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无绝症+共产党人之消灭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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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导读：
先看两篇篇讲焦点问题的深度好文，最后请阅读重磅红色文章《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
第一篇：
中医无绝症（深度好文）
中医无绝症（深度好文）
著名的中医大家倪海厦曾说过，如果能用中药治好感冒，那么治好癌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有过其他的中医大家说过，有时候治好一个癌症并不比治好其它的一些常见病麻烦多少。那么这样的说法与当今的主流医学西医对于“绝症”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中医无绝症”的说法，当真有此事？就此我们找到了汉代经方中医研究者刘希彦老师求证。
- 问：请问希彦老师，“中医无绝症”这个说法，确实如此吗？
- 答：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确实是这样。比方说肝硬化腹水，这是比较重的病，药如果用对了，快的十来天腹水就能消下去，有时候我们治一个普通的胃病失眠之类，可能所需的时间更长。
-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原理是什么？
答：这就要从中医的哲学基础说起。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根本没有可以治病的药。打个比方，我们创造了一台电脑，造了一台洗衣机，我们今天就可以修电脑，今天就可以修洗衣机。而我们人呢？人是天地孕育的最精密的仪器，本就是天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永远也无法修自己，除非我们有和天地同等的智慧，就好像一台洗衣机永远也不可能修它自己一样。既然我们做不到修自己，那医学又是什么？
先从西医说起。西医领域一直在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那西医领域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呢？先说感冒，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在国外门诊，大夫是没有权利随便开抗生素的，若开了，他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那感冒的特效药又在哪里呢？西医界的答案是没有。如果感冒都没有特效药，那别的病呢？自然更没有特效药了。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我们都知道需要终身服药。这些药是在控制血糖，控制血压，但不能治愈。不但治不好，还伤肝肾，因为服用这些药物引起肝肾衰竭的病人现在有很多。如果病严重了呢，就是手术，把坏掉的器官切割或者置换。然后就是排异反应，因为不是你的器官人体不接受。这种治疗追求的是五年存活期，如果能存活五年就算治愈。
- 问：那中医领域有没有能治病的药呢？
- 答：一样没有，能够对抗疾病的只有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基因链足够对付已知的一切疾病。比方说艾滋病，人体免疫力一般的，能抵抗艾滋病病毒十几二十年不发病。个别免疫力极强的，终生不发病。癌症、非典之类的自愈的就更多了。
- 问：我知道当年非典疫情肆虐，西医素手无策，抗生素无治，只能使用大剂量的强效的激素，幸存者多得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痛苦非常。后来是中医出来治好了很多，治愈者亦无后遗症。可照您说的既然中药不治病，那么中医又是靠什么把人治好的呢？
- 答：真正的传统中医是反对用药去治病的，而是着眼于恢复人体的秩序，打开让免疫力受到抑制的这把锁，然后让免疫力自己去治病。真正能“覆杯而愈”的只能是人体自己，而不是药物。只有明确这个观念，用这个理念去治病，中医才真正是中医，中医才能摆脱现在治病慢不治病的怪圈，成为真正的治病快治大病的中医。后世的中医之所以衰落，也是因为越来越偏向于以药治“病”。我说的这个病就是病症的病，这是局部思维，背离中医精神的。对于人体免疫力而言没有大病小病。
西医所谓的大病很多情况指的是患病的位置，比方一个炎症，在皮肤你可以不去管它，在肾上呢，肾炎那就是大病了。但对于人体免疫力而言，它是一样的。又比如黄斑病，号称眼部癌症，这在西医中是最难治疗的病之一。我治过一例黄斑病，只用了一个月便彻底根治了，也没有再复发，而我当时辩证的时候，只是用了一个祛湿的方子。那为什么一个祛湿的方子便就根治了黄斑病，而西医却束手无策呢。很简单，因为，黄斑区的病变可以理解为有一块积液在眼球后部，湿气去除，自然也就好了，之所以西医称之为绝症，是因为积液在眼球的后部，对于西医而言那个区域的病变很棘手，做手术非常的困难，所以称之为绝症。而对于中医而言，身体哪里都是一样的区域。免疫力正常了，人体秩序恢复了，大病亦能速去，反之一个感冒也有可能迁延一两个月不好。
与希彦老师的一番交谈，确实让我们重新认识人体，重新理解疾病的规律。希彦老师说其实这是我们几千年前就有的认识和方法，并不是所谓超前的东西，新的东西，只不过被当下的人忽略和遗忘了。
第二篇：
东北的衰败，也是我们未来的预演
2018年的第一场雪，似乎透着一股寒意。
在中国的东北，一位亚布力商人的哭诉，让“投资不过山海关”又被热炒了起来；在中国的东南，规模超过e租宝的钱宝网非法集资案爆了，数百亿的财富瞬间蒸发。
2016的大放水，不仅挽救了中国居民资产最大头的房价，也挽救了东北濒临的经济崩溃和东南遍地的非法集资。
但是，连黑涩会都明白一个道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政事堂在前几天的文章中连续介绍了中国的韭菜模式。
上到房产、股票、养老金；下到乐视、P2P、比特币。这些能够都是庞氏模式，都是靠着新韭菜去替代老韭菜。
只不过区别在于，前面仨的操盘手们，割韭菜也会“按照基本法”，会用科学发展可持续性的割韭菜。甚至在面临失控的时候，会采取手段救市，避免庞氏模式崩盘，毕竟，这都是自家的韭菜地。
至于后者的操盘手们，在过去几年早就想尽办法通过海外投资，把钱合理合法的转移到国外去了，根本不怕他们庞氏骗局爆掉之后的洪水滔天。
因此，对比中国的庞氏模式和庞氏骗局，就会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有可持续的韭菜源源不断的入场。
就像社会保险基金（政事堂按：并非楼部长执掌的社会保障基金），就是用下一代人的钱，来支付上一代人的退休金。而下一代人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上一代人作为退休金，除了对国家政府的信任之外，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退休后，可以从再下一代年轻人手里继续拿到自己的退休金。
但是，这种庞氏模式，在东北已经要面临崩盘了。
不仅辽宁和吉林基本上是随收随付，根本没时差来赚取收益，黑龙江更是成为全国首个需要借钱发养老金的省份。
东北的经济再差，凭借着底子，其人均收入和人均交的社保钱，也远比中西部省份要好，那为啥率先养老金先崩了呢？
原因很简单，在庞氏模式之下，东三省的青壮相比退休员工，是最小。而全国养老金结余最多的深圳，其青壮相比退休员工，是最多的。
通俗点说，东北满地只消费不生产的退休人员，自然暮气沉沉；而这类人在年轻的深圳却几乎找不到，其经济活力自然就要全国领先。
其实，东北并非都像现在这么死气沉沉的。在二战之结束前，东北的工业产能一度超越日本本土，是整个亚洲工业最发的的地区。
这靠的是啥呢？除了日本进行的工业转移之外，最重要的，是80年前的东北，就像80年后的深圳一样，出现了青壮人口爆炸性的增长。
粗略的看，1910年，东北人口一千万，1920年，东北人口两千万，1930年，东北人口三千万，1940年，东北人口四千万。基本是按照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爆炸增长的。
想一想就能明白，80年前的闯关东，就跟80年后奔赴深圳很相似，去的都是年轻人。因此，大量的青壮劳动人口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自然就能迸发出高效的生产力。
想要保持人口稳定，人口出生率应该保持在2.2左右，而现在的东北呢？人口老龄化严重，0.75的出生率，只有人口严重负增长的日本一半。
这也意味着，在东北，未来四个家庭八个老人，只有三个年轻人能来给他们养老。
不仅如此，从17年开始中央提出住房不炒，全国二线城市从吸引投资客的“抢钱大战”，变成吸引大学生落户的“抢人大战”，大幅放宽落户并给予大量补贴，
而东北呢？作为全国人均教育最优质的地区之一，在中国一线吸人二线抢人之下，青壮人口严重流失。因此，未来东北人口结构的实际情况，甚至会比数据上看的更糟。
但是，就在如此的不利情况下，东北很多的地方政府，依然按照过去十年的老路子，依靠基建配套投资来拉动经济。
要知道，基建就和房地产一样，也是一个庞氏模式，中央无论名义上投入多少，最后地方都是要还给中央的。
地方拿什么还中央的钱？如今为了刺激经济修的基建，最终还是要向下一代的韭菜收税来还。
但是，低生育率的东北，新生韭菜本来就远比全国产量要低，更不要说，在过去十年的瞎搞模式下，这些新出来的韭菜，一看自己还要背负那么多老韭菜欠下来的负债，用屁股也能想明白必须逃离东北，而不去负担这笔政府主导的庞氏债务。
因此，在旧模式之下，中央在东北投入的资本流入了海南，东北的青壮人口流入到关内，没有新韭菜可以割的老韭菜们，未来领到养老金，恐怕都需要政府借钱。
这也是政事堂说的，东北不进行一次刮骨疗毒的改革，谁也救不了的原因。
然后，我们把视野从东北转向全国。
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新出生人口1655万，比14年还减少32万。
由于二胎政策是2014年全面开放，因此，就像囤积了好些年的A股堰塞湖一旦被打开一样，中国本来应该在2015年出现一个迅猛的新生人口高潮。
可结果呢？竟然比前一年还要低。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联合国统计的一个日本、中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图。
在这张联合国搞出来的图上，很明显的显示了，中国从2017年开始，劳动人口将进入一个比当年日本还猛烈的下行周期。
而人口下行周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不拿东北这个地区来看，而把视野放在1990年进入人口下行周期的日本，看他遭遇了什么。
那是一个长达30年，现在还不到头的“失去的时代”！
但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钱，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并成为了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不仅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经济上还依然没有越过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这两年为啥那么多外国资本参与做空中国？整体研究数据的他们，会看不到中国像日本当年的劳动人口拐点的数据么？
我党为什么开发中西部脱贫，推动城镇化，还不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么？
为啥1带1路选择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作为战略的立足点？还不是因为这三个地方是全球劳动力增长最迅猛的地区么？
想一想，为啥老大提出了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之路，还不是因为我们靠数量的人口红利，真的已经没有了么！
中国在建国后，有两拨人口高峰，一波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60年代，这十年里，在只有六亿人口的当时，每年的新出生人口都逼近三千万。
而如今呢，十四亿人口，每年的新生人口却只有一千五六百万。
一个人消费力最强的时候，就是他22~28岁的婚龄，结婚买房子生孩子，会将几个家庭的积蓄掏空，并欠下大量的负债。
因此，中国最大一波的60后人口爆发，推动了80年代后期的繁荣和物价飞涨，而等到70后这一波人口每年一千多万的人口低谷结婚的时候，则进入了90年代初全国需求紧缩。
同样，60后的孩子们，80后成人后的第二波每年两千五百万的人口爆发，同样也推动了07-17这中国房地产的十年黄金时代。
有趣的是，东北只赶上了黄金时代的前五年，而没有赶上后五年，2012年之后，东北的房价却没有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翻番暴涨。
因此，如果对比一下东北和内陆，就会发现，相比于全国人口在60年代爆发，富庶的东北人口暴涨期是50年代末，因此在第二波全国80后的人口高峰时，东北人口的最高峰在80-85，而全国人口的最高峰却在85-90，中间正好差了五年。
房地产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韭菜市场，很多韭菜需要用未来30年的工作赚钱，来换取这一套属于房子。而韭菜们能够忍受高房价，就像他们对P2P、比特币一样，能够继续暴涨。
任何的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庞氏模式，就像养老金一样，下一代愿意支付上一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下一代会支付给自己。而这个理论的本质，是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韭菜来接盘。
要知道，当年中美蜜月期，美国大规模援助我们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入了计生系统，各大美国基金会都热衷于帮助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直到现在，计生部门的领导，还扬言计划生育要再坚持三十年不动摇。
可如今呢，中国的青壮人口比例的下滑速度，比日本还要快很多。劳动人口大幅下滑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更不要说下滑最猛烈的青年人口，更将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
而除了新生劳动人口降低之外，新中国人口史上最大的一波高峰，数亿的60后，将在未来五年集中进入退休高峰期......
30年前，日本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在劳动人口下滑的拐点到来之后，经济尚且收到重创，一蹶不振。
如今的我们呢？未富先老......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第三篇犀利重磅雄文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天才地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新社会的方案的。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㸔作象征。”[3]“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4]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
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社会消费，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社会提供，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5]马克思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离开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这就是剥削。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生产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离开所有制，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7]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9]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0]一般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发展又很不平衡，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需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11]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上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5]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经常有人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我们读一下做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十三大决议吧。决议指出，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社会化。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因此，我们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在生产目的方面，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经济运行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句话，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一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方向、前途，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里决定性的问题两种因素的力量的消长。关键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工作。如果听任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主张泛滥，并付诸实践，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情景完全可能出现。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不可能万岁。
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显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是未来的事，但也是现实的。应该把我们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该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