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为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办公室工作（资料照片）。图|新华社
作为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正式成立，最初设在机房街70号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起办公，同年5月因日军炸毁，搬迁到红岩嘴，红岩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在红岩艰苦卓绝奋斗长达8年之久。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熠熠生辉，培育并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曾说，“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丝毫无松懈对国家民族的努力”，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这就是红岩精神的本质。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坚定理想信念也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核。
重庆桂园客厅一角，桂园是毛泽东同志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地方，如今已成为供群众参观的革命纪念地。图|新华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面对针锋相对的谈判，他认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从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周恩来一直为与国民党团结商谈而奔走于重庆、延安之间，“十年谈判谈老了周恩来”，但他始终身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全民抗战的大局。面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在他的带领下，南方局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南方局委员廖承志一生七次坐牢，但从未悲观，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来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南方局委员吴玉章，面对国民党多次拉拢与说服，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二三其德”。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不幸被捕，特务多次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均无功而返，虽身陷囹圄，却时常鼓励同志“坚持到底”，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誓言。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入狱后，面对各种诱惑仍然坚信不改自己的政治信仰，决不背叛党组织，绝不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实现了“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用血肉之躯，战胜了敌人残酷刑罚的折磨，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领导狱中斗争，临终前留下遗信：“坚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一大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忍辱负重；一大批出生权贵家庭的革命者放弃了自己出身的阶层；一大批仁人志士历经风雨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诠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贞不渝。古承铄烈士宣誓：“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何敬平烈士决心“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周从化烈士高喊：“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车耀先烈士“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江竹筠烈士“以建设新中国为志”。这些悲壮的诗句正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的生动表达。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图|新华社
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危急时刻，周恩来处乱不惊，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挽诗。仅用25字，就巧妙深刻地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了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其高超娴熟的斗争艺术，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为之赞赏。面对危局，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临危不乱，坚守重庆阵地，执行中共中央“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斗争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日民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以“弥天大勇”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在43天的谈判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灵活应变，适当作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非对等谈判中，采用国内外舆论联动、情报统战互动、军事政治配合的谈判斗争方式，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影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先后关押进军统重庆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在国民党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斗争，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共产党人要做到一尘不染，就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主力，而且国民党当局控制严密，日军、伪军势力强大，工作环境险恶，敌情错综复杂。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不啻身处“淤泥”，但不被浊流所淹没。周恩来多次告诫南方局广大党员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这种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党的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坚强保障。卢绪章、肖林等在周恩来指示下，忍辱负重，艰难创业，为党筹集了巨额经费。仅在1949年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卢绪章就一次上交资金200万美元以及广大华行的全部资产。谁也想不到，这位出入豪门、挥金如土的“大富豪”，贴身衬衣却打着补丁。肖林夫妇在他们创办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时，一次性上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仅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沈安娜以速记员身份为掩护，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长达11年之久。黎强奉命打入中统核心，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当年，战斗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钱之光、潘梓年等身在红岩，还是沈安娜、黎强等深入虎穴，或是卢绪章、肖林等鏖战商海，他们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经受住严峻考验。当前，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互相激荡。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共产党人坚守“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就是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要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敢于担当，锐意进取中，守好洁身自好、廉洁从政的底线，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是要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密切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先，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民主团结的统战思维，广泛团结国统区抗日民主力量，积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年，统战工作不仅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更是其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工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以中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加强对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的团结工作，支持并推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或其前身的成立；同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开明士绅、少数民族、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与他们风雨同舟，团结奋斗。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推动抗战文化繁荣，举办“星五聚餐会”，引导民族工商业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帮助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回国抗战，支持各界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1945年，董必武出席创建联合国大会期间，广泛结交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普遍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创造性地贯彻制定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了人民的生存，南方局职工组利用中国劳动协会这一合法组织，团结和发动工人，举办工友夜校、组织工人互助会等；抗战胜利后，面对工人失业严重，领导工人群众积极开展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饥饿、要温饱的经济斗争。为了在群众中扎根，南方局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国统区实际情况，要求共产党员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做好本职工作，指示广大党员要深入城乡，扎根群众，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的同时，不被浊流所淹没，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组织遭到破坏后，带领战友们转移到桂东山区，开荒种地、烧石灰、当挑夫，与当地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使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广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坚实基础。担任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的赵君陶，在从事儿童保育工作6年多的时间里，将公开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开展了出色的革命工作，使直三院成为党领导下的坚固秘密据点。红岩英烈齐亮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学业优异，热心帮助同学，后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昆明市学联主席，成为昆明的学生领袖。更多的党员则深入城乡当了中小学教师，扎根群众，广泛联系群众，不仅使党组织得到了更好的隐蔽，渡过了难关，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保卫群众利益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周恩来经常告诫，“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泛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他自己甚至同有过“宿怨”的原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由公谊而增友谊”，在两党合作中“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留下了一段“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主要从事对经济实业界的统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许多资本家对中共有很深的隔膜。在遭受了无数次的白眼、冷落和敌意的“送客”后，许涤新仍一次又一次递进名片，慢慢取得较开明资本家的信任，建立起了友谊，从而深入重庆工商界，团结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南方局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使之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作为“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在亲赴重庆谈判的43天中，拜访和会见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爱国民主人士、民族工商业者、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人和中外记者，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主张，赢得了大后方民众的广泛支持。其后，围绕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南方局又根据中共中央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南方局培养的革命青年，随学校、机关、工厂复员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成为推动形成第二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最终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群众路线是党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在南方局的革命实践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上层活动同下层活动、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相结合，充分展现了南方局群众工作的斗争策略和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充分展示了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民情怀。周恩来写下的《我的修养要则》，以“永远不脱离群众”反躬自勉；董必武为六毛钱向中央作检讨自律和自省；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之时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狱中八条意见”，所体现的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无不蕴含着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无不体现出崇高思想境界“心系人民”的本质特征，这是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作为重庆最珍贵、最鲜活的红色资源，红岩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从红岩精神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赋予红岩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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