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忽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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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红色雄文：
从炮制“共产主义基督教”看苏修叛徒的堕落
本篇阅读完后，请欣赏第二篇超重磅红文：《不能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忽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为主体》
于奋
《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八期
不久前，由苏修头目“赞助”，在莫斯科近郊，演出了一场小小的丑剧。来自苏联国内的主教、神甫，还有和尚、阿訇者流，总共一百多宗教头目，喧喧嚷嚷地开了个会，讨论所谓“我们时代的一些根本问题”。苏修叛徒集团头面人物亲自致信，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吩咐他们要“在为加强和平的活动中取得成就”。
这是勃列日涅夫等一小撮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提倡宗教迷信活动，妄图愚弄苏联和世界人民，用主教、神甫的长袍遮掩他们在国内外罪恶行径的一个极其反动的步骤。
伟大的列宁曾经痛斥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鸡。只要能够苟延它的生命，什么最肮脏的东西它都是可以啄食的。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早就乞灵于反动的宗教势力来为自己反革命修正主义内政外交服务了。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一直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宗教势力堡垒梵蒂冈和资本主义忠实卫道士罗马教皇的肉麻的吹捧者。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曾无耻地吹嘘罗马教皇是“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伟大人物”，继赫鲁晓夫之后上台的苏修新头目也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赴罗马，“朝拜”教皇保罗六世。在苏联国内，苏修叛徒集团极力为宗教势力张目，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报刊和通讯社，大肆进行反动宗教宣传，无耻地鼓吹宗教这种麻醉剂“有益”，公然叫喊要在学校恢复宗教教育。宗教势力在苏联日益猖獗，无孔不入。苏联全国各地举行宗教仪式的次数，在最近十年内增加了两倍至三倍，教堂、教区日益增多，教徒人数增至几千万，还设立了不少神学院校，培养教会“接班人”。
最近，苏修叛徒集团又炮制出所谓“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反动谬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所谓“现代俄罗斯东正教的进化”。在一本叫做《科学与宗教》的杂志的第五期上，有一位御用的“哲学副博士”竟用标准神甫的口吻，说什么东正教是“改造社会关系的工具”，吹捧“基督教同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上改造社会关系的过程的和谐、适应和协调”，基督教已经发展成“共产主义基督教”。据说，这种“共产主义基督教”，同苏修叛徒嘴巴里的假马列主义即修正主义一样，在很卖力地“号召信徒们参加争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勃列日涅夫之流，现在可以很方便地从“共产主义基督教”中找到他们所谓“建设共产主义”的蓝图，连马列主义的外衣也可以统统抛掉，因为“在地球上建立基督之国，如今在东正教中日益同世界的共产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正是在鼓吹“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喧嚣声中，一些地区的教会头目们公然在公共场所召集开会，到居民中进行宣传，“招募拥护者”，真是一片乌烟瘴气。
很难找出比这更无耻的行径了！
在苏修叛徒集团看来，只要给基督教贴上“共产主义”的标号，就可以欺骗国内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给自己利用宗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盖上一块遮羞布。其实，这正好暴露出他们所谓“建设共产主义”之类，是同“建立基督之国”一样的东西，他们站在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利用宗教，他们的纲领原来同“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欺骗宣传是一样的。
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压迫、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它束缚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反抗。科学共产主义和宗教是对立的，为争取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和“在地球上建立基督之国”是水火不相容的。
《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从诞生时起，就受到以教皇为代表的反动宗教势力的疯狂抵抗。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党和苏维埃国家同反动的宗教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现在，那伙自称忠实于列宁遗训的苏修叛徒集团，竟恬不知耻地叫喊基督教同共产主义“和谐、适应和协调”起来了，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合二而一，从而打出“共产主义基督教”的黑旗，这说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卑鄙的地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面人物们，你们既要当基督教的“主教”，来麻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又要给自己冠以“共产主义”的花环，来装点你们的背叛行径，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太恶劣、太滑稽了吗？
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各种反动势力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总是妄图把共产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列宁曾经痛斥过的所谓“造神派”，就使用过这种手法。什么苏联宗教的“进化”，宗教的“社会主义化”，以及“基督之国”同共产主义的“联系”等等，统统是骗人的宗教宣传。现代一些忙于“改革”的时髦神学家，天天都在冥思苦索，要为基督教从神学方面寻找“更有效的表现形式”，反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人类尊严的公然侵犯”，狂妄地叫嚷要把“基督王国伸长到世界尽头”，向无产阶级“传播福音”。这些把戏都赶不上现在苏修叛徒集团：他们以“共产主义”神学家的面貌出来证明，基督教的理想已经在他们的假共产主义中实现了。为什么苏联宗教头目现在认为可以大力支持苏修叛徒集团的种种政治哲学主张呢？他们自己一语道破了这个奥妙：原来他们所以支持苏修叛徒集团的各种政治“原则”，是“由于这些原则符合基督教的要求”。正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上台以后，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了“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成了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动的宗教头目觉得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同他们的要求十分“和谐、适应和协调”，于是拍手叫好，卖力为苏修叛徒集团效劳。
苏修叛徒集团还通过自己的“共产主义基督教”吹捧什么宗教是“改造社会关系的工具”，这种无耻的言论，只能进一步暴露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反动的宗教势力、加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从来都是剥削阶级用来统治、奴役、毒害劳动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说过：“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因此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支持和利用宗教，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支持和利用它，封建社会的地主支持和利用它，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支持和利用它。苏联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老沙皇就一直把东正教当作工具，用来维护自己封建帝国的血腥统治。当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时，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夺回失去的天堂，又曾利用反动的宗教势力，组织过反苏“十字军”，配合国际帝国主义颠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个工具，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政治侵略，把我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帝国主义又曾利用反动宗教势力这个工具，毒害一部分落后群众，对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披着天主教、基督教外衣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直是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一直是帝国主义用来从事侵略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现在把东正教当作“改造社会关系的工具”，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接受了老沙皇的衣钵，从美帝国主义那儿拾来的破烂货。
什么坏事丑事都做得出来的苏修叛徒集团，在制造“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反动理论时，竟在刊物上赤裸裸地吹捧苏联东正教头目执行苏修的“国际政策”，“支持”苏修“在保障国际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正是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们利用反动宗教势力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反革命目的。目前，苏修叛徒集团正在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罪恶活动本身，证明了苏修的“国际政策”，已经变成搜罗一切反动势力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了。
苏修叛徒集团在不断侵犯我国领土、领空，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牧民同时，通过广播，利用宗教对我新疆进行反革命颠覆宣传，妄图分裂我们祖国的统一，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当年老沙皇曾经利用宗教妄图对新疆进行分裂活动，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又这样做，这个事实再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我们严正警告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们，你们利用反动僧侣来搞反革命活动，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过：“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我们一贯主张，既保护信教的自由，也保护不信教的自由。共产党人执行信教自由的政策，“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我们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僧侣主义和各种宗教迷信。我们相信，到了一定时期，信教的群众会觉悟起来，自己丢开那些“菩萨”。苏修叛徒集团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原则，倒行逆施，竟然捏造出“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反动谬论，以维持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这说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面临死亡深渊的万分恐惧。
苏修叛徒集团不是要他们豢养的宗教头目讨论所谓“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吗？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决计逃不脱这个伟大的人民革命的风暴。什么“共产主义基督教”，也救不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命。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联人民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苏联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的阶级斗争。苏修头目妄图利用宗教势力来麻痹、瓦解苏联人民反抗苏修叛徒集团的革命斗志，这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只能促使苏联人民的日益觉醒和更大反抗，只能引起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这一伙叛徒的卑鄙无耻。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高涨，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抗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帝、修、反正在一步步走向坟墓。正如我们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苏修叛徒集团乞灵于反动的宗教势力作垂死挣扎，只能使他们自己失败得更快、更惨。这也是“上帝”的意旨，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第二篇红色大雄文：
不能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忽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为主体
决不允许包藏着“一切私有化”的祸心，歪曲诠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是以坚持公有制为基本前提的，决不能片面强调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壮大。对这种倾向必须高度警惕：当前，党内外很多人，只讲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却忽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为主体！
自从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随后把这一条写进宪法以来，围绕着基本经济制度舆论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总的倾向是只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讲、甚至反对公有制为主体，推行私有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初《财经》杂志接连刊登三篇文章，要求修改宪法，建议把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不要规定哪种所有制为主体?文章没有说，故意含糊其事了。
其实，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迄今为此，人类社会都是有几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都不是只有一种所有制。例如，奴隶社会，除了奴隶主私有制，还有大量自由民私有制(个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还有小农经济、地主经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还有奴隶主私有制。但任何社会总有一种所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正是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矛盾论》告诉我们一个认识事物性质的方法，即在任何存在多种矛盾的矛盾综合体里，各种矛盾相互连结在一起，但总有一个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这个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任何存在几种所有制经济的社会里，都会有一种所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则处于从属、补充地位，这是客观的必然性，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分“老大老二”，不分主体和补充，只是某些人的主观想象，实际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里，不是这一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就是那一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
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讲哪种所有制占主体，看起来是主张各种所有制地位一律平等，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心中还是明白必定有一种所有制经济是主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他们反对公有制为主体，主张私有制为主体，但又不好明说，因为宪法上载明公有制为主体，于是他们打马虎眼，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讲哪种所有制占主体。不过有的人憋不住，还是要说出来，这叫做顽强地表现自己，哪怕是违反宪法也要说。这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倒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例如一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的人，在《xx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扬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制度，说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够充满活力。在《xx日报》上发文章，公开与宪法唱反调，这是罕见的。
讲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是统一的，适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不应有例外。不可能对某种所有制采用一种规则，对另一种所有制采用另一种规则。另一种情况是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那应该是不一样的，有的所有制占主体地位，有的所有制则处于从属地位，起补充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决不能把两种情况混为一谈，仿佛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所有制经济一律平等，就意味着在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了。
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讲，有两个问题必须讲清楚，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是怎么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它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呢?
（一）从政治上说，公有制是否占主体地位，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
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阶级掌握政权，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政权是不牢固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把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为自己执政的经济基础。一旦没有了公有制，共产党丧失了自己执政的经济基础，还能够继续掌握政权吗?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搞了私有化，我们的政权怎么维持和运转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消失了，甚至公有制被消灭了，私营经济占了主体地位，甚至只有私营经济了，我们的政权势必不能靠公有制经济交纳说收、上缴利润来维持，而只能靠私营经济来养活了。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办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有两个出路：一是改变党的性质，改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也许可以继续执政，但这个党和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了，不能再搞社会主义了，这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二是如果还想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还想搞社会主义，那时在经济上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就不会容忍你继续执政了，必然要把你赶下台。只要你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道理，这两种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危险。
我们党看到了这种危险。2000年江泽民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座谈会上特地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①]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俗?”[②]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绝没有好下场，它会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葬送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要有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时刻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就是这样的队伍。关键时刻，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是靠得住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国有企业做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
第二，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使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私有制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基础上会产生剥削、两极分化，这是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因此，我们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必须巩固、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在城市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农村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样才能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才是巩固的。可以说，越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越要强调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或者没有了公有制，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了。
第三，增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使经济朝着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向发展。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应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主导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它应该控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的存在，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存在，由于它的生产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使得国民经济的运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有可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保证五年规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得以实现。如果公有制经济遭到削弱，甚至消灭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得不到控制，就会陷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公有制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条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排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从而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经济的发展是以剥削者为中心的。没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无法实现。
第四，公有制为主体，才有可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发展，而是相互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就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它对非公有制经济起到鼓励、支持和引导的作用。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才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鼓励和支持，才有能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讲的是经济实力，口头上说得再多也是不管用的。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谁会理你呢?文件上讲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会落空的，不会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实施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措施。不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发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方向，非公有制经济也不能健康地发展。
第五，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种分配方式、分配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分配政策。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的建立，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参与分配，人们参与分配的标准只有一个：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消费品，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同剥削、两极分化相对立的，存在剥削、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础上决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达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侈谈共同富裕，一方面却鼓吹私有化，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有人认为，不消灭私有制，不发展公有制，只要调整一下分配政策，例如多搞一些社会福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我们强调的“共享经济”，不是别的，就是共同富裕，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谈不上“共享”的。
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比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顶梁柱。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甚至消灭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这根顶梁柱就倒下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垮塌了。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政治缘由。
（二）从经济上说，公有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
大家知道，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基于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是诉诸人类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生产的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个人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一群工人生产的;生产的产品不是生产者个人消费的，而是供社会消费的;生产上需要的物资，也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由社会提供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各个企业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使得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要求无法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无法克服的，它只有通过革命，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敲响了私有制的丧钟，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一种客观的规律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只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够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所在。[③]
从理论上讲，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因而公有制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从实践上讲，我国三大改造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尽管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速度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显示出公有制的强大优越性。六十多年时间，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苏东剧变的险恶环境下使社会主义红旗高高飘扬在世界东方，这同苏联东欧国家否定公有制、实行私有化造成的严重恶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但在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强调一下，因为多年来舆论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攻击公有制、妖魔化国有经济的言论铺天盖地，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诸如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不符合人的本性，注定没有效率，私有制才是先进生产关系，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把公有制同人民对立起来，说公有制与民争利;说国有企业是垄断，靠垄断获取利润，与“民营经济”争夺资源，妨碍经济发展;鼓吹公有制产权不清晰，只有私有化，把财产落实到个人，产权才是明晰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类似的言论，在报刊上屡见不鲜。一时间压得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抬不起头来，维护公有制的言论，说起来仿佛理不直、气不壮，报刊上也消声蹑迹，上课的时候都不敢讲公有制的优越性。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极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力量。一切攻击、污蔑公有制的言论都应该进行批评，不能听任泛滥。
正确对待非公有制经济
全面准确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除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之外，还有一个正确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首先，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将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括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工业化国家;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有着发挥积极作用的广阔空间。因此，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应该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这一转变过程。其次，在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当然，一般地讲，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还带有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即一方面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存在中世纪式的小生产和手工劳动。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同这种多层次的大跨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是不适应的。此外，某些生产部门的特殊性，消费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压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难以包揽一切。只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才能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开就业门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对发展经济、满足人们需要有着积极作用，我们必须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发展和增强公有制经济，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两者应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捏造什么“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说法，那既违背党的大政方针，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应该讲清一个理论问题：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反科学的)，也不是因为它们是先进生产关系，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在生产力具有社会性质的今天，不能说私有制是先进的)，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发展又不平衡。我们并不认为私有制是永恒的，并不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不主张私有制万岁，好像人类社会离不开私有制似的。我们最终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点无需隐晦。但消灭私有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有条件的。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提出消灭私有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干那样的蠢事。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私有制，来发展生产力，为将来彻底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同时应该明确，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是必然要从初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到那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现象将会消失。当然这是未来的事。但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固化，应该未雨绸缪，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取决于它内部的经济关系，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非公有制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的主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存在着雇佣、剥削关系，因而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只有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是处于补充地位，邓小平多次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就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果像某些人所说那样，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逻辑上就说不通了：这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了。
有人怕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私营企业主会不高兴，甚至会产生某种疑虑，所以总喜欢说点模棱两可的含糊的概念，例如，不敢称私营企业主为资本家，更不敢讲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而叫做“新阶层”;不敢讲剥削，而叫做财产性收入;不敢讲劳动价值论，而叫做要素贡献;不敢讲劳资关系，而叫做劳动关系。如此一来，真实关系被掩盖了，欺骗了群众，私营企业主心中也并不踏实。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问题。我们不应该为了眼前的某种政治需要而隐瞒自己的观点，违背初心，实际上，只有说彻底了，私营企业主反而安心。
党的文件中有一个提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报刊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问题，经常出现“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仿佛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了，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区分开来。前者是指经济的运行机制，后者是指经济的性质。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行为载体来说，的确比重相当大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了，但这不等于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我们怎么也不能把私有制当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怎么也不能把私有制看作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因而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也有两个方面
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非公有制经济对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是私有制，其中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剥削关系，生产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因而它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矛盾的。正是因为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鼓励、支持它们发展，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不能只讲鼓励、支持，不讲引导。这种片面性，在目前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必须注意防止。
必须全面地阐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概括起来，必须把握以下四点：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应该得到发展。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能只注意发展公有制经济，忽视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不能只注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忽视甚至限制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实行私有化。舆论界一度鼓噪的所谓“国进民退”，是某些人为了推行私有化而提出的“伪命题”，既不符合我们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
2、就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来说，必须保证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则属于补充。有主体，就必然有补充。没有补充，也就谈不上主体。在所有制结构中，不能不讲主体、补充，不分“老大”、“老二”，更不能颠倒主体与补充的位置。这是一个关系社会性质的原则问题。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攻击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这个问题是围绕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的焦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判各种否定公有制的言论。
3、就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来说，国有经济应该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接受国有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主导是相对于服从来说的，有主导，就必然有服从，没有人接受，主导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保证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4、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既应该鼓励、支持它们发展，又应该注意引导它们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不能只讲鼓励、支持，不讲引导。
党的十六大还明确指出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方针，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⑤]由于第三条是前两条的综合，所以一般称之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不能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经常看到的是只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提“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种片面性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必须防止。同时要看到，两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方针，它们并不是并列的，前一个“毫不动摇”是根本的，它决定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着后一个毫不动摇：没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能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概括来说，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阐述和贯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两个方面都要坚决贯彻，不能有片面性。当前必须警惕只讲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而忽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旳倾向。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见《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版。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