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锡俊：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对华态度新探

1936年8月后，日本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构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鼓舞了民众情绪，凝聚了民族情感，中国的合作御侮局面步入新阶段。日本为挽回强硬分裂华北图谋失败后的不利局面，分化中苏关系，在军部主导下，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并浮现出以“佐藤外交”为代表的对华“新政策”。

但“新政策”并未改变日本军政界长期以来对华侵略的根本观念，在与中国进行有限接触后，日本即开始从“新政策”退步，停止调整对华邦交。尽管国民政府持续推进与日本的和平对话，日本却打着“惩罚”国民政府的旗号加快侵略步伐，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关于日本全面侵华前夕的对华态度问题，已有成果为研究的深入搭建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考察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结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乃至日方决策层心态层面的探讨，可以发现，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节奏的不断升级无疑是促发战争开启的重要先导。

如将视野置于1937年1月至6月的半年间，围绕日本出现的对华“新认识”以及短暂出现即迅速湮灭的所谓对华“新政策”予以系统考察，揭示日本全面侵华前夕态度变化的实质，将有助于弥补既往研究的短板，为厘清日本的开战决策与全面侵华战争的起因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在综合运用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侧重挖掘日本官方档案，并对当时的报刊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弥补日本官方档案对相关问题的遮蔽，从而为本论题的探讨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持。

一、日本强硬手段失效后“重新认识中国”

日本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加强对华侵略。同年6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将国民党势力挤出冀、察两省，同时开始制造“华北自治运动”，力图以“华北特殊化”的形式，将华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10月，日本提出以要求中国同意停止抗日、承认“满洲国”和“共同防共”为主旨的“广田三原则”。紧接着，11月，日本策划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以此为依托大肆开展走私与贩毒活动，严重扰乱中国的财政经济。1936年，日本因“二二六政变”而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政府愈加受军部左右，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侵华步伐。5月，它将在华北的“驻屯军”兵力从1771名增加到5774名，其关东军还操纵成立伪“蒙古军政府”。8月后，广田弘毅内阁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确定了向北驱除苏联威胁，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南北并进的扩张路线，明确今后对华政策的重点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附日本。”日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包含对外政策、对华政策与对华北问题政策三个层面，构成其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在以上政策的指导下，以军部为主导，日本施展各种手段，企图逼迫国民政府与其签订防共协定、缔结对苏军事同盟，推动中国聘用日本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对华北实行“分治”等。

中国方面，1935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态度。同月，国民政府冲破日本阻碍，实行币制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下，1936年后中国的抗日潮流日趋高涨。1月，国民政府公开否认日本散布中国已经接受广田三原则的说法。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确定了外交政策的底线，即“对外决不容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9月23日，在围绕“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中，国民政府向日本明确提出关于调整中日邦交的五项要求：（1）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停止非法飞行；（4）停止走私；（5）消灭察绥伪军。在随后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上述要求，直至11月发动绥远抗战并赢得胜利。

在中日苏三国关系方面，苏联为应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的威胁，着力强化在远东的军备，至1934年6月，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已相当于日本陆军的总兵力，其后双方的实力差距持续扩大。视苏联为陆上最大敌国的日本为防止中苏联合对日，在1936年的对华交涉中反复逼迫国民政府同意与日本“共同防共”。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这一实质为“结盟反苏”的要求。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后，日苏矛盾更加凸显。苏联为促进国民政府抗日，进一步推动中苏合作及国共合作。日本也为防止中苏夹攻而寻求调整对华策略。恰在这个关头，12月12日，张学良等发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面对中国抗日潮流的进一步高涨，日本在震惊的同时，觉察到自身对华认识的不足。因为事变之初日本从政府、军部到财界、媒体等，均预测中国将重陷军阀混战，蒋介石也将身败名裂。但是，12月25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使日本人深感意外：中国不但没有因为西安事变深陷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团结，蒋介石则不仅脱离险境，还人气大涨，成为最大的“事变受益者”。在此情况下，日本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的口号，包含重新检讨日本自身的对华政策与重新评估中国现状两个方面。

对于前者，首先在媒体发声的是时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他在1937年元旦发表了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论文，其要点为：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中心，从理念来说，日中两国不仅有2000余年的善邻关系，而且是东亚稳定的基础。但就目前的事实看，在“满洲国”成立和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凭借发展与欧美关系，推进国家建设，国势步步发展。其结果，中国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呈现出不开战不罢休的气势。接着，近卫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问题是日本对华认识缺乏原则上的一贯性，处置中国事务的方法也不妥当。因此，近卫主张，调整日中邦交是当务之急，其目标是消除中国对日本的猜疑与误解，促使中国认识到日本对中国领土没有侵略野心，且希望和中国亲善友好。

1月6日，刊载近卫论文的《朝日新闻》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社论。文章起笔便对执政当局提出批评：1936年的日中邦交调整不仅失败，而且还在中国人心中深植了对日本的仇恨，致使中国充满了立即对日抗战的呼声。对此局面，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但就日本来说，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华认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方式太生硬，以为只要加以恐吓，中国人就会屈服。结果不仅事与愿违，还促使中国人产生了日本并不可怕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华再认识”中，日本军部负责对华政策的中坚力量也很活跃。其中，打头阵的是陆军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课）课长石原莞尔。作为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的意见颇受日本军方重视。1937年1月后，石原莞尔多次在内部倡导暂停“华北分治”，改善对华政策，优先应对日苏矛盾。

上述观点都发表于广田弘毅内阁末期，既反映出日本对中日关系的新思考，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其后的政策调整起到引导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7年2月2日，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取代广田弘毅组阁后，日本在理论层面加深对华认识的同时，在外交层面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首先，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开始共同修正前述1936年8月决定的两个对华方针。海军军令部战争指导班班长横井忠雄强调，中国民众的抗日意识虽然和欧美各国策动及中国内部宣传有关，但不能否认，日本以往的对华政策过分霸道，也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德国的高压政策反而促使德国“发奋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日本目前的对华外交，有重蹈法国覆辙之虞。

接着，林铣十郎在2月15日向议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也宣称日中两国应该理解彼此立场，双方的政府和国民都应相互保持密切接触，使日中合作获得成功；日本不会侵略华北，今后将利用一切机会消除中国的误解，并改善对华外交。

此外，陆军的“中国通”楠本实隆（上海特务机关长）为避免中国内部进一步走向团结，联合海军驻沪武官本田忠雄向军部建议：日本不能继续坚持“满洲”事变时期的指导精神，以强硬政策对付中国；排斥中国中央政府，通过胁迫地方政权来主导日中关系的做法已经过时；今后须知对华压迫反而会强化中国人的抗日意识，国民政府将利用这种意识而加强团结。

为了强化对华外交力量，林铣十郎在以首相身份兼任外相1个月后，于3月3 日任命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出任专职外相。以佐藤3月8日在贵族院全体会议表明外交理念为标志，日本进入以所谓对华“新认识”为标志的“佐藤外交”时期，其涉及对华方针的要点为：基于平等立场进行外交谈判，以协调的态度重新检讨各种悬案，调整日中邦交。

在重新评估中国方面，日方提出诸多“新认识”。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下述五条。

其一，中国能够统一并且正在接近统一。甲午战争以降，日本一贯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民众没有国家与民族意识，其生活的目的只是保全自身及家属，故国家不可能真正统一。石原莞尔当年作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策划九一八事变时，就曾经以此观点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加以正当化。但此时石原莞尔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表明“反对内战”与“国内统一”是中国目前的两大特色，“二者均具有自然发生之倾向并互为表里”。他还指出，当前中国的上层组织可分为军、政、党三个方面，其中，国民党的“党力”最近表现出较强的渗透性，在民众特别是青年中风靡。刚于1937年1月11日回到日本的原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发生了西安事件，但中国政府出乎意料地维持住了国内治安，经济界也没受到大的影响。以此为契机，中国将认真进行国家建设。

其二，国民政府已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中央政府。日本虽于1929年6月就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但实际上一直认为它不过是中国“众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并不具备领导全中国的能力。但从西安事变的结局看，很多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得到强化，看问题愈发理性，国民政府的自信也在提升。基于此类认识，楠本实隆指出，从中国的现状看，反对中央的各种势力已不可能对中央形成有效挑战，至多只能争取在中央政府中多安插一点己派人士。因此，日本若继续坚持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和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的旧观念，必然招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其三，中国在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关于前者，日本长期认为中国军备虚弱，军队是各地军阀的私兵，战斗力微不足道，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现在则强调，“中国情形迥非昔比，积极训练军队，扩充空军，军力已与日本相差不远，政治、经济组织亦均严密，显著进步，不能不刮目相看”。关于后者，曾任驻上海总领事的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在讲演中举例：1935年，日本在沪纺织业都认为中国同行不是自己的对手，但两年后的现在，中国的纺织业已取得巨大发展，致使日方同行业已不敢小觑。

其四，中国的进步和统一建立在高涨的抗日意识之上。在论及中国加速走向统一与进步的动力时，日方的“新认识”强调，国民政府不但自身坚持抗日，而且还以它作为国内统一及国家建设的精神源泉。前述近卫论文还指出：在评估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大趋势时，我方有识人士一致认为中国的抗日意识会持续强化，对日感情将日趋恶化。因为，无论为维护和英美法苏的关系，还是为维持中国人民目前的热情，南京都不能不标榜抗日。此外，若杉要也预测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会从“统一优先”转为“抗日第一”。

其五，中国已经不再害怕日本。在这一问题上，刚结束驻南京总领事任期的须磨弥吉郎强调，由于英国等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日苏关系的紧张，中国以为国际形势对日不利，日本患上了“恐苏症”；加之绥远抗战的胜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所以中国已经不在乎日本的压力。驻华武官雨宫巽在讲演中也回顾说，两年前日本对中国人的威力极大，但绥远战事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增强了中国的信心，所以，现在不管日本说采取什么强硬手段，中国人都一笑置之。

二、日本对华“新政策”背后的矛盾与暗流

日本的以上观点不乏错误，但也含有一定新意，故受到中方关注。这些观点于1937年1月初陆续传到中国后，中国媒体对其进行介绍及评价，并指出其不足。譬如，对于近卫的元旦论文，中央社电讯强调，作者“为日本新进政治家中最有望之人物”，“近卫之文，殆可代表日本大多数人民之心理”，“今岁中日关系之发展，或将与近卫之怀抱相距不甚远也”。《北京新报》则肯定近卫元旦论文和《朝日新闻》1月6日的社论具有卓越见识。对于2月15日林铣十郎在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央社指出，“其措词颇值注意，盖与前各外相所发表者不同，尤以广田有田所持之三原则林氏未提只字”；天津《大公报》则用大标题强调“林铣十郎谓不欲侵略华北”。另外，对于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说，中国主要报纸更是予以详细介绍，上海《大公报》还连续发表短评与社评，称其“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宣言。在这篇宣言里，至少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当局已有企图使中日外交纳入正轨的觉悟。尊重对方的平等立场，从新起点进行对华外交云云，这都是很明快的表示”。

国民政府也对日方出现的“新认识”寄予期待。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在会见川越茂大使时说：“日本最近关于重新认识中国的议论特别是报纸所载近卫的谈话，中国的有识人士都极其重视。由此看来，我感到目前出现了打开中日关系的一缕曙光。如果双方此际能以二、三个新事实显示改善邦交的途径，国民感情似有幡然一新之可能。”对于3月8日佐藤的外交演说，刚刚接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也于10日会见川越大使时表示，中方对佐藤的演说抱有好感。在川越提议“由小到大、由易到难，逐步改善中日关系”后，王宠惠表示完全赞成。另外，蒋介石对日本的“新态度”也抱有一定希望。这体现出此时国民政府乃至舆论对日方的“新政策”缺乏全面分析，因而对其局限性认识不深。如细察九一八事变后日方的政策演化及其侵略行为，可以发现日方的“新态度”本身即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第一，关于对日方以往行为定性的矛盾。要调整中日邦交，首先要对1931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正确定性。对中方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发动华北事变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的行径，都是对中国的侵略，这一性质毫无疑问。但是，前引近卫等人在检讨日本自身时，都认为日本的错误仅存在于方法层面，而否认日本的对华行径属于侵略。若连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华北事变都不承认是侵略，日本所谓“不侵略”的宣言就大打折扣了。为此，中国舆论提出：“要展开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应仅限于技术的转变，尤其需要观念的转变。”

第二，关于中方抗日起因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定论是，日本的侵华是因，中国的抗日是果，要中国停止抗日，日本必须首先放弃侵华。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卫等“新认识”的倡导者却都咬定中国的抗日是出于对日本的猜疑与误解，反将侵华说成是对中国“抗日、排日”的“自卫”，完全是颠倒黑白。因此，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日本要解决的仅是方法上的错误，而中国如何消除对日本的“猜疑、误解”才是最根本的。近卫在其论文中还举例辩护，“中国把自身无力开发的天赋资源放置不顾，这是对上天的亵渎。日本是为友谊而开发，对此猜疑的人属于自我侮辱”，“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打倒日本’的情绪冲击了理性的判断”。这样，他一边，提倡调整邦交，一边却把中日对立的根源及改善两国关系的主要责任都推到了中方身上。

第三，关于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矛盾。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满洲国”和以冀东、冀察问题为象征的“华北特殊化”问题。对此，时任外交部长张群在1937年1月20日就明确告知日方，“我国调整邦交，主在收复国权，故凡由于非法手段所造成之事实，务请贵国从速取消，同时对于足以引起未来纠纷之策动，今后务请严予避免。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问题虽暂可缓谈，但华北现状急须改善”，“故希望贵国能以事实表示无侵略之企图，最为紧要。不然则反日情绪无以消除”。与此相关，2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对日问题上“决定于必要时抗战，而目前则当努力从事于冀东、察北匪伪之解决与求华北主权行政之完整”。但是，尽管林铣十郎内阁推出了以“平等”与“不侵略”为旗帜的对华“新政策”，其前提却是不得触及包括东北与华北在内的所有既得利益。为此，他们不仅在“满洲国”问题上拒绝任何谈判，而且还针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华北的表态，在2月22日的国会答辩中就向议员保证：冀东、冀察两个政权的产生，符合我方希望，故政府不会允许中方采取违反日本希望的行动。这样，中方要求改变现状，即以日本放弃分裂华北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日本却以维持现状即死保既得侵略果实为调整邦交的条件。对二者的这一分歧，时论形象地概括为：日本的条件是“已抢的不谈”，中国的前提则是“抢去的必须交还”。

第四，关于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矛盾。日本推出新姿态的目的之一，是要阻止国民政府联苏容共。因此，尽管林铣十郎和佐藤尚武在外交演说中都没有重提前内阁的广田三原则，但实质上继承了其“日中共同防共”的宗旨。这意味着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继续干涉。但从中方来说，西安事变以后，不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主流派更加坚决地拒绝和日本共同防共，而且被日本视为亲日派的汪精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防共是中国自己的事，不必借助他国之力”。很明显，在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之间的分歧也未因日本推出“新政策”而消除。

正因上述诸多矛盾的存在，对华“新政策”的提倡者在如何贯彻这一政策的问题上存在互相抵触的情况。其主要体现为：

首先，对华“新政策”的提倡者看到了中国的统一难以阻挡，也认识到过去分裂中国的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所以提出了支持中国统一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认可的中国统一，在范围上不仅完全排除了“满洲国”，而且在华北也要刨除被他们称为既成事实的地方，因此是很不完整的统一。更有甚者，即使对这种不完整的统一，他们在说支持的时候，内心也十分不情愿。如横井忠雄在其前述意见书中说：“历史证明，两强接壤往往利害相异，故永年相争，相互敌视。就此而言，我国讨厌中国的统一与强大，以中国内部数种势力分立对峙为对日有利。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亦以如此施策为上乘，自有其理。”他进而提出，在日本驱逐欧美势力出东亚之后，倘若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残存于侧，无疑是事关日本百年大计的重大问题。然而，日本当前的课题，是在出现这种状态之前，先解决好事关生死的现实问题，防止中国利用欧美列强加重对日压力。

从这两段论述不难看出，横井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欧美，先通过支持统一来消除中国的抗日意识，以防止中国配合欧美“倒戈伐日”。换言之，他主张的支持中国统一，只是一种重在当前需要的权宜之计，对于中国统一后的将来，他对内心的不安是不加掩饰的。

其次，对华“新政策”的提倡者，一边意识到日本若要缓和中国的抗日意识，至少在方法上必须对中国转而采取“柔和”态度，一边又非常担心己方由强硬转取柔软后，反而在效果上造成两种适得其反的副作用。

第一，中方因日本示软而认为日本已经自认衰弱、对华退却，从而不但变得更加“不怕日本”，而且乘机向日本步步紧逼。因此，横井忠雄在建议改善对华关系的时候就指出：“中国人趋炎附势的事大思想根深蒂固，我若轻易示以善意，反而有令其得意忘形之虞。”楠本实隆在其前述意见书中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提醒说：调整日中邦交不应由我主动发起，而应该静待中方首先提议。

第二，与上点相关，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要求将步步加码，日本如作出局部妥协必招致全局的崩溃。关于这一点，其驻青岛武官2月11日向东京报告：最近日本稍稍放低了一下身段，中国就愈发觉得日本不足畏，在各方面都明显地露出了侮日态度，提出触及华北等问题的“激进”要求。所以，日本的一步退却必将招致中方的数十步前进而最终走向战争。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中国不再害怕日本”的背景，日本内部除了前述声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日本在1936年的对华交涉中缺乏以武力贯彻要求的意志，故使中国产生了日本仅是空言恐吓的印象。须磨弥吉郎是后一种意见的积极主张者。据此，他反复强调：放软对华姿态只会促使中方愈加对日强硬，故日本必须保持由行使武力作支撑的高压态度。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认为日本的错误不是强硬过头，而是强硬不足。

正因对华“新政策”本身存在着矛盾，其背后又隐藏着既有侵华战略的暗流，在二者的交相制约下，所谓“新政策”很难化为改善对华关系的实际行动，更难成为日本各界的共识。因此，它虽然以林内阁“佐藤外交”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一开始就遭到了对华强硬派的激烈反对。譬如，在中国媒体对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说加以好评后，日本的很多媒体反而感到不快，一些报纸报道中方反应时用的大标题是“中国翘尾巴了”，有的报纸还讽刺中国对目前时局的认识暴露了其“不知日本现实”的弱点。对于媒体所代言的民间的这种反应，评论家清泽洌当时就指出：带国民性的倾向和非常时局的推进都不会衰落，因为国人没有知识却有信仰，所以我对佐藤外交的前途不敢乐观。这个“不敢乐观”所强调的“国民性的倾向”和“信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心态。它说明其时对中国的鄙视及对强力扩张在华权益的崇尚，已经渗透到日本的各个角落。

民间如此，日本军方就更为突出了。尽管林铣十郎是陆军出身，在九一八事变时其作为驻朝鲜日军的司令官曾擅自出动军队到中国协助关东军的进攻，这次在组阁后他也积极配合军部对军备预算的要求，但是，对于林内阁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关东军从一开始就公开表示反对，并继续推进华北分离行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为此于3月上旬向东京提出：关东军从其对苏准备等行动出发，依然持有相当激进且强硬的意见，取消冀察政权问题对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都有微妙影响，必须慎重研究。

另外，在议会中反对“佐藤外交”的声音也很强烈。在3月11日的议会辩论中有议员质问佐藤尚武：你提倡“平等”会不会使外界认为日本在“满洲国”及华北问题上已经发生动摇？佐藤在表态中暴露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质，即“日本绝不会同意将满洲国作为问题”，“在对华方针上决不妥协”。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1937年1月后，日本开始浮现对华“新认识”，宣扬实施“新政策”，但在其背后存在诸多矛盾与暗流，即使是“新政策”的提倡者，其对华基本观念较此前也并未发生颠覆性改变。同时，他们所受到的遍及政府内外各个层次的强硬派的反对，预示着他们不仅很难将“新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很容易作出错误反应。这一切首先在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所引发的冲突中得到证实。

三、日本对于中日经济合作问题的错误解读

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是林内阁以“佐藤外交”展现对华“新政策”的第一项举措。它由民间团体出面，背后却是受军部“怂恿”的。担任团长的是时任日本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的儿玉谦次，成员有十余名财界大佬。因此，考察团又被称为“经济使节团”。

该团于1937年3月12日启程赴华，22日在上海解散后，个别成员继续在华活动数天。在这过程中，国民政府极为用心地布置了接待工作。据时任铨叙部政务次长的王子壮所记，蒋介石为招待考察团特地从庐山返回南京，“足见重视”；中方目的是“使彼国实业家对我多一层新认识，以促彼方反省其压迫我国之无当”。儿玉回国后也强调考察团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出乎意外的热情款待”。但是，与对中方接待态度的这种感受相反，就访华的结果而言，如借用考察团成员的感想代作概括的话，却是“日中双方都是互批对方不公，根本谈不上具体交涉经济提携”。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双方在“解决政治障碍”与“实现经济合作”孰先孰后问题上的对立。

蒋介石在3月12日考虑如何接待来访时，即确定“亲仁睦邻之基础必植乎平等互惠之上”，“日本必须辅助中国在政治上独立，然后乃得臻乎平等之域，而中日亲善与东亚之和平，以及共存共荣之目的乃得达到而不致虚谈也。”基于此理念，蒋在3月16日为日方举行的招待茶会的讲演中，意味深长地提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却被日方视为冒犯。据国民政府内线情报，考察团的一些成员对蒋特地强调这八个字“大为愤慨，谓蒋年轻无礼”。

在考察团访问过程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新任中政会秘书长张群等政府大员分别和日方会谈，但均未能在政治与经济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在3月16日孔祥熙与考察团成员藤山爱一郎的会谈中，藤山提出，中国舆论要求以解决华北问题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提，势必刺激日本军部而引起其反应，故日方甚望调整邦交能先由经济合作着手。对此，孔祥熙指出这种以讨好军部为优先考虑的做法“实无异抱薪救火”。接着，在藤山主张“日本过去扩张军备，中国亦须负部分责任”后，孔祥熙反驳道：现在华北种种非法组织均以日本军阀为依附，中日情感恶劣，原因全在日本军阀对华种种非法行动，“此种恶劣情感如不加以消除，则经济提携恐亦难收良果”。最后，孔祥熙还以“‘好感’为最好之商标”为理由强调，日本如欲发展对华贸易，当务之急“唯有设法消除中国民众之对日反感”。

尽管遭到孔祥熙的否定，藤山爱一郎翌日在与王宠惠的会谈中还是老调重弹，再次以“避免刺激日本军部”为理由，希望中方“当此中日进行经济提携之际，勿对华北问题提出过多要求”。对此，王宠惠指出，中日调整邦交，双方均有困难，而中方困难多于日方。因为，中国“除军人之一部分外，人民全体可谓均不满意政府年来对日之方针”。接着，王指出：“东北问题姑暂不论，贵国军人在华北之非法行动，喧腾国际，例如察北、冀东、冀察等非法组织走私贩卖毒品及特务机关等等，均为国际关系上之一种异态现象。”王还从感情因素的重要性出发，强调“经济提携绝不能漠视人民之感情，而欲求两国人民感情之融洽，则政治问题势亦不得不须加以改善”。

另外，在张群及实业部长吴鼎昌、铁道部长张嘉璈等人和日方的会谈中，中方也重申“华北问题是中日关系之癌”、“不融洽国民感情任何事都办不成”，故希望日方解决冀东走私、日本军用机自由飞行及特务机关的越轨行动等问题，结束日本军部意在实现华北特殊化的活动。日方则以“环境尚困难”为由坚持主张从经济合作着手，由易而难。对此，中方明确表示，“次第办理固可，但须以完成华北行政主权为目标”，其间必须警戒日本军方举动，不可因要求特殊而刺激国民情感。

比起上述讲究礼仪的官方会谈，在由实业界人士出面的具体交涉中，会场气氛更是剑拔弩张。据日方记录，在中方出席者指出日本在华北的走私等破坏活动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害时，考察团成员以高压态度辩称“华北的问题只是满洲问题的延长，而满洲问题则是起因于中方的非法行为”，“所谓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煽动的结果”，并指责“中国人的毛病是不知适可而止，总是在外交上不断提出要求，而且实现了一个马上又提出另一个”。对于日方的这些言论，中方作出严厉批驳。

双方会谈的情形表明，日方主张在搁置日本在华北制造的政治障碍的前提下，先着手中日经济合作，并将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归罪于国民政府的煽动；中方则强调是日本的破坏活动激发了中国人的反日感情，而经济合作绝不能漠视人民感情，所以只有先排除日本在华北制造的政治障碍，融洽国民感情以后，经济合作方有可能。这进一步反映出日方在倡导经济合作的背后，固守其侵略逻辑，根本不打算将所谓“新政策”切实贯彻到行动中。因此，双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考察团“空手而返”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日本朝野本来就对“新政策”深怀疑虑，在经济考察团的访华尚在进行之时，凭着媒体对双方激烈争论的报道，日本就掀起了攻击中国的风潮。《读卖新闻》等媒体称，“所传中方赞同佐藤外交，欢迎经济使节团云云，乃日方聊以自慰之浅见”。同时，佐藤尚武再次在议会遭到责难。多位议员在3月20日的会议中批评佐藤此前的演说“是不可原谅的”。佐藤答辩称演说在国外的影响良好，引来更强烈的批评，反对者强调：佐藤的演说促使美国等第三国“误以为帝国已经放弃了在东亚的优先权”。为了迎合议会，佐藤在23日的议会答辩中，明确表示“对华北要作特殊考虑，和华中、华南区别对待”。苏联《真理报》就此批评道：佐藤竟完全接受军部立场，所谓中国应分华北、华中、华南三部对付，即日本军人分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冀东及冀察之特殊组织即该政策之初步实现。这表明，佐藤本人在经济考察团受挫之后越来越以满足国内的强硬派为优先，根本无暇顾及国外对“佐藤外交”的观感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媒体中最早倡导重新认识中国及缓和对华关系的《朝日新闻》，也以经济考察团的无功而返转而攻击中国。3月22日，它发表社论指责中国因坚持排除政治障碍而不仅错失了好不容易到来的机会，还阻滞了日中关系的调整，“令人对调整邦交感到绝望”。接着，它赤裸裸地指出，“日本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对中国退一步，就会被中国要求退十步，华北问题的调整就是一个好例。因此，对日本来说，维持现状是对中国最大的让步。反之只会使事态越发混乱”。

如前文所述，日本为贯彻对华“新政策”推出的优先经济合作的主张，是日本当局看到分离华北的政治工作在效果上适得其反而采取的替代措施。换言之，日方的这些举措都是为确保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而在方法上的一种纠错，实质上，它既非无原则的对华让步，更非单方面的对华示好。但是，从日本对经济考察团问题的反应中可以发现，在日方的认识上，对“自身纠错”和“施惠对方”是混淆的，以致将维持现状（不消除华北的政治障碍）及以此为前提的经济合作，也看成对中国的“让”与“恩”，并以为中方应该就此满足。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他们不顾解决政治问题与经济合作二者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也不顾中方早在1936年9月就已提出消除政治障碍的要求，而将中方不符合预期的意见一概视为利用日本的所谓“温和”而变得“傲然”，以及“得一步进十步”的反应。这一事实说明，此时，日本看待中国反应均出自其传统的侵略立场，而无视事物本身曲直。密切关注考察团访华之行的王子壮就此指出：“彼所谓让步固坚持保存华北现状但不再侵略而已。此本我方，岂易轻允？如冀东察北均由日本唆使而成之伪组织，在我国必须收回方得谓主权之初步得以维持，于三中全会明白表示者。由日本观之，是即破坏华北现状而坚持不让。目前中日交涉之症结全在于此。”

王子壮指出的这一症结根源于中日双方的根本矛盾。用前文提到的“抢”来作比喻的话，日方想的是“我不再抢你就是对你的恩惠，你应该就此知足”，中方想的是“你本就不该抢我，所以抢去的必须归还”。因此，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受挫后，“佐藤外交”不仅没有再采取实际举措，而且其宣扬的对华“新政策”也开始淡化了。

3月25日，日本外务省外围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开会讨论两个月前开始起草的《对华外交问题调查报告提纲》。这本来是基于当时的反省对外政策的气氛撰写的，所以就“日本对华政策的缺陷”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在经历了经济考察团的失败后，这一次会议中又有人露骨地唱起了曾被否定的老调。比如，针对有人发言承认“日本国民的大多数确实具有合并满洲和取得华北的意志，或者至少怀有侵略领土的欲望”，担任协会干事的田村幸策反驳说：“不管怎么说，为了日本的发展，中国毕竟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牺牲的国家。很可怜，做日本的邻国，对中国来说本来是一种灾难。”

同日，在东京商工会议所举行的对华政策座谈会上，与会者就下述意见达成了一致：日本的大陆政策毫无应该反省之处，只因遭到了他国的猜疑，才有必要修正方法上的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反而因此高估自己的国力。所以现在日本对华北问题应坚持既定方针，停止调整对华政策。

这些议论真实反映了其时日本社会特别是实业界的总体氛围。在外务省层面，以川越大使为首的日本在华外交官3月底给外务省提出的意见是：中国过分夸张地看待佐藤外相在议会的演说，竟据此断定日本已经对华采取让步态度。中国的对日舆论正因此趋于强硬化，故日本应该停止对华交涉，并采取促进中国反省的方针。

一系列事态说明，以围绕经济合作问题的冲突为转折点，日本各界形成了一种带有共性的错误认识，即认为日本的对华“新政策”遭到中国误读，致使中国出现要求对日强硬与“乘机进逼”的倾向。在这一错误认识的诱导下，日方不仅就停止调整邦交达成了共识，而且在观察中国及处理对华关系时，开始将如何消除“新政策”的“副作用”放在优先位置，以致进一步模糊了对形势本身的是非评判。这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很快故态复萌的主因。

四、国民政府的和平努力与日本的背道而驰

面对日方推出对华“新政策”后的矛盾表现，正确认识“佐藤外交”的实质对时局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出，所谓日本外交的“新政策”，是日本“散播和平”的烟幕弹，“佐藤外交并没有放弃广田三原则，他只想在新政策的掩盖之下，利用时间，巩固在中国已得的地位，拆散中国的团结，而准备新的占领，以达到灭亡中国”。这段话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清醒认识。

与之相比，国民政府在对日认识上的差距较为明显，首先是轻敌思想的浮现。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记录，宋子文在4月6日和他的谈话中提到日本时“非常乐观”，“说日本已经日落西山”。在鲍格莫洛夫提醒他“日本很难停止对华北的侵略”后，宋还是认为，“日本已经停止了在华北的膨胀，其不得不停止侵略的原因在于内政恶化”，“中国若有必要，现在即可在军事上击退日本的侵略”。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当局者虽没有宋子文那样乐观，但对“佐藤外交”也多多少少抱有幻想。

但同时也须看到，与日方判断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并未趁机提出超越1936年9月对日的五项要求。从事实看，尽管国民政府参谋本部3月修订完毕的1937 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规划了对日作战的战略，并分甲乙两案制订了“消极”与“积极”的两种作战态势，但前者着眼于日本再次发动军事侵略时的抵抗，后者虽称为复兴民族而自动的对敌作战，前提也是世界形势出现有利变化。换言之，出于对“佐藤外交”的期待，国民政府此时的对日方针，仍然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假使和平之期望犹未完全断绝，吾人固仍愿确守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下，求其初步之解决，使匪伪失其依附，主权克臻完整”。

因此，进入4月后，国民政府继续致力于调整对日邦交。4月6日，张群在会见川越大使时指出，中日之间的问题可分为四种：（1）“满洲”问题；（2）取消上海及塘沽停战协议问题；（3）改正在华北的不法既成事实问题（如冀东政府与华北自由飞行）；（4）今后如何避免摩擦问题。首要在于解决第二、三项问题。

不难发现，同3月接待日本经济考察团时一样，张群对华北问题的具体要求仍然没有超越1936年9月所示五项要求的范围，只是在表述上作了一定调整。可见，国民政府并未如日本所指责的，利用“佐藤外交”乘机“进逼”。但由于此时日方已经形成前述错误认识，不愿接受任何触及华北问题的意见，日本外务省再次断定：国民政府最近的动向说明他们误认佐藤的对华新方针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退却，故中国朝野一致乘机展开对日“反攻”，企图逼日本接受。对此，日本必须暂停调整中日邦交。

同时，《朝日新闻》也加强了对中国的责难，称“与日方打开对华外交的热忱恰成反比例，中方的言行越来越强硬，呈现出恶化日中关系的兆头”。它还强调：如经济考察团访华的结果所明示的，国民政府趁日方提倡重新认识中国，日益转取积极政策，纠缠于华北的政治问题，把对日外交变成了抗议外交。

在日本朝野共同渲染“中国利用日本的温和而转向强硬”的氛围中，林内阁于4月16日推出“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决定”，它由《对华实行策》与《华北指导方策》两项文件构成。在华北问题上，文件将目标设定为“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防共、亲日满的地带，同时有利于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文件还规定，要促使国民政府在事实上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接受日本的下列要求：取缔排日言行；招聘日本顾问；开始上海福冈间的航空联络；降低关税；解决上海等地的涉日事件；等等。经过约两个月的修订，林铣十郎内阁确定的对华方针，虽然声称“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但最终全面拒绝了中方关于华北问题的所有诉求，其在维护侵略所得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要以政治以外的其他手段继续在“实质上”实现其“日中共同防共”及“华北特殊化”的既定目标。

由于对日方决策动向缺乏认识，国民政府在推动日本解决华北问题方面依然热情不减。4月17日，汪精卫在与川越的会谈中，重申中国不会因日本流行对华“新认识”而“变得傲慢”，并对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时中方的意见进行解释，指出中方以消除政治障碍为最低要求，而且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可同时解决。与汪精卫的解释相配合，4月19日，王宠惠在和川越的会谈中，也把“政治先行”的提法调整为“华北问题与经济提携问题宜同时加以全盘之研究，不必分前别后”，以表明中方的积极姿态。

4月下旬后，蒋介石考虑加大对日交涉力度。关于对日交涉目标，他在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甲、要求其关东与驻屯军服从其中央部，一致主张；乙、要求其对我中央单方面交涉，不得向各地方进行挑拨手段；丙、先取消冀东察北，再言其他交涉”。可见，蒋介石的目标也没有超出1936年9月的五项要求。

由于4月底川越被召回东京，中方失去交涉对象，蒋介石只得借助当时正和日本进行谈判的英国。针对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指责，蒋介石于5月8日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时，特地向他披露了中国“对日方针之大略”：“只要日能放弃其无条约所夺取之权利及其非法行动，如彼能取消冀东、察北伪组织与彻底停止走私等事，不妨碍中国在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勿使华北特殊化，则其他一切，我政府必经合法手续与正当外交途径进行，决不有非分之要求”。蒋托英国大使“以此意转告日方，不必顾虑我政府有得寸进尺之要求”。显然，蒋的目的是使日本明晰中方的两项承诺：当前的对日目标限于取消华北特殊化；今后也限于以外交手段解决其他一切问题。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日本最警惕的中苏关系问题，也从照顾日方感受的角度作了处理。当时，苏联为避免遭受德、日两国的夹攻，正积极争取中国同意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牵制日本。为此，它在4月再次向中方表明，愿意为中国抗日提供军事物资的意向，并提出中苏缔约的具体步骤。但是，国民政府对苏联的缔约建议只允慎重考虑，而拒作切实答复。中方的此种态度引起苏方强烈不满。5月7日，鲍格莫洛夫致电莫斯科，指出“中国推迟和我们的谈判，是因为想和日本谈判”。

鲍格莫洛夫的分析大致符合实际。因为就蒋介石来说，对于日本宣扬“新政策”背后的实际态度，他在5月以后还是没有察觉到变化，而对调整对日邦交仍寄予希望。5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倭伪对察北之增兵，乃为增强其察北防务，而决非为侵略绥远，可知关东军对冀东伪组织或有放弃之意，而其对察北以有外蒙问题，决不能放弃，此早在意料之中也。”11日，针对日本外务省发表承认九国公约有效的声明，他推测“倭对外形势似在竭力退让，欲思转变政策之中”。15日，他重申“倭对国际形势似在设法退让，其酝酿将成事实乎”。

但是，与蒋介石的判断恰恰相反，此时的日本不但没有“设法退让”，而且其“新政策”的逆转已经由停止调整邦交的第一阶段，进而向谋划加快武力侵华的第二阶段升级了。所谓青岛税警团事件在其中发挥了风向标的作用。

山东胶澳盐区向由税警1营驻防，5月2日，国民政府将该营调回海州，另派税警第5团填防。从中方立场而言，“中国武装队伍在本国领土内自由调动驻防，原无外人置喙之余地，况税警职务，只在缉私，实毋庸其张皇也”。但是，在日本看来，国民政府向山东特别是“日本最重视的青岛”增派税警团，是再一次利用日本的“温和”进行挑战。所以，日本明知本方“没有条约根据”，还是向中方反复提出抗议并要求税警团撤退。

在此过程中，日本海军军令部于5月10日就蒋介石政权作出判断：蒋介石不仅掌握了中国的军事实权，而且其政治上以国民党为支撑，经济上以江浙财阀为基础，正步步实现国内统一。以抗日为目的的军备建设及军队教育正在中国深入展开，特别是空军建设及长江要塞的扩充正快速进展。“蒋介石的势力及政策照此维持下去，日中关系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同日，仍然在军令部主管对华问题的横井忠雄一边指出，“税警团出入山东、进驻青岛不会立即惹起日中纷争”；一边却又建议，“日本内部应该即时一致决然做好准备，在税警团及中国官方极端傲慢以致从根本上动摇我在华权益之际，对中国断然兴师惩罚，为此不惜冒全面战争之风险”。他还特意强调：期待以小兵力进行武力解决不仅难达目的，且会增长中国对日本的轻蔑感。

军令部对蒋的判断与横井的上述建议反映出日方心态的进一步失衡。早在年初热议“中国再认识”之际，石原莞尔等对华“新政策”的倡导者们就认为：如果在日本停止华北分治而致力于经济文化工作以后，日中关系仍然得不到调整且更加恶化，“日本在充分隐忍后须予以彻底痛击”。横井忠雄也在前引2月提案中强调：如果中国因日本改善对华关系而反以为日本已束手无策，“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日本只有以武力为最后手段。

因此，5月10日的上述两份军令部文件表明，以税警团事件为契机，在日本陆军以外，海军在心态上也到达考虑发动对华战争的临界点了。易言之，4月以来，国民政府继续积极争取以外交对话促使日本放弃华北特殊化，日本却越来越把中方维持华北主权的正当要求视作“傲慢”与“得寸进尺”，因而与中国背道而驰，进一步加快侵略中国。

在驻华外交官方面，5月13日，日本临时代办日高信六郎向汪精卫抱怨：“关于日中关系，过去是中国担心日本将进攻到哪里为止，现在则是日本担心中国将反攻到哪里为止。”同日，在日本外务省，以佐藤外务大臣的名义提交给枢密院的《最近外交关系》提出：最近中国国民的国家意识高涨，并具体地表现为主张抗日。各反蒋势力均以抗日为标榜，南京政府亦利用此倾向而推行对日强硬政策，以步步巩固自身政权的基础并推动中国的统一事业。海军方面，5月19 日，军令部在“对税警团事件处理方针”中强调，税警团事件的背景是中方误认日本内外交困，对中国已丧失威力。日本如对此放任不管，其在胶济铁路沿线的权益及经济发展将受威胁，而“中方则将更添得陇望蜀之气焰”。也在同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在地方长官会议上断定：“中国已经由抗日升级为侮日。”

就在此时，中日之间又发生了所谓“汕头事件”。据中方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汕头市警察局曾颁布条例，严令凡迁入者均应向警察分局报告登记。但日籍民户移动，多不遵照中方规定，漠视中国主权。5月22日，日本驻汕头领事馆馆员青山清携同家人迁入汕头市某地，不按规定向警察分局登记。警局发现后，要求青山清依规办理手续，青山清反报以恶言。警察分局增派警员予以解释时，青山清竟殴打警员。警员遂将其带返分局办理，后于当晚将其送市政府转交日方领回自办。由于习惯以特权身份无视中国法律，日方反将此视作中方“变得傲慢”的又一“证据”。结果，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继税警团事件后，日方将“一市民违警及警察是否滥用警权”的普通事件无限拔高，再掀抗议中国的高潮，并调动兵舰到汕头示威。同时，5月28日《朝日新闻》指责中国一味强调互惠平等，“患了小儿幼稚病”，最近发生的汕头事件和税警团事件“令人怀疑都是南京当局有计划地走向对日开战的行动”。

五、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终结及影响

在“青岛税警团事件”以后日方一系列强硬举动的冲击下，国民政府终于加深了对日本“新政策”实质的认识。

5月下旬，外交部接连获得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真相的情报，其中26日的一份情报称：“（21日上海日本领事会议）决定整个对华问题之意见如下：（1）对华重认识，此点既非要求其政府对华表同情，亦不要求变更对华外交策，更不主张放弃大陆政策，惟要求其政府对此点特别注意。（2）中国向富强之途猛进即警告日本亦应前进，否则将被落伍者追出。（3）日本如允中国有更进步的自强机会则日本等于自杀。因日不患英美法俄之强敌，惟患中国之强邻。（4）中国人民抗日仇日思想始终不易消灭，迨中日国际地位平等后即中国仇日行动爆发时。（5）注意中国尚未生长成熟的意见，中国各事业虽正突飞猛进，但现正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成熟。（6）要中国认识日本过剩的人口及每年平均八十至一百万人口的锐增的解决。（7）准备中国忽视日本的生命线所需要的一切牺牲。（8）迅速进行防止有援助中国之英美法俄等国之外交经济关系。”

国民政府因此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9日，蒋介石指出：“倭寇决不愿自动放弃冀东，至察北则更不可能矣。对倭非由国际环境变化逼不得已时，则无从下手调整也。”31日，他更是叹息“对倭外交并无进步，由英间接运用乃为最后之一策”。

但是，在国民政府对日方“新政策”的实质加深认识之际，中日关系已经面临新的局面：5月31日，林铣十郎内阁因为国内政治的纷争而辞职，6月1日，近卫文麿在日本陆海军的一致支持下奉命组阁。因为近卫文麿是对华“新认识”的首倡者，蒋介石一时间重生希望，认为“近卫文麿组阁，倭政尚未到极端关头，犹有转回余地，此为倭之利，然吾亦得有准备时间，亦非害也”。据此，他还考虑“对俄购械问题应慎重不急”。

可是，紧随日本政权更迭而来的动向与中国的愿望南辕北辙。6月2日，近卫文麿宣布全面接受军部“明证国体、充实军备、刷新政治”的主张。6月4日，近卫内阁正式登场，其外相是倡导对华强硬的广田弘毅。翌日，关东军即向有关方面“内示”其《关于对华政策的意见》。其要点为：南京政权的性质决定其不可能与日本建立亲善关系，而林内阁的《对华实行策》《华北指导方策》，却置重点于文化和经济。但回顾既往经验，不伴随政治工作则经济工作亦难以进展。因此，“从目前的中国形势和我对苏备战的需求出发，只要我方武力所允许，即应首先对中国予以一击，使之不能复起，以消除我背后之忧”。同日，日本陆军省也颁布关于中国军备的小册子，渲染“中国威胁”说：南京政府制订了伺机报复的具有攻击性的抗日作战计划，中国的军队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得到强化。中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使中国军民过高估计自身，故出现了轻视日本的风潮。基于上述观点，12日近卫正式表明新内阁的对华政策将继承广田内阁时代的对华三原则。

随着近卫内阁的对华动向逐步明了，中国各界对它的期待日趋低落。6月20 日，中央社电讯提出：“外相广田对华之政策仍与前者无异，所谓对华新认识云者仅表面之辞耳。对调整中日关系感觉兴趣之观察家，对广田外相之政策表示悲观，青年宰相秉政下之中日关系，恐将与以前四内阁无大差异也。”但是，由于其时日方媒体风传，自4月底回国述职的川越大使将携带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返华贯彻，所以国民政府极为关心川越所携文本内容，以图明确近卫内阁对两国关系的真实想法。6月24日，川越在返华前夕自揭谜底，对媒体谈话时露骨地提出：日本既已对华给以“新认识”，中国也应重新认识日本，即“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以及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联系。华北系为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必然的命运而存在”。接着，他重申：关于中日经济合作问题，属于地方者仍应由地方合作；华北驻屯军不应废除；《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不应废弃；华北日机之自由飞行亦应维持。

川越的谈话表明，尽管国民政府再三提出仅以华北正常化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当前目标，近卫内阁却比林内阁更加露骨，公然挑明“华北之现状系为适应满洲国生存与发展之必然的命运而存在”，全面拒绝了中方要求。王子壮闻讯后，将日方的方针概括为“不但要我国承认伪满，更进而承认彼等在华北之地位，同时不愿与中央政府交涉，而仍在压迫宋哲元，攫得其实际上的权利”。可谓一针见血。

对照前述日本的对华“新认识”与川越谈话，不难发现，日本在对华关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均推翻了此前的表态，而其曾引起中方期待的“新政策”也就此寿终正寝。所以，其结果之一是最终驱散了国民政府的幻觉。27日，《中央日报》以《川越谈话足使中日关系前途暗淡》为题，指出日本的行动与过去“略无差异”，所谓对华“新认识”仅是一种口头禅。月底，蒋介石在提醒自己注意“倭使川越之荒谬言论”的同时，再次确认对日外交毫无进展，并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警告：“据报日人在华北将有举动，无论是否，不得不严密准备，积极防范。”

1937年1月后，日本声称对华采取“新认识”与“新政策”，但未超半年即彻底抛弃，可谓“昙花一现”。日方一面对所谓“新政策”大加宣传，一面提出没有在华北“再进”就是对中国的“让”甚至是“恩”，对于国民政府1936年9月即已提出的首先排除华北政治障碍、进而改善双边关系的要求视为“得寸进尺”，完全予以拒绝。事实上，尽管日本提出暂缓分离华北的政治工作，但并未停止蚕食华北的侵略行动。这反映出，日本对华“新认识”并未动摇既有侵华方针，加之长期养成的对华优越感，习惯居高临下对待中国，这些因素与指望中国“知足”的心态重叠，使日方将国民政府旨在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举措视为对日方“新政策”的辜负。日本提出经济先行并派出经济考察团访华，在与中方形成意见分歧后即以经济考察团“受挫”为借口，得出“温和反遭轻侮”的结论，停止调整中日邦交，军部强硬派以“对华亲善只会增长其排日侮日”为根据，主张“首先对中国予以一击”，所谓对华“新政策”的招牌便被日本彻底抛弃。

继林内阁在3月底实质上停止调整中日邦交，近卫内阁6月登场后，日方通过“川越谈话”彻底暴露其侵略方针：要维持“满洲国”就要坚守“与满洲国之生存有必然联系”的华北的特殊化；要坚守华北的特殊化，就要迫使坚持改变华北现状的国民政府转向；要迫使国民政府转向，就要恢复强硬，通过“惩罚”中国而消除“新政策”造成的副作用，重建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基于这种心态及逻辑，七七事变的发生便不能视为偶然，而是日方基于长期的侵华计划与准备，贯彻其侵华目标的必然选择。

结 语

193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时至今日，对其评价仍存诸多争论。日方一般以其时日本出现的“中国再认识论”及对华“新政策”为根据，强调日本并非直线性地走向对华开战，而是出现了力求调整邦交、避免战争的“曲线”。一些日本学者还暗示，日本改变对华态度，但未能避免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方当时没有作出适当响应。

本文正是从日方主张的所谓“避免战争的曲线”这一视角切入，通过对日本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产生背景、真实内涵，及中日互动的梳理考察，揭示了日方的“新认识”、“新政策”与实际行动的明显背离。从1937年东亚局势和日本“佐藤外交”出台的情况来看，日本所谓对华态度的调整，是因为看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经步步奏效的对华强硬手段在华北事变后明显失效，所以，采取“温和”方式弥补对华强硬手段的不足。日方期望通过对华“新政策”，化解中国国内党派日渐联合和民众团结对其侵略行动带来的不利影响，阻止中苏接近，从而对其侵华战略进行掩护。毛泽东对此透彻指出：“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从本质上看，日方的态度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从对华一味高压、强横到注意“柔性”手段的有限变化。在日方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深层，未曾变化的仍是日本军政界长期以来对华侵略的根本方针，不存在对华外交“误判”。日本的“新政策”，不仅完全否定中国旨在消除“华北特殊化”、维护领土主权的诉求，还颠倒黑白地将中方的诉求视为“得寸进尺”，暴露出日方“新认识”的内在矛盾与本质。在日本内部，“佐藤外交”并未获得军部、议会以及舆论的全力支持，在迈出艰难一步后即遭受强硬派反对而夭折。军部从既有侵华战略出发，主导对华态度再次转向，推动日本在整体上回归对华强硬立场。

通而观之，不论是日方这一时期的对华决策，还是看似缓和的中日经济交流，及其国内民意、舆论走向，均不是为了传递和平。因此，所谓日本这一时期的“新认识”、“新政策”只是虚晃一枪，隐藏其后的是早已确定且从未改变的对华全面侵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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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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