶峙岳将军的赞赏和起义部队广大官兵的欢迎。
在起义部队，当时还有不少军官想脱下军装离开起义部队，有的还做好了逃离的准备，徐政委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冷静，他没有把这些准备要走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而是一个一个谈话，了解情况。
一天晚上，徐政委找到一位连长，首先表扬了他们连队所取得的成绩，询问他个人和家里的一些情况，得知这位连长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后因和胡宗南的部下闹矛盾，被撤了职务。徐政委分析，这个连长不愿在起义部队工作主要是怕走父亲的老路，将来也会被共产党撤了职，因此产生了离队情绪。于是徐政委就耐心地给他讲道理，说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对自己的干部是关心和爱护的，他举了很多事例。这个连长看到徐政委这样一个解放军高级干部对同志和颜悦色，和蔼可亲，受到了感染和教育，主动交待了自己和其他几个连长准备逃离的想法，并向徐政委保证说，一定安心在起义部队工作。后来，其他几个准备要走的连级干部也都主动承认了错误。
徐政委到起义部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平息了哗变，也解除了很多干部的思想顾虑，受到起义部队官兵的普遍欢迎。陶峙岳将军后来回忆徐立清政委，对他改造起义部队工作方法非常钦佩，说徐立清不简单，为改造起义部队，为起义部队改编为二十二兵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王震说:“他是一个好政委，一个难得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王震在《忆徐立清同志》一文中，曾这样追溯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他说：[在这之前，我对立清已有些了解，抗日战争末期，他领导的新四旅就和我们三五九旅同住在陕北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4年我奉命率三五九旅一部南下，两年后返回。当我们粉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将进陕北时，彭总率领接应我们的部队中就有立清同志所在的新四旅。后来，我们各自的部队不断扩大，番号几经更迭，但都没有离开西北战场。听一些同志谈起，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善于团结人，很容易相处，能与这样一位同志相与共事，我很高兴。
立清同志到任后，从具体接触中，我确实感到，他是一个好政委，一个难得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进疆后，正式成立了党的新疆分局，我任分局书记，立清同志任副书记。当时，我们面临的局面相当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举行叛乱；生产亟待恢复；长期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亟待消除；旧的政权机构需要清理，新政权要迅速建立；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建立起来的民族部队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政治建军；起义部队要改造......真是百结待解，百废待兴。
当时关系到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进疆部队中抽调干部去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加强民族军、改造起义部队。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立清同志具体负责。
那时干部的思想虽然比较单纯，但是，离开老部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同的地方去工作，难免产生一些思想顾虑。立清同志量才选人，干部由他亲自谈话。对干部将要去的地方的有关情况，他都事先详细了解，有利条件，不利条件，应注意什么，一一向干部介绍、交代。
那时，我们住在一幢楼里，他那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房间，要调走的干部进进出出，常常深夜还亮着灯。由于他和组织部门同志的耐心细致，任劳任怨，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分局的工作也由此很快开展起来。这期间，立清同志表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时间那么紧迫，派出那么多干部，做得那样井井有条，很不容易哩！
那时候，民族军驻在伊犁。这支部队虽然拥护中国共产党，欢迎人民解放军，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偏处边疆，没有受过我们党的直接领导，对于党的民族政策不太了解，因而部队思想比较动荡，不少同志心存疑虑。我和赛福鼎同志都有担心。1950年初赛福鼎同志准备随同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走前还同我谈了他的担心。这时候，立清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到了伊犁，主要是去做民族军的工作。毛主席访苏结束后，赛福鼎同志取道哈萨克斯坦回国，途经伊犁停留了几天。回到迪化时，他很高兴告诉我，民族军的同志普遍反映立清同志工作做得好，部队思想稳定了，派去的干部和原来的民族干部相互间关系密切得多了。他说他放了心，我当然也很高兴。事后听说，立清同志和工作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开了多次座谈会，找了许多人谈话，常常是夜以继日。他耐心解释党的民族政策，肯定民族军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同时，教育派出去的外来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才打开了局面，使民族军的政治建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立清同志也表现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才能。从一兵团派出的干部到起义部队后不久，就发动战士忆苦。由于士兵在旧军队中长期受压，一旦觉悟提高，积恨爆发，有的士兵就想对那些军阀习气严重的军官进行报复。有两个连队的军官以为这是派去的干部故意整他们，煽动士兵哗变。立清同志得知，立即赶往那里，经过深入了解，弄清了前因后果，采取了把军官和士兵分开来学习的办法。士兵的意见由派去的干部转告军官。两方面都做工作，这样来稳定军官的情绪，提高官兵的觉悟。没有多久，就平息了哗变。后来，这个工作方法被普遍推广，受到了陶峙岳将军的赞赏和起义部队广大官兵的欢迎。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以后，在建设和保卫新疆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和立清同志对这支部队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五
【赛福鼎说：“徐立清对新疆的贡献很大。”】
1950年1月，徐立清和高锦纯（左一）、赛福鼎（左二）在一起
赛福鼎在《徐立清对新疆的贡献很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他对徐立清政委的印象。
他说：[我和徐立清同志是好朋友、好同事。我们俩感情很深，他是一个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都很正派的人，他是一个谦虚待人，一生忠厚、品质很高尚的人，是一个为新疆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是汉族干部中最优秀的一个。新疆能有今天的大发展，这其中也有徐立清一份很大的功劳。我常说，我忘不了徐立清，老干部忘不了徐立清，新疆人民更忘不了徐立清的恩德。
徐立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工作经验。他的高尚品质，他的无私奉献，一直在鼓舞着、激励着我。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立清曾到新疆伊犁的民族军中做工作，成效非常突出，我至今也忘记不了。
当时，驻在伊犁的民族军，部队思想比较动荡，经常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件，谁都不愿到那个地方去做工作。当时，我和王震都很担心，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但要想办法解决伊犁民族军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新疆局势。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央又让我随同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这使我更放心不下民族军的问题。临登飞机前，我找王震同志谈了我的担心。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徐立清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亲自到了伊犁。当时伊犁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汉人，要做好民族军的工作难度很大。
访苏结束以后，我急不可待地取道哈萨克斯坦回国，途径伊犁停留了几天，我和徐立清几次谈话，也到民族军中座谈了解情况，大家一致反映徐立清同志工作深入扎实，和民族军同吃同住，广泛结交民族朋友，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民族军的情绪稳定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等我回到迪化时，一见到王震同志，就及时向他汇报了伊犁民族军的情况。我对王震说，徐立清同志和工作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开了多次座谈会，既讲究工作方法，又不失时机地做工作，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六
【王恩茂说：“立清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王恩茂说：[我和立清同志是1942年在中央党校时认识的，经常见面，后来又一起作战。在新疆又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对他的印象用一句话概括：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位难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他在《立清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一文回忆说：[在新疆工作期间，大家都知道王震同志性格比较急躁，可徐立清与王震配合很好。建国初期，新疆很乱，情况很复杂，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时王震总是一个人干，工作很辛苦，立清主动找到王震商量，要求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提出召开一次领导干部工作会议，进行合理分工。王震不仅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非常高兴。
徐立清同志也很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干部，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政策。那时他已经开始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做好长期在新疆工作的准备。他说，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不仅便于和他们交流思想感情，而且还有利于搞好民族团结。他还请来少数民族同志对他进行指教。为了学习好，徐立清还用水果来招待他们。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他、亲近他，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就是讲错了也没有关系。
立清同志工作责任心强。彭老总对徐立清评价很高，经常说他思想品质好，工作作风好，责任心强，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因此也十分信任他。我对立清也有这样的评价。徐立清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能做到舍自己为别人，处处顾大局。刚到新疆时，一些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举行叛乱，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区的民族部队问题严重，需要整军；还有起义部队的改造问题，抽调干部去建立地方政权问题等等，工作很多。这些主要由立清同志牵头、负责去解决。立清同志很有耐心，就一天到晚和大家谈心做工作，有的做通了，有的没有做通。记得有一段时间，立清身体不太好，他还是想着工作问题，发着高烧到了伊犁做民族军的工作。赛福鼎同志对这些情况很了解，他对徐立清的评价也很高。赛福鼎多次对王震同志说，徐立清工作责任心强，是一个很有胸怀、很会做工作的领导同志，是汉族领导干部中最优秀的一个。]
七
【培养赛福鼎、鲍尔汉入党】
1949年10月23日，出席新政协会议的新疆代表团准备离开北京的这天，毛主席再次接见了赛福鼎和代表团的同志，并让周总理为代表团准备好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要做到有绝对把握才能起飞，确保安全。
就在这时，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员、徐立清政委给赛福鼎打来电话，询问会议有关情况，当赛福鼎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递交毛主席时，徐立清政委当即说：“这很好，这很好嘛，希望你尽快递交给毛主席，这是一件大事啊!”王司令员也说，请尽快办理。就这样，赛福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了毛主席，并说：“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您批示。”毛主席接过申请书后，展开看了看，高兴地点了点头后说：“好”接着就把申请书工工整整叠好放进自己的衣兜里。
就在新疆代表团离京赶到机场的时候，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为他送行。他紧紧握住赛福鼎的手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赛福鼎一听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激动地握住总理的手久久不放，连声说：“谢谢主席，谢谢总理。”周总理说:“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在机舱口向周总理招手致意......
当时，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员、徐立清政委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专程到酒泉机场迎接赛福鼎等一行归来。赛福鼎还没来得及休息，彭总在王震司令员、徐立清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来到代表团中间，他刚一入座，赛福鼎就将主席的批示呈送彭总，彭总看过后，高兴地说：“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彭总一边说，一边读起了电报内容:“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阿合买提江是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前往北京开会途中不幸飞机失事而牺牲），曾留学苏联，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11月8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正式成立。由王震任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按照主席的批示精神，赛福鼎很快履行了入党手续。
1949年12月23日，赛福鼎、鲍尔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仪式（宣誓日），由新疆分局副书记徐立清主持举行。王震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讲了话。
在赛福鼎入党的问题上，王震后来曾回忆说：“我是分局书记，立清是副书记。我很忙，立清多次找赛福鼎谈话，考虑到赛福鼎没有在延安学习过，接受党的教育较少，重点对他培养教育。在赛福鼎的入党介绍方面，我和邓力群同志做了赛福鼎的入党介绍人。实际上立清做了很多工作，他不是介绍人又实是介绍人。后来我和立清又做了新疆省主席鲍尔汉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我和立清商量，要吸收一些民族领袖人物入党，动作要快，尽可能在1949年底把手续办完，早一天入党，使他们填表时能多一年党龄。”
鲍尔汉在回忆录中曾记述他在入党宣誓时刻的激动心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后，我就找王震谈心，并通过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党组织审查了我的政治历史与现实表现，经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绍，1949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经候补期而成为正式党员，以后又担任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务委员。从此以后，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个生命，就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事隔三十多年后，赛福鼎、鲍尔汉都曾回忆说：“徐立清是我们最敬佩的老首长，他对我们的帮助教育是很大的，他处处起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利，他是汉族干部中最优秀的一个，我们也处处以徐立清为榜样，发挥党员的作用，受到了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
八
【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党】
新疆分局成立后，为了便于组织领导各项工作，王震、徐立清首先考虑是尽快建立新疆地方各级党的组织。由于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辽阔，开展工作非常不便，故以分局名义致电请示彭、习、张、甘等西北军区领导，提出首先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个小军区及军区党委，以巩固地方秩序，肃清土匪，防止叛乱，并团结民族军和协助“新盟”进行地方政府改组。彭总于1950年1月15日回电批复新疆分局：同意你们所提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个小军区及干部配备，已转报军委核准委任。
当时，喀什、迪化军区及党委分别由二、六军负责很快建立，这就为下一步建立喀什、迪化两个地方省级党委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五军刚刚由民族军改名过来，还没有党的组织。所以，分局党建工作重点是发展各少数民族党员和五军（伊犁军区）党组织的的建立。
民族军的建党，实际上早在中央批复成立新疆分局电文中，已明确提出。只不过因为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还未进疆，分局还未正式成立，所以客观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当时六军赴伊犁先遣队与民族军已接洽，所以徐立清政委即刻指示伊犁工作队，将培养和考察“新盟”和民族军主要领导干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指定五十团团长刘光汉、政委黄继甫做新盟代主席艾斯海提、民族军代理总指挥列斯肯（后任五军军长）入党培养人和介绍人。民族军驻迪化部队（原乌苏步一团）建党工作由六军军部负责，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亲自为上校团长马尔果夫（后任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迪化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祖农太也夫（后任新疆军区第二副参谋长）、迪化警备副司令玉素甫夫等做入党介绍人。徐立清政委还指示新疆军区直属队党委重点培养哈山诺夫（时任新疆军区第二参谋长）、沙提诺夫（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两位同志，并且徐政委与朱家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做他们的介绍人。
1949年12月20日，伊、塔、阿三军民族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改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恰逢此时，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赛福鼎准备同毛主席去苏联访问，临行前他对王震说：“民族军问题很难办，咱们要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王震说：“现在我最担心的也是民族军问题，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啊。”
此时，徐政委也正在研究伊犁五十团送来的汇报材料，当他得知赛福鼎要随毛主席去苏联访问，就找王震司令员主动请缨，要求和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带一个工作组去伊犁做民族军工作，并保证等把工作做好了，再回来。王震说：“立清同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你要慎重啊，这儿离不开你，能不能换一位同志去。”徐政委说：“不用了，我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
徐政委与程师长等一行到伊犁后，顾不上休息，立即与五十团刘团长、黄政委、杨主任等到五军司令部，与五军领导一见面，徐立清政委说：“我知道民族军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解放军的，我这次来代表分局和王震司令员看望同志们，通过接触，多加强我们之间了解。”
民族军中除了少数几位领导在省军区成立时见过徐政委，大多数都没见过，此次见面的第一感觉是，徐政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列斯肯军长说：“今天见到您，就有一种像老朋友那样的感觉，真妙！真妙！” 还有的直言不讳地说：“这位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没有官架子，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可怕。”
在随后深入五军部队调研中，徐政委发现，我们过去对民族军了解还很不够。他在之后写给分局《报告》中这样记载：[初来乍到，由于我们对民族军实际情况，尤其是对部队与干部的思想政治情况了解不够，以为是接近苏联的革命地区革命，部队主观的想象情况应该会好的，虽然过去是反对汉族反动统治，但我们是共产党，暨不压迫人统治人，当然应当对我们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事建设、政治工作制度理应表示学习，至少也应该是赞同；然而来到后，事实与原先想象有若干距离。]
为什么会有这样距离呢？
徐政委分析其原因是：对于五军的提高，受民族宗教，语言关系，以及成长与发展历史条件等不同局限。最后，他在《报告》中说：[一是必须采用与老的人民解放军及二十二兵团都不相同的工作方针与步骤，而且需要有实现这种方针与步骤的灵活工作方法与方式，这就要切实反对把老的人民解放军的经验原封不动搬运过来。二是我们应注意的是在解决问题时要讲策略，教育内地干部从自己熟悉的事实和人物中做起，讲究策略和技巧，这样做要比生硬照搬解放军经验容易收到效果。三是有耐性，要能够等待干部与群众自觉自愿的提高。民族军是有自己所创造的整套组织制度与作风，过去在斗争中曾获取与巩固了反国民党的胜利，这固然是好的，但同时也就局限于某些干部对过去缺点缺乏深刻认识，再加上多年来反民族压迫教育，人民和军队对民族压迫的敏感性很强，且对汉人有过历史上宣传下来的仇恨，短时期内尚不能把所有的人提高到能从阶级上认识和分析问题的程度。四是工作方法上，首先要把团结做好，外来干部与原有干部融入一体，消除怀疑与一切隔阂。不要做硬性批评，多采用合适和恰当的协商，对必须坚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对实施的方法应多采用原有干部的意见。在目前应多表扬优点，认识三区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五军的战绩，恰当的认识干部过去的功绩与现在的工作能力。对缺点的批评要适当有分寸、看场合、按情适可提出，不要一下子都端出来，渐进式地接受切忌起反感。]
从3月初开始，徐立清政委除了在伊宁、巩哈两县乡村做社会情况调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五军。他不仅找领导同志座谈，还召集不同层次干部战士谈话，拉家常，很快掌握了五军领导干部思想状况。集中表现在下面几点（根据工作组原始档案整理）：
1、委派（外来）政治干部是错误的，汉族到部队（五军）多了会破坏当地民族风俗习惯；
2、派汉族干部是顾问性质可以，如果有职有权，就不喜欢，认为过去既然都单独干了（指革命）五年，那么今后也可以继续单独做下去，因此公开表示师团两级派政委是不必要的。
3、党与部队关系默认上，五军很多干部表现愿意入党的志向，师团以上干部也认为建党是必要的、应该的；五军在原则上也应当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基本问题是，不愿意由外来党员做骨干，于是对外来解放军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决定重大问题时，在会议上（讨论）有时表现出不耐烦，流露出须按军衔高低做为代表性意见的情绪。
经过认真分析以上思想问题之后，徐立清政委认为，解决思想根源要从长计议，眼前要做的工作是应尽快按照人民解放军体制要求，推动五军政治建军工作的深入开展，而此项工作推动，势必先要考虑建立五军党的领导组织。但是，五军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建党的条件，能不能先行一步呢？
必定在人民解放军党组织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此先例。徐政委经过认真地反复思考，并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于1950年3月10日，亲自草拟了《建立伊犁军区党委名单》的请示电文，上报新疆分局，现将原电文摘录如下：
《建立军区党委名单》（电文）：“报王张曾：寅灰后到伊于佳日召开军干部会议，徐参加此会，讨论建立军区党委名单，暂以七人组织；顿星云（二军副军长）、李恽和（四师政治部主任）、列斯肯（五军军长）、马尔果夫（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十三、十四师政委、五十团团长刘光汉，以顿为书记；列、马为新党员，按党章规定不能参加军和军区党委，为利于工作，提议参加党委是否适当，请批示。 寅灰”
3月12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给五军回电记载：“徐政委：寅灰电悉，同意五军党委名单，并批准列斯肯、马洛果二同志为军党委委员，并请增加十三、十四两师长为候补委员。分局寅文”。
军党委成立后，徐立清政委与五军党委顿星云书记（伊犁军区政委），按照人民解放军政治建军要求和政治委员制度规定，成立新的军政治部。努尔·包吾东任政治部主任，李恽和任副主任。其他干部由军各单位共抽调了35名，新成立政治部内设有：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文化部、总务部等。其中组织部分组织、干部两科。同时对原有司令部、后勤部、供给部、炮兵大队、警卫营、卫生处等进行充实调整。与此同时，军、师一级军政委员会也分别成立。至此，第五军从组织上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五军（民族军级建制部队）的政治建军和建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尚属首次；其中在多民族地区机关，特别是党的机关的民族化，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民族政策的走向。
中央正式提出“民族区域党的机关民主化的问题”是在1954年10月，实际上，早在1949年12月，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已开始进行探索。在积极推进党的机关民族化进程中，新疆分局副书记徐立清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从表面上看，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进程的步伐似乎放慢了些，但是，这种变化更多的是在政策策略上的一些调整，还不能表明中央放弃了党的机关民族化的政策主张。否则，很难解释之后到七十年代，赛福鼎同志为什么能够任新疆“四个第一”。
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主席邓小平，向徐立清同志的夫人党秀玉表示亲切慰问
1983年1月18日下午，在总后勤部礼堂为徐立清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
1983年1月16日，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余秋里、杨德志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在解放军总医院向徐立清同志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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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 蔡小心
编辑 | 多啦与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