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晚年几次痛哭说起（两篇纪念性重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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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重磅：姜义华：毛泽东晚年改革国家治理体制的构想与实践
本篇看完后，请继续欣赏第二篇纪念性红文《从毛主席晚年几次痛苦说起》！
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构想
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体制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对此，《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的选举制》的资料中介绍说：“巴黎公社实行了全面的选举制。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为“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发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宣传、强调不断升温。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巴黎公社原则直接等同于所谓“大民主”，即《人民日报》所反复强调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 工矿企业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张春桥当选社长，姚文元当选副社长，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是“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宣言》更提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
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树立了榜样。当时许多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姚文元在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上海夺权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
1967年1 月22 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提出：“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在这里，巴黎公社原则更突出强调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内容。
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则的限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中共中央竟多日对此保持沉默，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毛泽东同志将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于1967年2月12日至18日与他们多次谈话，就上海人民公社名称和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问题委婉地却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思考的结果。这事实上是对原先巴黎公社式构想的首次重大修正。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谈话内容，根据当时笔记，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很明显，这就是告诫他们，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经验不适用于当下的夺权斗争。
基于此，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地改了嘛!他说，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地改善。这是对“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更直接的批判。毛泽东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只能是这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哪有打倒一切呢?这种“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要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与此相应，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废除各种“长”的做法，指出，不管叫什么，总是有领导人，总有干部。现在要夺权，总要有干部。他在谈话中还对让一个普通的工人、学生直接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学校提出了异议，说：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比如江苏省，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如果他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这个困难当然大。我看[让大学生]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还不了解。这则是对巴黎公社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的质疑。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会跟着我们走，这一估计则更使“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立论完全失去根据。
关于公社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或这一名称，毛泽东这时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他还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英国是君主制，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其他还有很多事例，都表明，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为此，他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这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这也不要改了。
毛泽东这里所批评的各个观点，都是非常重大的原则问题。要是换了其他人，早就被打倒、被“批倒批臭”了。但是，对于上海，对于张、姚，毛仍是心平气和、很婉转地劝说、引导。
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的重新厘定
“文革”起始，是否实行所谓“大民主”，被视为是否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分水岭。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大民主”，1966年8月，按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曾就“大民主”专门发表社论解释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就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第一步。
当然，群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整体，它由无数取向不同、利益不同、组织程度不同的群体构成。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有的觉悟高，有的觉悟低，有的觉悟快，有的觉悟慢，因而当然需要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酌情因势利导。“文革”发动时，毛泽东同志所依靠的群众，主要是在大学和中学就读的一批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因为他们是知识青年，朝气蓬勃觉悟高，勇于打破常规接受新鲜事物。相对来说，一部分工人、农民当时对于学生造反运动还有些不理解。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禁止各地“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中共中央于是9月11日发出指示，明确规定：“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还要求“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当然，群众运动难免出现过火行为，尤其是被隐藏着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别有用心煽风点火之后。比如，1967年春夏间，以红卫兵为名号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冲击各级领导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地揪斗党政军领导人，同时，不同派别之间，你争我斗，发展到不断发动大规模武斗，乃至抢劫军火，屠戮对手，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毛泽东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首次重大厘定。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红卫兵中一大批活跃分子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中最激进、最极端的那些派别直接动用专政武器。
但混乱局面并未中止，反而愈演愈烈。至 1968年 7月27日，毛泽东决定，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也是更为全面的厘定。
1954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真正的民主，就是不折不扣、毫无例外地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文革”前，共和国公民确实并没有真正而充分地享用这些自由权利。从出发点来说，文化大革命决定要做的，确实就是保证每个公民依法享有这些权利。
“文革”中，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对于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黑暗面，应当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跌到社会底层，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真实状况、群众的疾苦和意愿，有了深切的了解。反过来说，这种“大民主”也不可避免是有一些缺点的，比如导致宪法和法律某种程度被破坏，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群体暴力活动也在一定范围泛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这种失控性不恰当使用，使“文革”中“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出现了不少破坏性负面效应。毛泽东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两大问题，一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二是全国全面内战。 不幸造成这两大问题，应当说和“大民主”实践的经验匮乏有直接关系。毕竟，实行“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这个“大民主”，在历史上属于头一次，属于探索中的新鲜事物，根本来不及实时驾驭，以规避其运行不当所带来的混乱因素。后来，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内，虽然一再努力加以补救，对这个“大民主”不断给予新的厘定，但收效终究有限。
“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新思考新总结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召开，是因为认定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需要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然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在权力再分配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开始了激烈的争夺。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双方斗争白热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构建者陈伯达因为追随林彪集团在全会上即垮台，最终导致发生1971年林彪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的覆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原先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机器的理想已完全破灭。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陈伯达期间，周恩来总理1971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外交部、中联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开展对于托派的研究，因为托派影响很大，现在托派在青年中还有煽动性，一定要进行理论上的驳斥。1972年他主张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再次提出要批判托派理论。这是一项意义极为深长的建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和国际上的托派，实际上直指陈伯达所精心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为只要对照一下托洛茨基相关论述，就不难看出，陈伯达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好几项直接从托洛茨基那里脱胎而来。 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的主张被江青集团和毛泽东本人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创性却根本动摇。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究竟该怎样构建，毛泽东重新做了思考。这一思考很集中地表现在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所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十批”，即《十批判书》。郭沫若从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十批判书》是系列研究论文的汇编，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书中对法家“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持否定态度，对孔子及儒家则多所褒扬，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 则高度评价秦始皇，认为：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指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除去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还推荐同时阅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章太炎的《秦献记》、《秦政记》。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劈头就论秦实行郡县制，说：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指出：“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章太炎的《秦献记》讨论焚书坑儒事件，《秦政记》则专论秦代国家治理。章太炎认为：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皆与焉。世之议政者，徒议同床、在旁，而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章太炎还指出：“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王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昵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就此，章太炎进一步申述道：“建国之主，非起于艸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艸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艸茅、搢绅所能拟矣。”
综合柳宗元、王夫之、章太炎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藉如何评价秦始皇，在国家机器应该怎样构建问题上，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秦政法”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制，开“公天下之端”。这是因为“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固有格局，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承担国家治理重责，使“治民之纪”得以成为“天下之公”。秦虽然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后宫之属，椒房之嬖，便辟之使、燕昵之谒，皆不得干政;帝王子弟亲友，“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这是使天下为公而不致天下为私的基本保证。其三，治国必须坚守法度，应当警惕：“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艸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这两种人，无论是坚持等级森然的社会政治秩序，还是特别喜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都是依法治国的大敌。之所以“百代都行秦政法”，正因为秦代建立的这样一整套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制度有助于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所以它方才能够行之百代而不衰。
文革初期，在对新型适用的无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探索中，最早一直是憧憬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及“大民主”，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之付诸实施，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结果，由于经验不足，同时由于盘根错节资产阶级官僚势力的怠工式普遍阻挠、打着红旗反红旗式阴谋破坏，这次可贵的大民主探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一段时期内让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出现了一定混乱。正是在这一空前规模的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毛泽东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是非得失，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应当怎样改革，得出了和先前迥然相异的新的结论。他所选定的《封建论》等四篇历史文献说明，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坚持“秦政法”更容易达到“公天下”和天下大治的目标。《七律》最后告诫“莫从子厚返文王”，那是告诫千万不要像殷周之际那样各地方各部门分裂成无数诸侯国，各自割据一方，彼此争斗，混战不停。这是伟大实践之后的崭新认识升华，是比较鉴别反思之后的有感而发，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毛泽东这首七律写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会议各项报告、文件已完全来不及吸取毛泽东新总结、新思考的这些成果，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及时理解和消化这些成果。大会以后，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如启用某些能干的“难得人才”，大军区司令互相调动以防止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召开四届人大并恢复原先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等等，都表明，毛泽东在努力将他的新总结、新思考付诸实施。
实践证明，毛泽东这番思考的价值至今仍未过时，仍然不容忽视，更不容否定。尤其结合“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国家机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全部实践，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这番思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无比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革命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国家治理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卓有成效的、富有前瞻性的宝贵探索。无论是成功的部分，还是失败的部分，都是代表了广大民心民意的红色资源，都值得我们珍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继承和提高，从而更好地开创公有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灿烂明天！
第二篇重磅：从毛主席晚年几次痛哭说起
大家都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虎气雄风、一世坚强、战无不胜。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虽然此话可能比较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所以，说他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泽东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泽东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即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建议。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挥洒大笔，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离我们而去已经36年多了。当年领袖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七百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如是，笔者在这里特用较多一点笔墨加以阐发。
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笔者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本身是座危楼，还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笔者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古文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三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同志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毛泽东同志坚定执行无产阶级任人民主专政革命路线，一直语重心长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为唤醒和激励逐步丧失了警惕性的广大战友、干部，防止修正主义篡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晚年他依然雄心不老，始终双目如电洞穿一切，精准地做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伟大论断，为捍卫共产主义信仰倾尽雷霆万钧之力。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深而思之的理念，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同志强调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等严肃批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喟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雄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同志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九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同志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同志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从中而来。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他老人家忧患百姓忧患党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同志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另据毛泽东同志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同志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同志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同志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现的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失控局面，总是引起他十分揪心的反思；特别让他老人家痛心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出现的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悲壮局面。英雄迟暮，柔肠傲骨，对未竟事业有心无力。忧虑不安、孤寂凄凉、悲愤感伤、痛苦内疚等复杂情感集中纠结，让他老人家的晚年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正是如此，晚年的毛泽东同志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分明变成了现实。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
需要警惕的是，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长期以来对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罕见的伟大领袖公然进行无耻的谩骂、攻击甚至恶意的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否则，说得严重一点，就有亡党亡国之危险。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同志巍巍然如永远屹立的昆仑高峰，代表了人类历史正义解放事业的最高成就。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信口雌黄污蔑咒骂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反动派和势利小人，不过是毛泽东同志脚下的一抔黄土而已。还是让我们回到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泪水上来吧，须知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同志晚年常常涌流的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的无限敬仰之情。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光芒四射，是为保持共产党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永不变质而鞠躬尽瘁、勇敢战斗的一生！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