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常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又或许犹太人应该被称作“西方的中国人”。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犹太人；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发挥的经济作用要远远大于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所发挥的可观的经济作用。
美国纽约唐人街中餐馆。图|图虫创意
西半球一些国家里，华人虽然数量少，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影响力。在美国，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的出现则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有关。他们从劳工开始，用令人赞叹的耐心与努力，一度成为工业领域和地区建设的主力，然而他们也不断遭遇当地压制性法案的排斥、歧视，甚至暴力。
“海外华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中间人群体。在20世纪初，大约有700万华裔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到20世纪中期，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1400万。到了1993年，估计海外华人的数量已经达到3600万。虽然华人社区出现在英国、秘鲁、新西兰和加勒比海等如此广泛的地区，但是海外华人的聚集地还是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
与绝大多数的少数中间人群体类似，海外华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城市里。他们集中在定居国的主要大城市中。与其他少数群体一样，在外人看来华人“基本上都一样”。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他们内部的差异都是显著且持久存在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不仅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无法相互理解，在海外的经营社交网络也不相同。无论是在个人事务还是在商业事务上，他们往往是相互排斥的。
广东梅县区南口镇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也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保存着大量传统岭南文化客家人的古村落祠堂、传统宅院民居与民俗文化。图|IC photo
海外中国移民的主要来源是福建和广东这两个南方省份。但是在19世纪，这两个省份的人口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0%~15%。即使在这两个南方省份中，移民特定地区的华人的起源也是非常不同的。广东人历来是构成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中国移民的主体，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广东人只是华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从更广义的角度讲，生活在泰国、中南半岛和美国的华人主要来自现在中国广东省的某些区域，其中包含广州市。而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省。此外，海外华人所从事的职业在历史上就与他们在中国的出生地有高度关联，并且会在之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中保持不变。海外华人强烈的地区性纽带还反映在他们所归属的超过1000个的地区化组织上。海外华人长期以来都以愿意归属于组织而闻名，他们的各种组织的总数超过8000个。几乎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某个或某些华人组织的成员。明朝时期，中国的区域面积是法国的10倍，而且仅这一个朝代就比美国整个历史时间还要长。如果我们把华人的“语言”和他们的“方言”类比成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说的英语，就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华人不同“方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这些差异足以使中国的“方言”作为口语彼此无法理解，不过受过教育的华人可以使用非字母的汉字进行书面交流。这有点儿像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都能理解书面的阿拉伯数字，但读音不一样。虽然我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中国的商人、移民或旅居者在东南亚的不同地区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在历史上是比较近代的事。在19世纪大量的中国劳工移民之前，只有大约10万华人居住在这些地区。这期间的移民潮恰逢中国的动荡时期，包括饥荒和战争。欧洲帝国主义联盟在东南亚提供了安全、秩序以及经济机会，而这些正是处于衰败期的清朝严重匮乏的。
【注：对中国所处的困境的衡量指标之一就是绝对人口的减少，从1842年的约3.91亿人口下降到1885年的3.07亿人口。无论如何，这都不仅仅是移民造成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海外华人的数量仅有700万，只占人口减少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比欧洲早一千年制造出铸铁，而且1078年中国生产的铸铁总量大大超过7个世纪后英国生产的铸铁总量。在欧洲出现印刷术的好几百年之前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存在了。火药同样起源于中国。中国每一时期都存在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只有不超过5.4万名居民。18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达到1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达水平。14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直到16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然而，中国被超越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欧洲国家之后的进步，还因为其内部的衰败以及各种形式上的崩溃，包括僵化的中央集权导致的技术停滞、对军事防御的忽视、无处不在的腐败，以及最终随着各地军阀割据而导致的国家分裂。此后日本和欧洲各国开始掠夺孱弱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世纪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
早期的中国移民起初几乎都从事最贫贱的没有技能要求的工作，通常是那些当地人无法接受的被视为过于肮脏、困难、危险或“不体面”的工作。中国移民个体以不同的速度从这些职业中成长起来，这促成了海外华人群体在经济上的多样性。虽然华人商贩和小店主要多于商业巨头，中国的劳工也远远多于所有这些群体。
2015年10月2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地华裔在进行庆祝活动。图|视觉中国
总体来说，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平均收入往往明显高于他们所在国家周围的人群。例如，截至1969年华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比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要高12%。在欠发达国家，这个差异往往更大。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平均收入通常是马来西亚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在牙买加，华人的平均收入甚至超过牙买加人平均收入的两倍。
【注：这并不意味着海外华人非常富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那里的总体经济水平非常低。】
由于最初去往外国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男性，因此在整个历史时期都有很多人与当地女性结婚并生下了混血的后代。在一些时间点和地点，这些孩子在文化上是中国化的；而在另外一些时间点和地点，他们在文化上更快地融入更大的社会。一些华人家庭几代人在文化上都保持着中国的特点，但是他们在生物学上是否还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就很难说了。有时，同一个人在接待本土顾客时会将自己呈现为本土文化和社会的一分子，而接待中国商人时会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华人。许多华人从来没有成为他们所居国家的公民，即便他们的家庭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另外一些人则成为所居国公民。社会现实如此多样，我们在对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华人的数量进行统计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数据差异。例如，1936年中南半岛进行的一项人口普查一共列出32.6万华人，但是一位独立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大于100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是否将华人设定为只包括中国公民，或者将其设定为具有华裔血统但是已经取得当地公民身份或公民身份存疑的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统计是否将华人设定为那些认为自己是华人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统计就忽略掉了那些具有同样的混血血统但是认为自己是泰国人、缅甸人或菲律宾人的人。例如，澳大利亚在对华人人口进行普查统计的过程中，将华人指定为那些出生在中国的人。即使这样也有两种混杂的情况：第一，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在种族上属于华人的少数群体被忽略了；第二，其中包括了许多出生在中国的白俄罗斯人。我们对海外华人的定义基于那些种族上是华人的人，而不考虑这些人的公民身份或出生地。种族上的混血同样使华人的计数变得很复杂。
美国第一个有书面记录的华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华人居住在那里了。然而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有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原因就是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1850年到1882年，超过32.2万华人进入美国。然而这32.2万华人很多人后来回到了中国，所以19世纪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数量远远小于这个数字。188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大约有10.5万，而到了1920年，华人人口已经降到6.2万人。
【注：1882年美国突然立法阻止中国移民进入。】
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不断有华人移民返回中国，而作为替代的新移民则被禁止进入美国。另一个角度，华人移民男女比例的不均衡。在1860年，华人群体的男女比例是19∶1，到了1890年上升到顶点，为27∶1。1882年《排华法案》生效之前，很少有华人男性在美国居住得足够长或足够富裕，能够把自己的妻子从中国带过来，虽然他们超过1/4的人都有妻子。事实上，很多华人男性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回到中国。他们和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妻子儿女被永远地隔离开。对于像华人这样以家庭为中心的群体来说，这样的打击格外沉重。很多人在这个通婚希望非常微弱的国家里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孤独的赤贫男性。华人婚姻非常少，因此新出生的华人孩子也非常少。随着上一代人的死去，美国华人人口在几十年里持续下降。1851年，有2.5万华人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都集中在旧金山或其周围，“淘金热”的区域就在他们向东100英里左右的地方。1852年，几千华人零零散散地居住在淘金热的乡村，勤奋地工作且勤俭地生活。这两个品质让他们与周围粗鲁的美国淘金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美国人很大一部分是南方的白人，他们构成了被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吸引的广大群体的1/3。他们带来了内战之前南方恶毒的种族主义态度。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这些态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和态度上都得到体现。在19世纪中期的加利福尼亚州，黑人和华人都在种族气氛的不利变化中承受着苦难。华人一方面作为个体或采矿公司的雇员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他们还在这个矿产丰富的地区从事厨师、商贩和店主等职业。歧视性的行为往往伴随着淘金社区特有的暴力。歧视性法律和这些歧视性的行为让华人不敢和白人采矿者进行直接竞争。然而华人被允许进入白人采矿者因没有利润而放弃的地区，华人令人赞叹的耐心往往在这些地区得到回报。他们小心地在溪流中淘洗并认真地在灰尘中挑拣，寻找被粗心的白人采矿者忽略的细小的黄金。华人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1876年一年就向广东省汇回大约1100万美元，这使得广东成为中国最发达和最现代化的省份，广东是生活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华人的起源地。然而，华人移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个人代价。很多人没能找到黄金，最终生活得非常贫困，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暴力的蛮荒之地死于非命。
淘金热将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从一个包括驻防军队在内只有1000人左右的小城镇变成可以在人口上和东海岸其他城市相匹敌的城市。但是旧金山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谋杀案和私刑报复都非常多。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有一半人居住在这里。华人在19世纪的旧金山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1850年，旧金山市里只有700名华人。他们拥有餐馆、洗衣店和商店。一个被称为“小广东”的地方有33家零售商店、15家药店和5家餐馆，既服务华人也服务非华人顾客。1870年，大约2000家华人洗衣店垄断了旧金山的洗衣店行业。华人也是木柴的主要供应商，同时还供应水果、蔬菜和鲜花。他们也广泛从事建筑业，从土地填埋到街道铺设，他们奠定了旧金山很多地方今天的样子。作为石匠和其他手工艺者，他们建造起这个城市的第一座石头建筑。值得一提的是，石料也来自中国。横跨大陆的铁路在建造过程中就雇用了这个国家所有华人的1/4还多。开拓荒山建造铁路的工作繁重而充满风险，超过1000名华人最后只有尸骨被送回中国。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在1869年敲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黄金轨钉，将美国的东部和西部用铁路连接起来。
【译者注：为了纪念东西铁路的大会合，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名叫休斯的富商捐赠了一枚黄金轨钉，上面刻有斯坦福等对铁路建设有功者的名字。1869年5月10日下午，利兰·斯坦福敲下了黄金轨钉的第一锤。这一锤只是做出一种姿态，锤子掠过轨钉，落在铁轨旁边电报线的信号器上。信号器直通华盛顿，全美各地教堂都响起了钟声，庆祝这非凡的时刻。】
但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拍摄这张著名的照片时，出现在这张著名的照片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华人。虽然，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1.4万铁路工人中有9/10是华人，他们的历史贡献在那一天以及之后的岁月里一直被公众牢记着。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还遭到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竞争的其他人群越来越多的憎恨。这种情绪最早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来自白人工人。淘金热早期的矿工很早就掌控了法律这个工具，他们用暴力将华人赶出很多采矿区域。在几十年里，暴力袭击时有发生。这些暴力袭击常常来自城市或从事农业的白人工人。随着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的消退，许多华人开始在新的职业和社区中寻求生计。他们的成功很快激起来自白人工人的反击。随着华人开始进入个体经营领域，他们也激起来自白人商人和小农的反击。从一个工业领域到另一个工业领域，法律不断地将华人排除在外，或者对华人进行限制。针对华人或雇用华人的雇主进行的暴力行为在这个州的各个社区时有发生，迫使很多雇主停止雇用华人。在反华煽动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会表现得尤为活跃。加利福尼亚州数量众多的排华立法最终达到顶点，联邦立法切断了来自中国的后续移民。在被排挤之前，华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和地区是主要的劳动力：
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所有农业工人中所占比例超过4/5，包括葡萄园的工人。
他们占据了加利福尼亚州捕虾行业所有劳动力的一半。
1877年在旧金山的雪茄工厂里，从事这个行业的6500名工人有5500名是华人。而且半数的雪茄工厂都为华人所有。
1873年，旧金山出产的一半的鞋子和靴子都是华人制作的，并且华人还拥有很多生产鞋子和靴子的工厂。
然而在大的有工会的行业里，人们却很难见到华人的身影。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接受华人成为会员，而且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塞缪尔·龚帕斯本人就是《排华法案》的积极支持者。华人被迫从很多阵地上做出经济上的撤退。最终他们只剩下两个主要的职业，洗衣店和餐馆的工人。在1920年，所有被雇用的华人超过一半从事这两个职业。这些职业共有的特点是华人并不和白人形成直接的竞争。同样，华人在南方很多乡下的黑人社区设立小的零售商店，这样的经营行为不会和白人形成直接的竞争。
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的华人对于压制性法案的反应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绕开它们。由于华人受到联邦法律的禁止不能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一些州能够规避《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针对种族歧视的规定，从而通过法律限制“不适于成为公民”的所有人而不仅仅限于华人群体。这些法律被使用了很多年，剥夺了华人的很多机会和基本的权利。但是，这些法律的效用也不是无限的。和出生在东南亚的华人儿童不同，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儿童会自动成为公民且不受《排华法案》的限制。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华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是在增加。早在1910年，至少生活在美国的多数华人女性都是美国出生的，到了1940年，所有华人群体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人群体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的地理分布也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引人注意。家庭生活的发展对于中国城的未来和华裔美国人群体的未来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孤独的男性时代里中国城的“肮脏”不再被华人家庭和华人社区的领袖接受，中国城的居民开始和警察合作清除犯罪和暴力，华人商人也开始拒绝交保护费。在这种情况下，堂会开始从事合法的业务。这些行动背后的社区组织也开始升级中国城的外观，让它们成为对于周围社会的参观者来说更加有吸引力的地方。当时的中国城成了比美国城市总体犯罪率更低的地方。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改善了华裔美国人的条件。他们退出与白人形成直接竞争的领域，这使得早期建立起来的反华仇恨没有办法维持在同样的情绪水平上。更重要的是，中国城从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地方成为安静多彩的游客胜地。华人社区形象和华人的收入都因此受益。最后，举止良好、学术认真的华人儿童受到公立学校老师的欢迎。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美国人总体上对中国抱有一种更为同情的态度。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中国成为同盟国之后。所有这些都为1882年的《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废除奠定了基础。
重新开放、中国移民被再次接受后，新到的华人以女性为主。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男性的妻子。很多夫妻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分隔之后再次团聚。到了20世纪中期，多数华裔美国人都不再生活在中国城，而是搬到白人中产阶级社区。新一代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开始进入大学和专业领域。他们的高等教育背景往往使他们能够在科学、会计或工程等薪资较高的行业里找到工作。到了1959年，华人家庭的收入事实上已经达到美国全国平均水平。10年之后，华人的家庭收入超过美国平均水平。到了1990年，本地出生的华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本地出生的非亚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高出60%。除了总体上的富足，华裔美国人也取得一些杰出的成就。1957年，两个华裔美国人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华裔美国人再次赢得同一奖项。贝聿铭成为世界知名的建筑师。虽然多数华人拥有的商业在规模上仍旧不大，但是早在1939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已经有了一个华人拥有的连锁商店，二战后出现了华人拥有的华尔街公司，还有华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体船东之一，华裔美国人王安拥有一个跨国的计算机企业。到了20世纪晚期，洛杉矶和旧金山超过一半的华人都出生在美国，在纽约，这个比例高达2/3。更重要的是，新移民和现有的华裔美国社区具有不同的区域和文化起源，所以无法和现有的华裔美国社区在社会上轻易地融合。新移民里也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甚至非常富裕的个体。如果海外华人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一点儿指导的话，我们会说，哪怕是处于较低经济水平的移民看起来也不会永远处于那个地位。哪怕是在纽约城下东区贫困潦倒的中国城里，华人银行的营业时间也远远长过纽约城任何其他银行。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中国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不能为海外华人提供太多的保护。1882年，美国政府突然切断了中国的移民活动。和后来削减日本移民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君子协定”相比，这个做法更加彻底也更加单边。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接下来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国家力量。华人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从贫穷到富强的崛起，都比爱尔兰之类的群体急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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