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先从香港问题谈起，因为香港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缩影。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实际上在解放战争时期，香港就与内地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广州，三天后打到了深圳河北岸，直逼香港，彼时香港正是港英政府统治时期，英国随即在香港增兵至3万人，正当大家都觉得解放香港战争在所难免时，解放军却偃旗息鼓，按兵不动。那时候中央政府秘密联系港英政府，提出三个条件，大致意思就是说不能把香港作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港英政府同意了这三个条件，这场战争才得以规避。而后的1950年，英国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合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而此时，内地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香港的特殊作用再次体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物资禁运，内忧外患之际，中央政府通过香港这个渠道为内地输送了大量物资，特别是被西方禁运的敏感物资，香港为新中国躲避美国封锁提供了有利条件。后来中国在联合国提出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也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等于国际法承认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属， 英国当时就有许多人急了，幸运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亲华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当时的英国首相希思非常有远见，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大国，同中国建立关系很有必要，1974年希思访华，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他们谈到香港问题，周恩来总理说香港是1898年租借给英国，租期是99年，在1997年到期，而后才有了97年香港回归的事。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并非是那种纯粹的英式民主，香港人甚至只能算是个三等公民，这在电影《追龙》中就有所体现，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前就给如今的香港问题埋下了许多雷，比如在回归之前香港总督并不是普选产生，而是由英国女王直接指派，并且只受命于英国女王，在香港回归谈判时，英国却提出香港应该普选港督。不仅如此，英国在香港的司法系统中安排了许多英国法官，这些法官都是终身制的，而中国政府决定执行一国两制，是无法干预香港司法的，到如今香港的司法系统仍然被英国掌控，甚至在香港第二任特首梁振英卸任前，还任命了新的一批法官，当然这不是梁振英的意思，民主制度下是三权分立的，而特首只是香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法干预司法系统，他只是代表最高权力通过了司法系统的相关任命，而这些法官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国籍或者英国国籍和香港身份。就是因为司法掌握在英国手中，才有了后来香港占中事件法官判几个警察两年监禁，而只判暴徒5个月，最后甚至暴徒交了保释金就出来了。所以香港的暴动者才如此猖狂，大陆许多网友都觉得香港警方过于仁慈，下手太轻，主要是因为香港法制体系的漏洞。更何况香港的教科书仍然沿用港英政府时期的内容，教育跟文化都是英式的，甚至在教科书里居然能出现引用一位律师质疑一国两制的相关言论。再者香港90%的媒体都被美国掌控，这些媒体都是独媒，对于香港暴动的报道始终以偏概全，始终把镜头对准警察，发现警察对暴徒有所动作就大肆渲染说警察滥用暴力，而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在一次暴动中，一个警察甚至愤怒地质疑记者：“你们为什么不拍那些示威者？”正是因为香港司法、教育、媒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才导致了香港今日的乱局，而其中不乏美英两国的身影，美国在香港的大使馆安排了一千多人，这已经严重超过了正常使领馆的人员配置，而在近期的香港暴动中，几乎每次示威游行都能看到外国人拿着对讲机在现场指挥的身影，甚至有的外国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出现。香港如今的动乱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香港经济已经严重被房地产和金融裹挟，特别是房地产，香港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房价，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于是就对现状不满，而这一部分人是极容易被煽动的。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上任时，就发现了这个隐患，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八万五计划”，政府加大土地供应，确保每年兴建房屋不少于85000套，以此来解决高房价问题。但是这触及到了房地产商以及那些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房价下跌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当时就爆发了大游行，因此八万五计划不得不被搁置。林郑月娥上台后，又提出“明日大屿”计划，填海造陆增加住宅面积来缓解香港高房价问题，同样遭到了反对。香港人一直把曾经的辉煌归功于他们所坚持的民主自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自己奉为圭臬的民主自由带来的。民主的外衣下是裹挟的民意，西方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是在民意的裹挟下进行的，这是西式民主的一大弊端，民众往往只考虑大环境下的个人利益，却不会考虑全局的发展。看看希腊，因为民众的高福利而陷入财政赤字，政府若想改变现状缩减赤字就不可避免的要减少福利，但是减少福利一定因为得不到民众的选票而下台，所以就不停陷入这样的怪圈，这是民主制度下西方国家解不开的死结。意大利的电网35%的股份卖给了中国国家电网，而西班牙也有不少资产卖给了中国企业，西方国家有的因为财政问题就这样不断的卖钱给民众发福利，所以西方的衰败是有其制度上的原因的。政治是一件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必须要有过人的毅力和智慧，必须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能胜任，普通人往往不能达到这个高度，并且缺乏相关经验，也不能站在这样的角度全盘考虑国家的发展，而且民众往往考虑的是大环境下自己的权益，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政治被民意裹挟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香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修订逃犯条例而上街游行的许多人都是因为媒体不断发布妖魔化逃犯条例的信息，说中国政府可能以任何理由将香港人送去内地审判，使得人人自危，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使得港府不得不停止修订逃犯条例。也只有在西方国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年轻时杀过人的杜特尔特当了菲律宾总统、演过总统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当了乌克兰总统，在中国，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让许多人不能理解的事，首先在中国经商是不能从政的，更别说杀过人的、喜剧演员来当领袖，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产物，而中国的领导人从基层开始做起，拥有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而在西方，每个领导人、党派后面都有支持他们的利益团体，会大量的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其选举造势，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影响传媒来左右选举。比如1996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遭遇了政治危机，在总统大选中遇到了势力强劲的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人，当时的俄罗斯寡头别列左夫斯基就非常恐慌，因为他是支持叶利钦的，随后别列左夫斯基就联手俄罗斯的另一位寡头古辛斯基花重金帮助叶利钦竞选，其中一招就是买下了俄罗斯的公共电视台，在电视上疯狂轮播叶利钦的竞选广告，最后叶利钦以半数多一些的优势连任成功。在西方这种政治体制下，资本通过操纵选举从而影响政治，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有些民主国家资本控制着政治。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是一个被财阀统治的国家，像三星、现代、乐天这样的韩国前十大财阀竟然占据了韩国75%的GDP，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是第一个敢于向财阀挑战的人，后来在财阀发起的政治斗争中自杀身亡，而卢武铉的生前好友文在寅是韩国的现任总统，为了给卢武铉复仇，正是在他任内发生了李胜利夜店事件，并且对于张紫妍案他也提出“愿赌上命运彻查此案！”李胜利的背后就是韩国的大财阀们，张紫妍也是因为被逼与财阀大佬们陪酒陪睡而自杀身亡，文在寅宣布彻查此案实际上就是向韩国的大财阀们发起挑战，很不幸的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李胜利无罪释放，韩国警方确认胜利夜店没有实施性暴力和吸毒事实，两任总统在韩国大财阀面前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一个缩影，如果政治被资本左右、如果媒体被资本掌控，普通人的上升空间将越来越狭窄，甚至成为资本的棋子，群众往往是麻木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资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传媒让普通人相信一些本来跟他们关系不大的条例、法案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游行示威，在一片反对浪潮中政府不得不停止那些条例和法案。就像大陆和台湾签订服贸协定时，台湾发生了太阳花学运，许多学生团体上街游行，并且占领了台湾立法院，抵制服贸协定，然而他们许多人根本没有仔细了解协定的全部内容，大多都是通过YouTube上的一些“服贸懒人包”视频了解的。所谓的“服贸懒人包”就是某个视频博主以通俗易懂的方法把服贸协定的内容以及带来的影响通过视频的形式讲解一遍，而这些博主往往是仇视大陆的，讲解的并不准确甚至有些阴谋论，认为服贸协定损害台湾自身经济，强化大陆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在大量学生团体的反对下，服贸协定被迫推迟。西方国家不断鼓吹民主自由，想尽办法让我们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有可能通过非常手段左右我们。在2010年后的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运动，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推翻本国政府建立民主制度，在这场动乱中突尼斯政府被推翻，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趁势崛起……后来在来自法国、比利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8个国家23名学者共同研究编纂的《阿拉伯革命背后影响的一面》一书中透露，美国就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幕后推手。美国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NED）”这样的组织介入这场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运动，资助和推动“阿拉伯之春”的进行。而像NED这样的组织，最近的香港暴动就有他们的身影，美国又拥有着舆论主导权，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这样风靡全球的应用，都是美国公司所持有，在这些APP上都存在着大量的攻击中国的内容，所以舆论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不妙的，西方一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遏止中国，首先就是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相信他们那一套。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也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我党是整体利益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所以在发展上更为均衡，行政效率也非常高。在西方，可能为一件事国会、议会吵的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连民众都持不同意见，就像英国脱欧那样陷入僵局，每个人甚至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核心诉求与利益考量，这样的后果就是行政效率很低。而在中国，我党往往会从全局考虑，一定会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出现西方国家那种僵局。所以有个美国人就说“希望一年中364天是美国，1天是中国，在这一天中把所有没有通过的法案全部通过。”如果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谓的民主，我们可能走不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有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更不会拥有如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为了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甘肃、贵州这样的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政府大量兴建各种隧道、大桥，而这些都是由国企承建，许多这样的建设对于这些国企来说都是亏本的买卖，但是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却有长远的影响。在西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本质上也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文明上的差异，西方国家是尊重个人权利的，在西方大概率不会出现高铁霸座这样的事，所以一些中国人就拿这些事认为西方人素质高并以此攻击讽刺中国。美国屡次发生枪击事件，有次纽约市长很高兴地宣布纽约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发生过枪击事件了，然后就在第四天就再次发生枪击事件，枪击事件屡禁不止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认为公民拥有持枪的权利。同样也是因为美国尊重个人权利，他们是不怎么喜欢像中国这样拥有着的许多国有企业的，他们认为这样剥夺了民众的权利，挤压了民众获取财富的通道，所以他们会把航空航天这样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产业交给私人企业来做，就像马斯克的SpaceX。也不要觉得这样就好，想想韩国政治是如何被财阀垄断的，政治被资本垄断，谁来改变普通人的命运呢？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是私企，所以基本上不会做亏本买卖，自然就不会像中国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越性，这在西方被称为中国模式。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他们是中国模式的积极学习者，甚至他们的总统就是中国毕业的，如今这个国家经济上也超越了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在西方模式下，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许多人的上升空间被压榨，香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和金融，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资本则巧妙的利用传媒将这种矛盾转移给内地，才有了许多那样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香港的民主救不了香港，只有祖国才能拯救他们，别忘了97年金融危机，中央把大量资金输入香港，才拯救了香港的金融。这是西方模式下的一个经典范例，在中国你还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哈佛大学，他们的招生是向哈佛校友的子女倾斜的，而在中国只要你足够努力，都可以上国内任何一所高校，在教育资源落后的地区，国家还有分数优惠，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相信民主的谎言，许多国人推崇它，是因为这种制度尊重个人权利，使得他们能够幻想一个高度素质化的社会，其本质上也是文化差异，相信通过教育的普及，中国人也将越来越尊重个人权利，并且这些事已经在你我身边不断发生。人往往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会去想自由，然而许多人能有今天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正是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如果不是中国的制度优越性，想必许多地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的面貌，更何况，在中国究竟哪里不自由了？我党是久经考验的执政党，相信党和国家，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本文作者@寻野见&题图@五道春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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