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从“自杀潮”看日本教育体制痼疾（三）：价值偏差的媒体报道
9月1日通常是中国的返校日，而作为友邻的日本也不例外。这个日子本是重返纯真校园、和同学阔别重逢、与朋友分享假期趣事的时间节点，却逃离不了一个“魔咒”——9月1日开学日，也是每年日本18岁以下未成年人自杀率最高的一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日本政府数据称，1972—2013年间，日本有超过1.8万未成年的青少年选择以自杀方式抱憾离开世界，而9月1日开学日前后更是“自杀潮”的高发期。
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东京自杀综合对策推进中心”的调查报告称，中小学生自杀高峰从9月上旬移至8月下旬，可能与暑期长假结束、新旧学期交替等因素息息相关。
为什么本该充满欢笑和憧憬的“返校日”变成了“自杀日”？日本的教育体制到底出现了何种问题？在本系列文章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日本的艺术创作极为热衷花上大量笔墨，描写和表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日常琐碎甚至死亡，容易在三观还未成型的青少年中形成刻板印象。日本的影视剧作品中自杀情节司空见惯：《半泽直树》中堺雅人扮演的男主的父亲因为工厂资金短缺、陷入绝境而选择自杀，清水浩的电影《不生》用细致的场面展现了集体自杀的现象。
在文学作品中，受到“物哀美学”的影响，作者往往习惯用冷峻清淡的语调描写死亡过程，且遣词造句充斥着压力、颓废的气息与基调，深刻影响着日本未成年人对死亡的思考方式。
媒体在进行相关作品推荐时，为了销量和曝光度，通常会将直指人心的“生与死”这个主题放大，甚至将其作为作品的卖点加以宣传，还评选出与作品相关的“十大自杀圣地”供粉丝“打卡参观”。在商业资本的裹挟之下，仿佛失去了“死亡”内容的创作就不是成功的作品一样。
近年来，在日本青少年阅读市场中占据极高份额的文学作品通常都存在这个诟病——推理小说大师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中，男主角为了保全爱人选择牺牲自我，被媒体冠以“纯爱”的评价。
村上春树的名作《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的朋友接二连三选择自杀，并让“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句话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情爱大师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中的结尾，男女主角选择在婚外情之后双双殉情而亡，其中对自杀的描写极为细腻、详尽和直观冷静，读罢容易让青少年无比向往这种“新奇酷炫”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而付诸实践。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菊与刀》中揭示了日本人复杂的国民性，其中怜惜残月、落花、晨露、夕阳等自然界中的“物哀”之景更是印刻于日本人的性格中。
同时，日本文化中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刻意鼓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赞扬“自杀殉国”的忠君文化，切腹自尽更是作为“轻生死”的传统在战争年代广为人知，并经过媒体报道的增加而不断强化。
即使进入现代社会，日本媒体也习惯性从细节描写生命无常，对自杀死亡的过程极尽美化，符合日本人一贯的命运虚无缥缈的审美偏好，却也造成了青少年的跟风效仿。
当电视、网络和手机上不断播放和强调各类自杀事件，并对主人公自杀的心路历程进行详尽的剖析，对主人公命运进行全景式的梳理，甚至对其自杀的细节也真切还原，无疑会让本就饱受校园霸凌之苦的未成年学生触景伤情，想要了却残生。
此外，日本的动画和动漫作品中也对自杀者持有崇拜赞赏的态度，让不少未成年人在三观还未牢固树立时就过早形成了“死生亦大矣”的生命观，缺乏正确且必要的死亡教育。
社交媒体对于日本青少年学生自杀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文科省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的情况定义为“不登校”，其大致代表学生主动选择长期逃学。近年来，日本“不登校”的情况愈演愈烈，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日本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
为了声援这部分厌学的群体，日本网民在网络上发起“不上学并非不幸”、“你不必到学校赴死”等话题，力图帮助该群体度过心情低落期。不幸的是，这反而导致校园霸凌从线下蔓延至网上，昔日里只在校内发生的校园暴力衍生至社交媒体，部分受害者的裸照、黑历史和聊天记录被悉数曝光，甚至遭到“人肉”威胁，都加剧了未成年学生的轻生念头。
开学日本该开心欢乐，充满欢声笑语和无限憧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当你们发现惧怕校园、畏惧开学，并出现悲观厌世的情绪，请记住——生而为人，你不必抱歉。无论有多不堪回首的校园经历，请一定重新振作起来，好好活下去！
本文作者 @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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