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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之路——建军故事小则
第一则:南昌起义
其实这两只队伍无论从成分、组成与指导思想上都包含着重重的矛盾,农民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员占了相当多数,许多雇佣思想、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十分严重,它们的顺利会师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与简单,如何将这部分改造成“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尖锐部队,变成了摆在指战员案几上的重要问题。这支部队应该靠什么凝聚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无不胜”的威力呢?
第二则:古田会议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在民主选举的条件下,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军队的政治路线岌岌可危。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可以说,从古田会议起,我们党成功地将这支起义军队转化成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为民服务”的尖锐雄狮。
第三则:湘江血战
1933年,日军大举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受蒋介石“攘外边线安内”的反动方针影响,国民党的主力部队集中于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从1933年9月起,其调集了50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而红军方面受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而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长征中最为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但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了3万多人。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这场战役直接导致在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它是红军四处碰壁的绝境中召开的,从此中国革命的一个杰出人物——毛泽东正式登上了指挥人民军队革命的历史舞台,标志着我们党的军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现代化国防
这些鲜明的特征其实是和我党历来的建军思想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到在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创举过程中,我们依然离不开国防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传统,离不开人民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
在7月28号、29号的相应的南海军事演练则是在行动上对这个宣言的证明。基于此,我们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会担负起历史与人民交托给的使命,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它们的力量。
众所周知,在美国革命以前,原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领土上流行着一个歌曲,名为《扬基歌》,甚至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傲慢的英军就曾唱《扬基歌》来嘲笑美国的大陆军,该歌词的早期版本充满了英军对于殖民地居民勇气与衣着举止方面的嘲笑。
然而,当美国独立战争获胜后,英军就是在这个歌曲下执行的受降仪式,终究为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付出了应由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想这种嘲笑与宣传本身就是某些国家忘本的体现,如果哪日类似《扬基歌》的场面出现在了某国的公众场合,不知伟大又朴素的华盛顿将军将对此作何感想?
本文作者@李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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