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 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
《剑桥世界史》
剑桥世界历史是2015年由麦利·E温斯纳-汉克（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著作。这套书分为七卷共九本书，其中第六、七卷各分上下两本书。每卷包含一系列论文及相关的照片，插图，图表和地图。在独立的卷里采取专题记述和时间顺序记述并用的方式。第一卷论述文字的发明，描述时间段从旧石器时代及更早的时期到10,000 BCE。第二卷讨论农业的发展，描述时间段为12000 BCE到 500 CE。后来的卷涵盖的时间段逐渐缩短，但仍相互重叠。
2013年，在论述本书编著方法时，第三卷的编辑，诺曼·约夫（Norman Yoffee）说“历史被一群世界历史学家确定，他们坚信大规模全球关系是了解当地历史本质的关键。他们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专家。”
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
———评 《剑桥世界史》
——陈 恒 李文硕
在人类历史上，以放眼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法有着漫长的传统。从希罗多德的《历史》问世以来，不同类型的“世界史”在不同文明中多次出现。到１９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晚年失明后口授７卷本《世界通史》，虽然没有最终完成并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他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世界一体的角度出发撰述世界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世界史撰写逐渐从描述性记载步入学术性研究的新阶段。
纵观兰克以来的世界史研究，剑桥史系列是无法忘却的里程碑。从１９０２年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首卷问世至今，剑桥史在一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发展，既产生了跨越千年的通史如《剑桥古代史》，也创造出聚焦一方的专史和国别史；同时， 根据史学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变迁以及新材料的发掘，剑桥史系列也在重新修订和再版，力求反映同时代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整体上看，剑桥史系列大多由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合作完成，既接纳了史学界的前沿动态，更代表着西方史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经典成果和主流解释。 ２０１５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剑桥世界史》（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也 不例外，该书由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主任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 1952- ）主编，集结了各个领域的权威学者，其中不乏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1939- ）、彼得·伯克 （Peter Burke，1937- ）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58- ）等中国知识界所熟悉的知名学者，可谓英语世界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最全面也最权威的著述。这部最新著作的出版已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从剑桥三史（即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问世至今，人类社会和学术世界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新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了当代人的历史认知，《剑桥世界史》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产物。剑桥史系列的翻译出版曾带给中国史学界以观念和知识的冲击，相信在中国历史学正呈现百家争鸣态势的当代，翻译出版《剑桥世界史》并进行研究，必然是了解当代史学前沿、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沟通的有益之举。
利奥波德·冯·兰克
一、一部全球史著作
世界史（World History）并非当代西方史学的独创，实际上，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而言，世界史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生活的世界，即通过生活经验或在他人的口耳相传中所能感知的、以及旅行所能到达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因此，无论是西北欧的游牧民族，还是中美洲的玛雅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相比，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世界史并不局限于记载自身的传统，而是也将‘他者’纳入视野”。（Dominic Sachsenmaier.” The Evolution of World Histories,” in David Christian,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 1, Introducing World History, to10,000 B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7）
按照这一界定，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史学家，以王朝为中心、涵盖“天下”的中国学者以及足迹遍及欧亚非大陆的伊斯兰学者和旅行家都书写了自己的世界史。随着欧洲人从15世纪开始海外拓殖，尤其是在19世纪建立全球殖民帝国，一方面，世界史编纂重新向现实的、已知的世界回归，(Tamara Griggs， Universal History from Counter-Reformation to Enlighten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4,no.2(August2007),pp.219-247)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开始凸显在世界史中；同时，欧洲凭借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和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力量而将落后地区定义为“他者”，塑造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即西方中心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主义，并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no.42（Spring 1999）,pp.3-12)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的霸权力量相伴随，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面临来自西方内部的各种质疑和批判。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学家越发重视从整体上研究全世界的历史，围绕世界史的争论也越发激烈而广泛。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不复存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地区间交往更加快捷。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社会正义运动对学术转向的影响逐渐显现，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抗争和新左派等催生了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和性别研究等新的学术领域，大学中少数族裔学者的增加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因此西方学术话语和领域逐渐转型，这一现象也促进了用超越国家的视角研究历史。(Thomas Bender, ”Politics, Intellect,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45-1995,” Daedalus, vol.126 ,no. 1, 1997, pp. 1-38)
进入90年代后，史学界更加重视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和事件，一时之间，许多关注长时段、广地域的 作品涌现出来，从全球或者跨国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术语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流行起来，更加突出以全球为视角的历史研究。知名史学家伊格尔斯明确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和史学思潮的变化表明，“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来从事历史写作，而这种新方法不仅对人们往往承认的历史研究依然要以西方模式为核心并把它的影响辐射到世界各地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超越了许多精心的比较历史研究和史学所坚持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它将从多极的、全球的角度来描述历史所发生的变化。” (格奥尔斯·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１８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剑桥世界史》在21世纪初问世可谓时势使然。在后冷战时代的史学变迁中，“世界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作为一个与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成为学界面临的新问题。尽管就目前而言，对于大多数学者，世界史和全球史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别，二者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并且与共享历史（Shared History）、宏观史（Macro-history）、大历史（Big History）等概念多有交叉，甚至美国知名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1949-2012）也曾说，“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夏继果、杰里·本特利编：《全球史读本》，夏继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事实上，在《剑桥世界史》中，世界史和全球史这两个词语也时常交换使用，并未作出严格区分。如上文所言，“世界史”是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一种历史编纂体系，全球史是理解当下世界史的视角，是世界史的新编纂方法。(刘禾教授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流行，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这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这样的全球史研究，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新领域，也一直在探索之中”。参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页。)
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本特利将全球史定义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根据他的研究，全球史探讨的是“超越民族、政治、地理以及文化等领域，对跨区域、大洋、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疾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思想观念传播以及宗教渗透和文化传统的弥散”，本特利明确指出新世界史即全球史的主题有五种，即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物种传播与交流（Biology Diffusions and Exchanges）、文化交往与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以及移民与离散族群（Migrations and Diasporas）。 (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393-416.)在此之前，本特利提出将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1, no.3(Jun.1996), pp.749-770.)上述五个主题正是本特利对跨文化互动的具体化，也是《剑桥世界史》的关注焦点，本书第一卷主编戴维·克里斯蒂安引用本特利的观点，“（本书）关注比较（Comparisons）、连接（Connections）、网络（Networks）和系统（Systems），而非单个社区或某个社会自己的经验”。(Jerry H. Bentley, “The Task of World History,” in 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因此也许可以认为，这部剑桥史系列的最新成员虽然以世界史命名，但实际上是一部新世界史也就是全球史著作。
《剑桥世界史》共7卷9册，包括两百多篇文章，整体看来，涵盖了从史前到冷战结束期间的漫长时间，覆盖了世界历史的不同面向，既有对时间上占人类历史95％的史前史的探讨，也有对当代技术、能源、体育、汽车文化等因素的考察；同时，帝国、跨区域贸易网、战争等传统主题也未被本书忽略。从具体内容看，《剑桥世界史》既包括传统史学的焦点问题，也包括当代史学的新话题和新热点，并将其放入全球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和分析，从而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从结构上看，《剑桥世界史》注重互动、交流，注重联系互动中的比较研究，强调“他者”的重要性，论述了人类文明是如何从孤立走向碰撞、交流并最终连为一体的。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特别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移民、疾病、食品、能源等，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的，需要人们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其中很多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因此，全书并未按照传统的以时间为纲的编纂方法，而是突出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历程。前四卷分别从史前史、农业史、城市史、政治经济史的维度进行论述，揭示了公元1000年以前人类各文明的发展和交流情况；后面三卷逐渐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整体世界史，战争、贸易、移民、环境、宗教弥散等主题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而在每一卷内，大体都从区域、主题、比较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并辅以相关的个案研究。从具体的章节划分看，区域史研究是《剑桥世界史》的基本讨论平台，无论是以全球史为方法和视角，还是以全球史为研究领域和内容，都是以区域而非传统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既有传统研究比较多的区域，如欧洲大陆、地中海地区、印度洋地区、中亚等；也有以往不太重视的区域，如美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东南亚等。主题的选取反映了当今学术界的最新状况。同时，《剑桥世界史》在著述过程中注重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本书的撰写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此外，二战后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如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1884-1956）的科学史对伊斯兰文化的重视，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科学技术史对中国文化的强调等等，这些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史的编撰。
推荐：于薇(教授)
统筹：陈琪丰
编辑：邱媛艺
文章来源：《历史文选》2016（4）
TBC
←欢迎扫码关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