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尽辉煌——毛泽东时代的GDP庐山真面目+主席厌恶官家文化

2018-03-02 萧竹 郭松民 红星照耀寰宇


问题:要怎么做,才可以每天都看到这类好文章呢??
答案:只需点一下上边蓝字“红星照耀寰宇”
即可!

红星照耀寰宇,一个意气风发的微信公众号!小编个人微信:hongxingzhaoyao666

免责声明:本平台所发部分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版权诉求,请作者尽快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快,关注这个公众号,一起涨姿势~


第一篇锐利红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本文阅读完后,请继续欣赏第二篇犀利红文《无尽辉煌——毛泽东时代的GDP庐山真面目》!

摘 要

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在记下的第一笔西北印象。

地处黄河中游的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片贫瘠的土地。

相传人类始祖轩辕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胼手胝足繁衍后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200公里外的黄河壶口瀑布水流湍急,声震河谷,惊心动魄。

而真正使延安声名远播人气旺盛的原因,是共产党来到了这里,成为青年人向往的革命圣地。

斯诺夫妇先后对延安的采访报道和广泛传播也是重要原因,很多人就是看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奔赴延安的。

80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上,每天都有步行前往的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后,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却没有得到回应。

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说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在杭州出生的华君武23岁时正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做小职员,他以前曾听到过或从报刊上看到过不少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华君武瞒着母亲,投奔延安。

据统计,这些青年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占70%,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还有不少侨胞。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的也占80%以上。

一般来说在战乱年代,家境较好的家庭是不愿意其子女跑到偏远落后的地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

叛离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叛离那个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延安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吸引是个重要原因。

斯诺夫妇皖南事变后被吊销了在中国的记者证,1950年又被吊销了美国的记者证。当时的美国新闻官谢伟斯说,“《西行漫记》掀开了世界帷幕的一角,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而他们采访并记录的这批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正是未来中国的领袖。

白求恩大夫也是看到了《西行漫记》于1938年来中国的,他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有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篇章《纪念白求恩》: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人的精神品格与正在进行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的思考。他提出的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观问题。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追求应该是什么?他与国民党员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共产党得到了暂时安定修整,可也发生不少锥心之事。


一件是黄克功案件给军队带来的伤痛,一个经过长征存活下来的红军干部必须枪毙,使毛泽东痛心疾首: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其次是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

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正是对这样一些基本价值观问题思考,毛泽东思想在1939年有了新的升华。

此时他已经不再将抗日看作一个军事问题,比如在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时说,“中国不可能亡。城市亡了农村没亡,白天亡了夜晚没亡,大路亡了小路没亡。”而在两年前,就抗日前途问题毛泽东回答海伦时还在说,“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难道他的信心经过两年就增强了很多吗?抗日形势进入相持阶段,困难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显然他是就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而言的。

他对老百姓愈亲近,对腐朽的上层建筑就愈加反感。这一年7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

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

可见,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文化设计,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1939年5月4日,纪念五四二十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把自己的思考变成对青年的期待: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在这里,你是什么党派宣称什么主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工农的态度,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格。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突然暴雨,闪电击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以后,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追查行为。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就要追查就要立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出于悲痛,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建议判处死刑,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看到通报后的心情难以平静,就叫人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把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在掌握公权力以后都必须面对人民群众,工作矛盾都不可避免,怎样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还是防范人民,甚至以人民为敌,是衡量真主义假主义的辨别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能从群众的民怨声中反思自己,这才是共产党的初心。后来他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经李鼎铭等人提议,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此后在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那么首先应该是包括了人民群众意见在内的集体智慧。这才是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智慧。

人民群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人民的存在是很容易被感受到的,一瓢饮一粒粟都能让共产党牢记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是穷人的党,是为解放工人农民在奋斗的。可是当掌握了一定公权力以后,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人民的意见群众的怨言为什么又会很难被接受呢?

其实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利益的,都认为自己是“先锋队”。可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毛泽东的思考中,人民群众已经不仅仅是需要动员的力量,不仅仅是依靠的根本,而是非常具体地与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文化设计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文章的下篇”,那么共产党的奋斗也就失去了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作了客观、权威的评价:“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可是,国内的一些专家精英,却与十九大报告唱反调,仍然滥用GDP等一些所谓的经济数据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一、关于通货膨胀

  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但不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基本正确的估算。而要进行客观估算,离开国内外的相关通货膨胀参照系,就难以避免主观臆断。

  根据黄金价格的世界走势——1970年时为35美元/盎司;47年后的现在超过1300美元/盎司——可知,以美元大致反映的世界年均(复合)通货膨胀率为8%【(1300/35)^(1/47)=0.08】。那么,以人民币反映的中国年均(复合)通货膨胀率该是多少呢?

  国家统计局通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的2007—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20年平均下来还不到2%,这是明显的失真。我们的CPI统计,将房价等等群众消费比重最大、价格上涨最快的一类归于投资,并不计入消费。其实,群众通过充当二三十年的房奴债奴高价购买的非生产性、非营利性、非炒作性的居住类用房,显然属于非常无奈的生活消费,怎么可以算作生产投资?

  而没有靠谱的通货膨胀参照系,就不会有真实的GDP统计。这将使国家的相关经济战略决策建立在一个危险的基础上。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的真实通货膨胀状况——而对之持“捧杀”或者“棒杀”的态度,客观上都是有利于霸权主义对华遏制战略的错误行为。

  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像统计局讲的3.2%,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3.2%,道理很简单,我们M2年均增长率2000年到2012年是18.2%,GDP增长是9.5%,18.2%的货币增长率减GDP的增长率就是通货膨胀率,如果流通速度不变的话。但是我们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储备,意味着我们GDP12年的成长,GDP成长部分的一半出口了,并没有把物品买进来,所以我们实际商品的增长量只有5%左右,所以18.2%的货币增长量减掉4.5%到5%的商品实际增长量,所以我们通货膨胀率应该在13%到14%之间。”

  而从1976年至2017年末,有确切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年均货币(M2)供给增长率约为20%左右(截止2017年底的M2供应总量是1976年的1800倍以上);年均GDP增长率约为10%左右。故41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应为10%左右。但由于我们的GDP的一半左右属于外资的并且出口了,基本上变成了巨量的外汇储备(且发行相应的人民币),剩下来的一半左右的GDP,保守地只扣除1个百分点的泡沫、无效成分和财富流失等,则余下的有真实产品和服务支撑的真实GDP增长率,也就是4%左右。所以,我国41年来的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应为16%左右【年均货币供给增长率20%-年均真实GDP增长率4%=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16%】。

  由于41年来的年均工资增长率约为12%左右,所以,我国的扣除工资增长率后的年均纯粹通货膨胀率,应为4%左右【16%-12%=4%】。(如果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同步增长,则纯粹通货膨胀率为0,标志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既不提高、也不降低。)

  按照年均16%的通货膨胀率计算,2017年的1万元人民币,只等于1976年时的22.76元【1.16^41=439.32;1万元/439.32=22.76元】(注:439.32——指的是年均通货膨胀率16%时,同样购买力的人民币41年后的膨胀倍数。如果仅从粮油肉蛋菜果的价格来说,现在也就是涨了几十倍,但是住房、医疗、教育、供养老小等的综合费用,对比毛泽东时代的物价和全面福利,却涨了不止439倍——且这一部分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应在90%以上。所以,439.32倍的人民币膨胀倍数,应该说保守地靠谱。)

  严格地说,现在的1万元,还不能完全抵得上当时的22.76元。因为,总体来说,当时的22.76元,一般可以供养三口人左右,而现在的1万元,则只能供养两口人左右。况且现在的1万元工资,还必须扣除22%左右的三险一金和工资税,即使供养两口人都免不了啃老的尴尬。1976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为51.25元,大致等于2017年的22518元——相当于2017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的四、五倍(国家统计局:2016年职工平均年工资57394元,月工资则为4782.83元)。

  联系社会福利等全面因素综合地考量,1976年前的一个二级工人的工资——38元左右——一般可以供养五口人左右,而又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同时大量变现国家的“家底”、资源、环境和严格限制生育大量减少供养人口等等)之后,现在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职工调查显示:2017年12月,全国职工的全部货币收入平均值为3608.4元),反而却只能养活自己,如果想要结婚生子,就只能无奈地深度啃老。

  2015年末,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但是却难以根本扭转全国人口增幅总体下滑的态势——2016年的人口出生只起了点小波澜,而在接下来的2017年,则又开始掉头向下。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随着市场经济将劳动者的家庭供养能力锁定在劳动力成本的极狭小范围之内,随着真实通货膨胀的持续高位,很多年轻人只能供养自己,而无力结婚或婚后无力生子。

  忧虑的问题是,年均4%左右的纯粹通货膨胀率,其41年的连本变量已经积累到近500%的程度【1.04^41*100%=499.31%≈500%】——可以解读为:基期一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等于现期五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这,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在1976年前可以供养五口人左右、而现在却只能供养一口人左右的客观数学关系;也是年轻人不愿意、也无力生育孩子的根本原因。

  而一个普通职工平均可以正常供养的人口数量(供养能力系数),是标志不同时期工资收入可比水平的基础指标(而不仅仅是粮油肉蛋菜果等指标,也不是什么高楼、宽路、豪车、靚衣、电脑、手机等指标);也可以说是标志日子“越过越富裕”还是“越过越拮据”的基础指标。

  对于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工人能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的历史,有些精英则持伤痕文学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那时候都吃些啥、穿些啥、住些啥、用些啥?那也叫人的生活?连饭都不让吃饱!对此,事实可以回答你:那时候吃的是绿色放心食品,现在吃的是转基因有毒食品;那时候吸的是清新空气,现在吸的是雾霾;那时候穿的是非转基因纯棉衣服,现在能穿上转基因纯棉内衣都是奢望;那时候住的是温馨的平房,现在住的是要命的天价楼房;那时候骑的是自行车,现在开的是轿车。但是,那时候骑自行车的不是资本家的奴仆,现在开轿车的却鲜见主人。乾隆皇帝没有轿车、电脑和手机,你有,且有名牌可以显摆,但却不能说明你超过了乾隆皇帝。至于物质生活,那时候确实过得比较清苦一些,得用粮票、布票等票证,但那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适当向重工业倾斜和反侵略颠覆战争时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需要!人不能吃水却骂打井人;摘桃却骂栽树人!况且,现在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无论如何拮据清苦地生活,也供养不了一家五、六口人(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结婚、生子、入托等等)。再说,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难道不是天地之差?至于口粮比较困难,也就是1960—1962年那两三年的时间(“饿死三千万”纯属造谣;人口增加近四亿却是事实。并且,如果也像现在一样,一家只养育一个孩子,恐怕口粮也困难不到哪里去)——其原因,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犯错误的原因。而正是早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鼎力纠正了一线某些领导人所犯的 61 46349 61 28381 0 0 7830 0 0:00:05 0:00:03 0:00:02 7829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等等“左”倾错误,中国才拨正了航向。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卓有殊功。那些辱骂毛主席的精英们,应该听听王震将军的天理怒吼:“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

  至于人民币购买力的巨大时代落差,有人以美元和黄金的指标来换算,这也是一种计算方法,但是存在不小的失真率。从总体上实事求是地考量,现期按16%左右的一般通货膨胀率和4%左右的纯粹通货膨胀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还是比较谨慎且留有一定的保守余地,主要表现在——基期的职工工资,无需扣除三险一金和工资税,就可以享受全面的社会福利;而现期的职工工资,只有对工资总量进行22%左右的三险一金和工资税的扣除之后,方可获得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应有的权益。而如果从严计入22%左右的工资扣除和拖后腿的农民工工资,则现期的全国职工平均真实工资还要低,纯粹通货膨胀率还要高。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数据所反映的是现期数十年的平均状况。至于党的十八届领导执政五年以来的某些反映大势的相关经济数据,则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向好。但要根本化解数十年来积重的通货膨胀惯性等社会痼疾,出路不会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因为,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都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不治之症(通过统制经济手段逐步向计划经济靠拢,可能是较好的选择)。美国目前的尚不是太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是主要靠市场经济手段维持的,而是主要靠全面霸权手段满世界“剪羊毛”维持的!

二、毛泽东时代GDP的庐山真面目

  在确立了比较客观的通货膨胀坐标之后,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GDP庐山真面目,就不难看清了——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我国1976年的实际GDP是394.76亿元人民币。用这个数据与2017年名义GDP的82.7万亿元比较,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095。如果这个数字成立,那么从1976年至今,我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应为20.5%【2095^(1/41)=0.205】——然而,这与事实明显不符。所以,关于“394.76亿元”的估算,显然不靠谱。

  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运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统计国民经济,排除了部分商业之外几乎所有的第三产业产值,更不用说大量的军民准义务劳动和准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的产值了,且当时也没有出卖企业、土地、矿山等资源的产值——现在若按照GDP统计体系纳入这些产值,并按真实通货膨胀率进行换算,则毛泽东时代的GDP总量,其实是令人惊骇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中国1976年的数据为3357亿美元(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1979年6月出版);1977年的数据为3230亿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经济指标》,1977年10月)。(美国为了知己知彼地制定对华战略,不会故意压低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还是有所低估。)而若按照当时1.8803的汇率计算,1976年中国的3357亿美元,相当于6312.2亿元人民币,再乘以人民币膨胀倍数439.32,则1976年的经济实力为277.3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976年的经济实力是2017年名义GDP的3.35倍【3357*1.8803*439.32/827000=3.35】。

  而如果都按照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计算,1976年的277.3万亿元,应该相当于2017年名义GNP的6.7倍【277.3/(82.7/2)=6.7】(由于现在我国境内的外资规模大大超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再加上我国GDP中的泡沫和水分太大,故我国现期的GNP,乐观估计顶多占GDP的1/2)。

  对于上述的计算结果,如果认为太过夸张,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估算。

  毛泽东时代,在一穷二白和战争延续的恶劣条件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发挥群众路线的威力,在短短27年(9800多天)的时间里,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伟大成就:既建立起比较完整坚实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基础,实现了全民福利,又不超发货币就实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神奇财政平衡,并且积累下可观的财政盈余;还打赢了耗资耗力巨大的包括剿匪平叛在内的大小数十场战争;还为改革开放时代养育了近四亿劳动人口;还消灭了水患、旱患、虫患、瘟患、匪患、黑患、黄患、赌患、毒患、贪(官)患等等社会顽疾,实现了社会的风清气正,保持了生态环境的和谐优美。这些伟大的成果(在GDP中叫做产品和服务),若都按现在的币值换算成GDP,焉能天地不惊、鬼神不泣?

  要全面客观准确地计算毛泽东时代的GDP,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先从当时水利工程的投资切入,管窥当时GDP的真实全貌。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年全国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总体积为3610亿立方米,其中属于1949—1976年完成的,当超过3000亿立方米(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酝酿实行分田单干和解散人民公社,水利投入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

  而三峡工程(1994—2009年期间完工),是水利工程投资的一个极好的换算坐标。三峡工程的土石方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以此推算,毛泽东时代27年在水利工程方面完成的3000多亿立方米土石方,相当于1000多座三峡工程——大约等值于现在的200多万亿元投入【2000亿元*1000=200万亿元】。而1949—1979年30年间的水利投入,却只占全国基本建设(农业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新疆和北大荒的屯垦戍边,以及铁路、公路、三线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等)总投入的6.6%。由此可得,毛泽东时代的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应为现在币值的3030多万亿元,27年年均110多万亿元。令人震撼的是,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所创造的GDP,还只是全国所有经济建设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GDP的一小部分!

  所以,若按照现在的币值计算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以民为本的生产模式”所创造的GDP,无疑会令市场经济时代的“以资为本的生产模式”十分难堪。这就好像当年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令资产阶级政客们十分惊惑——国民党军的汽车轮子,缘何跑不过解放军的双腿和民众的小车轮子?——一样,毛泽东时代的真实GDP高峰,也会令资产阶级十分惊惑——资本的现代化机械,缘何干不过人民的简单机械?

  【2018年3月1日】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