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眼狼”是如何学会打仗的
实际上，尽管越军在后期赶走了法国侵略者，但是战略上的胜利不能掩盖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从中国援越干部的角度来看，反而更加清晰。
实际上，这场战役是边界战役，边界战役以攻坚战为主，而中国顾问指挥的战斗中没有伏击战。而且由于越军官兵普遍对中国顾问不信任，中国顾问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越军的战术级别的作战行动。其次，此次战役开始当天，艳阳高照，天气晴朗，并没有图片中所说的大雨倾盆。最后，越军的确贻误战机了，但是原因是越军209团迷路走错了位置，原定于早上的战斗拖到了晚上，并由此造成了越军2000人和法国300人对峙3天的辉煌战果。
01
中国革命胜利，胡志明向中国求援
1949年9月，中国革命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际，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胡志明主席派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李班同志，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到中国，和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联系，请求中国援助越南的解放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与联系下，苏联、东欧许多国家也相继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到达北京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即使由此引起法国的不满而推迟对中国的承认也在所不惜。刘少奇还很快安排胡志明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共商援越抗法的大计。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乘同一专列回中国。在火车上胡志明向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提军事物资和军事顾问的要求。毛泽东明确表示，军事物资上的援助当尽力相助，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毛泽东说这件事在回到北京后，我们中央会很快研究做出决定的。
毛泽东于3月4日回到北京后，不久即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
胡志明到北京后，便立即回复正在北京的黄文欢，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已答应帮助我们进行抗法战争，他们在刚刚胜利、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时候，任然爽快地答允全力无偿地支援越南，实在难能可贵啊!我们今后对外工作重点要由泰国转到中国，你将是我们党和国家派到中国的代表。随后，他便立即返回越南，继续领导越南共产党同法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尽管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在越南北部地区同法国殖民者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艰苦战斗，并且时刻忍受着缺少粮食，弹药，药品的痛苦，但是在长达5年的战斗中，越南共产党的活动区域还是被限制在山区，以及大量的农村地区。由于和法军作战长期处于不利局面，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士气普遍比较低沉，军队内部问题重重，指挥官缺乏战术头脑，因此在和法军作战时，面对实力绝对占优势的法军，往往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前提下，仍不能达到预期的战术目的。
因此，在中国答应向越南提供包括弹药、补给、武器等援助后，越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希望中国能给予更多的援助，以帮助他们打败法国殖民者。
02
越南狮子大开口，中国有的放矢
1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奉行“革命外交”，乐于向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帮助。而越共似乎摸透了中方的心思，在援越谈判中，以“革命友谊”的名义狮子开大口。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代表来到北京,希望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包括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遣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可以说这份清单实际上开启了越共对中方援助的过度索求，譬如，胡志明到北京也提出过援助飞机的要求，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空军，自身飞机也严重缺乏﹔他回国后不久又提出要求中国提供各种人员、物资和装备，以及3000吨粮食等要求。
胡志明最初提出援助要求时，正值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援越工作由在京的刘少奇负责。
1949 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越共的要求。刘少奇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认为可以援助但需要有所节制，武器装备和医药器材可以提供，“但不能给予太多”部分物资可通过贸易解决，“但不能有一千万美元”，军事干部可以派，不过要先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电台前往了解情况，“然后再派军事干部”，总之是不能立刻和完全接受越共方面的要求。
奠边府战役中的越军大量武器装备，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慷慨解囊。
毛泽东赞同罗贵波带电台去越南，要“谆嘱”他“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对于越共要求的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分，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首次提出，派遣到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做“顾问”。这是中国后来决定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由来。
但是，由于我国当时财力有限，南方的交通不太好，而中越边境线长期被北越伪军和法国殖民者所掌控，因此在1950年4月，云南地区的部队便报告中央，越共“要求数目太大，实无力供给”。
刘少奇指示应根据越共确实需要和中方有支付的能力两个标准提供援助,并要向越方解释清楚，至于粮食等则不可完全拒绝。中共中央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也告诫他不必有求必应，“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不能办到者则无法供给”:其他物资可暂时作为军事援助，都要记录在册,将来越方有能力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现在先以帮助越军作战为主。
在1951年初，中方即感到，越方会“随便开出要求援助的货单，有时数目很大”，有些要求甚至“完全不近情理”。他们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共的援助请求“均应做负责的审查”，不合理或不可能予以满足的要求“均应删除或减少”，而且要向越方说明必须爱护武器弹药。
“二百亿养了个狼崽子，我让你怎么吃进去，叫你怎么吐出来！”
尽管在军备物资援助上，中越双方有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方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是积极的，据学者统计，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是向越共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军事援助规模巨大,包括各种枪支15.5万多支、枪弹5785万多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多吨、油料 2.6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
中国的自行车驮起了胡志明小道的交通线。
然而，这些援助物资中有相当部分没有派上用场，而是被浪费了。刘少奇在给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电报中谈到援越武器装备的管理问题时说，根据来自南宁的报告，援助越方250辆汽车他们只领走65辆，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资“保管甚差”，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都已经生锈不能使用，仅运回的报废弹药就有300 余吨。他要求将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军事顾问团今后必须审核越方提出的军援项目是否为必要。
03
越军问题重重，中国顾问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考虑到越军自身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越共代表请求中方派出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毛泽东则批示，派往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担任“顾问”。至1950年5月，赴越军事顾问团正式组建完成，共调集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281人。
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中南海接见了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见中，毛泽东对顾问团提出“积极援助、决不包办”的工作原则，号召顾问团成员发挥高尚精神，要准备“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不要着急于何时回来，尤其强调与越共“搞好团结”、“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能表现出我们胜利者的骄傲自满”。
毛泽东甚至提到了汉代“马援征交趾”，是“中国曾经欺负过越南”，所以顾问团应该就此类历史问题向越共道歉﹔同时要求顾问团只负责帮助越共建军和打仗，对其他问题“要少发表意见”。综而言之，毛泽东不但希望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取得军事胜利，还希望其为中国树立一个完美的国际主义形象。毛泽东还告诫即将赴越的军事干部们，“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要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顾问团在越南要有代号，要多穿便衣和越军军服，不要给美、英、法等国“找借口的机会”。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军事顾问团的告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至于胡志明曾不得不向毛泽东抱怨说中国顾问们的态度“太谦虚了”。但越共对军事顾问团的信任，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战争的胜利。边界战役发起之前，越共的原计划是先攻占高平，陈赓抵越后提出需先攻占高溪，并竭力说服了越军指挥员，战役胜利后，胡志明向北京发电称赞此役“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此后越共中央一直宣传越南革命的胜利，必须学习苏联的中国的经验，并“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
边界战役，是在中国顾问的帮助下，越南军队取得的首次大规模胜利，对于提升越南人民军的士气有很大帮助。
军事顾问团对越共军队建设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越军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顾问团的指导下，越军模仿中共军队内战时期的整军运动，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动员战士用自身经历控诉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激发“阶级仇恨”，有些越军部队在观看了电影《白毛女》后，“当场有十余人哭倒”,“有一个战士跑到银幕前枪打‘黄世仁’”。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越南军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尽管中越交恶后，越军对其内部的“亲中派”进行过数次的清洗，但是实际上今天的越南军队中依旧可以看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子。
在整个越共抗法战斗进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缘于越军指战员战争经验远不如中国顾问，另一方面也缘于越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正如学者牛军所总结的那般:“不论是战略谋划还是在具体战役设计过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则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可以说当时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主要战略设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从边界战役，到三次平原战役，再到西北战役、老挝上察战役、奠边府战役，没有中国顾问团的指挥意见，其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罗贵波等援越人员还帮助越共中央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制度，这套制度基本上是从中国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制度复制的，此前，越共的财政问题一团混乱，根本无法支撑对法国的战争，至1951年4月，罗贵波向中央报告，已乐观于预期:经过整顿税收，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管理等工作，越南争取当年财政接近平衡“是有客观条件的”。
没有中国顾问带来的毛泽东思想，很难想象越南军队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04
养不熟的“白眼狼”
然而，令后人不解的是，越共一方面深深依赖中国的物资和智力援助，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满腹猜疑。尽管顾问团与越军的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战果，但仍免不了发生摩擦。
首先，军事顾问对越军常有不满，军事顾问团长韦国清就曾如此评价越南军队:“一般来说，人民军不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挑选自学生......将他们调派当中队长、大队长。”为此，顾问团对越共军队进行整军:“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军共提拔各级干部2万多名。其中，具有基层工作经验和经过战斗考验的约占50%以上。干部中的工农成分比重大大增加。”(《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军事顾问团中的炮兵顾问窦金波也说:“我发现指挥干部的职位越高，越不晓具体的战斗，他们可以指挥军队，当与敌人近接触时，也可以作指挥,当双方互相开火，当要冲锋时，他们便不晓一切。”
整风运动显著提升了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越南军队的凝聚力。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矛盾，越军干部对中国军事顾问的指挥能力虽然大多信服，但对其指挥动机却常常心怀疑虑，不断猜疑中方作战计划的动机。
韦国清向毛泽东汇报说，当时越军的高级干部中有人认为，中方建议发动西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他们认为，只有解放红河二角洲才过瘾，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经过工作，这种情绪当时基本上扭过来了。现在敌人从那撤退了，他们又把眼睛紧紧盯上了红河三角洲，这是旧病复发。”
越南军队的经商活动对于军队指挥层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腐化堕落，也成为目前越南国内尾大不掉的顽疾之一，严重影响了越南的正常经济活动和军队战斗力。因此，“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句话是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
尽管中国顾问在越南期间向越南军队灌输了一整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被越南军队所接受后，越南军队在此后的一系列作战中所显示出的军事素质和战术素养可以称得上是“脱胎换骨”的表现。
但是广泛存在于越南军队里的，对中国顾问的猜忌并没有使得毛泽东军事思想能够在越南军队里生根发芽。越南军队内部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尽管越共游击队和越南正规军部队的基层兵员素质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给予西方帝国主义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无法掩盖越南军队内部至今依然屡禁不止的军队经商行为。
时至今日，尽管可以经常在各种自媒体上看见关于越南人民军的新闻，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越南人民军内部隐藏的，自中国顾问时期就一直存在的巨大问题。
由于越南领导人长期存在不切合实际的“统一东南亚”的梦想，因此自从越南人民军成立的那一天开始，人民军就一直在进行战争，连年的战争配合越南改革开放后泛滥的自由化思潮，使得逃避兵役在越南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
征集的兵员不仅长期营养不良，而且文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越南军队的战斗力。雪上加霜的是，尽管中国援助越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工厂设施，但是由于越南背信弃义的行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将援建的工业设施悉数摧毁。至今，越南也不具备自主研发，自行生产武器的能力。
越南出动米-171直升机搜索MH370航班，可以看出，这架直升机缺乏搜索需要的电子设备，机组人员只能靠目视搜索海面。
进入21世纪，尽管越南引进了诸如苏30MKK，猎豹护卫舰等一系列尖端武器，但是作为从编制体制，指挥管理一向以我军为师的越南，在我军“脖子以下”改革不断深入，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越军不仅训练内容和现代战争完全脱节，甚至在训练模式上还在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拟定的训练大纲。大量的指挥员对于现在战争条件下的指挥协同，体系作用，勤务保障甚至刚有涉及。而装备系统所需要的侦察，通信，数据共享与传输等节点不是丢失就是处于空白。
2014年的马航MH370中，越军搜索力量的滞后反应和陈旧的机载设施已经可以可见一斑。尽管越军一向以我军为师，但是越军管理远不如我军规范严格。各级部队的军队经商现象屡禁不止，在越共中央意识到军队经商已经背离其初衷的今天，军队经商早已成为尾大不掉的形势。
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军事主官甚至将精力完全放在经商上，对于部队管理一概不知。可以说，从1950年中国顾问对越军进行改革到今天，越军内部进行的改革不是在对“昨天的战争”进行补课，就是在对“今天的战争”沿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打法。
尽管苏联顾问、中国顾问对于越南均有帮助，但是根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将顾问们的意见在人民军基层生根发芽。而越南军队也正是在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下，逐渐变成一只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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