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我们小分队在滇西北找矿。小分队一共8人，其中4名警战士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一天，出发前，一位纳西族老乡搭我们的车去维西。那天路上积雪很大，雪下的路面坑洼不平，车子行驶一段就会被雪坞住。我们不得不经常下来推车。就在我们又一次下车推车的时候，一群褐黄色的东西慢慢向我们靠近。我们正惊疑、猜测时，纳西族老乡急喊：“快、快赶紧上车，是一群狼。”司机小王赶紧发动车，加大油门……但是很不幸，车轮只是在原地空转，根本无法前进。这时狼群已靠近汽车……大家看得清清楚楚——8只狼，个个都象小牛犊似的，肚子吊得老高。战士小吴抄起冲锋枪，纳西族老乡一手夺下小吴的抢。比较沉着地高声道：“不能开枪，枪一响，它们或钻到车底下或钻进树林，狼群会把车胎咬坏，把我们围起来，然后狼会嚎叫召集来更多的狼和我们拼命。”他接着说：“狼饿疯了，它们是在找吃的，车上可有吃的？”我们几乎同声回答：“有。”“那就扔下去给它们吃。”老乡像是下达命令。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紧张，大脑似乎已经不会思考问题。听老乡这样说，我们毫不犹豫，七手八脚把从丽江买的腊肉、火腿还有十分珍贵的鹿子干巴往下丢了一部分。狼群眼都红了，兴奋地大吼着扑向食物，大口的撕咬吞咽着，刚丢下去的东西一眨眼就被吃光了。老乡继续命令道：“再丢下去一些！”第二批大约50斤肉品又飞出了后车门，也就一袋烟的工夫，又被8只狼分食的干干净净。吃完后8只狼整齐地坐下，盯着后车门。这时，我们几人各个屏气息声，紧张的手心里都是冷汗，甚至能够清晰的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令我们从狼群中突围出去。看到这样的情形，老乡又发话道：“还有吗？一点不留地丢下，想保命就别心疼这些东西了！”此时，除了紧张、害怕还有羞愤……！作为战士，我们是有责任保护好这些物资的，哪怕牺牲自己。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车被坞到雪地里出不来，只能被困在车里。我们的子弹是极有限的，一旦有狼群被召唤来，我们会更加束手无策。我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迟疑片刻，谁也没有说什么，忍痛将车上所有的肉品，还有十几包饼干全都甩下车去！8只狼又是一顿大嚼。吃完了肉，它们还试探性的嗅了嗅那十几包饼干，但没有吃。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狼的肚子已经滚圆，先前暴戾凶恶的目光变得温顺。其中一只狼围着汽车转了两圈，其余7只狼没动。片刻，那只狼带着狼群朝树林钻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8只狼钻出松林，嘴里叼着树枝，分别放到汽车两个后轮下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狼的意思是想用树枝帮我们垫起轮胎，让我们的车开出雪窝。我激动地大笑起来……哈……哈……刚笑了两声，另外一个战士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他怕这突兀的笑声惊毛了狼。接着，8只狼一齐钻到车底，但见汽车两侧积雪飞扬。我眼里滚动着泪花，大呼小王：“狼帮我们扒雪呢，赶快发动车，”车启动了，但是没走两步，又打滑了。狼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先往车轮下垫树枝，然后扒雪……”。就这样，每重复一次，汽车就前进一段，大约重复了十来次。最后一次，汽车顺利地向前行了一里多地，接近了山顶。再向前就是下坡路了。这时，8只狼在车后一字排开坐着，其中一只比其他7只狼稍稍向前。老乡说：“靠前面的那只是头狼，主意都是他出的。”我们激动极了，一起给狼鼓掌，并用力地向它们挥手致意。但是这8只可爱的狼对我们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定定地望了望我们，然后，头狼在前，其余随后，缓缓朝山上走去，消失在松林中......看完不忍思考：连凶猛的狼都懂得报恩，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已经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2018年诺贝尔奖项日前已全数颁发完毕，对于中国大陆能否产出诺贝尔奖项得主，一直吸引国内人关注。有评论直言，中国已经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空间。
邓聿文12日在英媒《金融时报》撰文发表了上述意见，他在文中开篇指出“写下这个题目，可能一些人会不爽：中国不是曾经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怎么能说离诺奖越来越远？不错，文有莫言，理有屠呦呦，但是，这充其量只能说中国已经打破了没有诺奖的尴尬，与我讲的离诺奖越来越远并不矛盾”
他提到：中国与东邻日本相比，日本18年获取16个诺奖，几乎年年都有科学家获奖，包括今年；美国则是每年囊括诺奖几大类别的一半以上奖项。
邓聿文认为：美日科学家能够经常获奖与他们长期舍得在科研和教育方面投入有直接关系。
而中国，虽然近年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总量超过日本，逼近美国，但因中国政治容不下异见与宽容，整个社会未来很难走的更好。
邓聿文指出：自莫言、屠呦呦二人获奖后，中国开始和诺奖绝缘，“摘不到果子，肯定有比投入更本质和关键的因素”。
他点出中国现在缺少两样东西。
第一是中国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空间。
由于诺奖奖励的是原创成果和重大发现发明，但当科研人员和学者们挖空心思在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要论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时，把中国科学取得的成果归功于体制内思想的指导，这在无形中给所有的科研人员和学者戴上了思想枷锁，及一种不良的科研学术导向。
第二是中国科研体制抑制人才的成长。
邓聿文指出，“做官也就罢了，偏偏官僚们还要把手伸向科研和学术，垄断和领衔科研与学术项目，以显示自己在科研和学术上也是一把好手”。
根据最近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职务，包括党委书记、校（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校（院）长、董事长，占比是56.17%；校长助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主任、部长，占比是20.59%；行政（科研）机构负责人为10.53%，真正来自普通教师的占比只有8.92%。
邓聿文指出：现今的社会，人的价值是由官阶大小来体现，而且有官僚还将手伸向科研、学术，垄断了科研与学术项目。这让大陆科技环境中出现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但失败对科学研究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害怕失败反而让大陆科研人员不敢去尝试探索未知领域。
他坦言，现在尚看不到在这两个症结上打开缺口的希望，因此，虽然政府号称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博士总数世界第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总数世界第一、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总数世界第一，但距离诺贝尔奖却是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