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同性恋
文 / 桂鱼青 咳咳灰
你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爱？
你觉得母亲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疑问，会不会去跟母亲说出来？
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日常对话》的台湾导演黄惠侦，是一个一度被困在这两个问题中无法解脱的女儿。成年之后，她试着重新开始和母亲沟通，于是有了这部私电影。
因为家暴、单亲、性侵、性少数群体等元素，这对母女间的对话其实并不日常。
但是剥去标签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头饱含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期待，而这份期待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熟悉的——我们也曾经这样渴望过。
阿侦出身于台湾一个底层家庭，她的父亲是领日薪的油漆工，赌博、酗酒又对妻子家暴，只挥霍，不养家。从6岁开始，阿侦就跟着母亲做“牵亡”赚钱。
△ 牵亡是台湾丧葬仪式的一部分，人们相信它能牵引亡魂离开地狱，去往极乐世界
孩子看世间的眼光总是浪漫的。阿侦小时候以为会做牵亡的母亲很厉害，能帮助死者，还有收入。
然而长大之后她意识到，这份职业其实很被人看不起。一千多年前，班固在《汉书》里就已经把“巫”划进下九流的行业，从事这一行的基本都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女性，装神弄鬼，挣一点辛苦钱。
而且因为忙于做牵亡，阿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 黄惠侦后来说，她看到国小课本里温柔美丽的“标准”母亲形象，羡慕不已
阿侦是1978生人，童年正好赶上了台湾社会剧变、发展最快的那几年。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其实“衣食无缺”，物质上没吃太多苦。
母亲认为这样就够了，然而阿侦不满足。当时台湾人人都在觉醒，在那样的环境中，阿侦觉得不能上学是丢脸和羞耻的，她为此很怨恨母亲。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亲子冲突。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从学龄期开始逐渐学会了“社会比较”。上小学之后，孩子们开始根据身边小伙伴的情况来评价自己，如果达不到同类平均水平，就会认为“我的生活很糟糕”。
这件事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
“张小花和李小草都有那个玩具，我也想要。“
“别的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我想和他们一样。”
有些父母不能理解，认为这都是“攀比”。他们往往还在重复自己童年经历的教养方式，执行几十年前的标准。但是孩子的参考系已经走在了前面，他们会根据周围的同龄人给自己一把新的尺子。
两把尺的刻度相差太大，就会有矛盾。
“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学）”，是阿侦的第一个心结。
不过比起上学，阿侦更渴望跟母亲的亲近和交流。
阿侦十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从人渣父亲身边逃离。
很多相依为命的母女会变得很亲密，但是阿侦的母亲和两个女儿非常疏远。妹妹回忆说，“都是姐姐带我去吃饭”。
这个母亲不着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和女朋友呆在一起。姐妹俩在跳牵亡的时候才能看到她，但那个时候，她也只顾着跟朋友讲话，把孩子晾在一边。
看上去同住一室，但阿侦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越来越困惑：
母亲喜欢女人，那她为什么会结婚，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她在想什么？
阿侦盼望母亲能聊聊自己的事，但母亲基本不跟孩子讲话，只要保证姐妹俩不挨饿，母亲就会出门忙自己的。
没有任何自我暴露的关系是疏远的、冷淡的。
天长日久，阿侦开始觉得，“妈妈讨厌我”。
父母的爱和认可，是孩子们安全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来源。得不到的孩子，就会像阿侦这样否定自己。
1998年着手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阿侦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她还在拼命乞求母亲的自我暴露。她仍然渴望证明“我是妈妈的自己人”，这样才能找到“为人女”的身份认同，内心才能好受些。
然而这种“为人女”的身份认同，也给阿侦带来过很多困扰。
她的母亲是同性恋，在当时的台湾，人们对同性恋讳莫如深。
其实阿侦很早就意识到母亲喜欢女人，交的也都是女朋友，那时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直到她11岁那年，身边有两位长辈议论，“她妈妈是女同志，这样不正常，是变态”，才意识到这件事是“不好的”。
△ 轻飘飘一句话，不用负任何责任
父母是受歧视的异类，孩子的人际和谐一定会受影响。阿侦感到羞耻，她怨恨母亲，为什么非要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要做个“变态”。
谁都渴望出身于一个体面清白的家庭，但同性恋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罪过。
阿侦后来明白了这件事，底层社会和边缘人群成为她纪录片的主角。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是从这些社会抗争里面长出来的小孩。”
△ 年轻人的态度令人惊喜
母女俩最正式、最直接的一次交流，发生在餐桌前。阿侦终于说出了心底憋了很多年的话：
如果不借着拍纪录片，这些话她根本没勇气说出口。
她第一次告诉母亲，自己幼年被父亲性侵犯过。
这是阿侦最大的心结。小时候都是母女三人一起睡，但有几次她和父亲一起睡，遭到了父亲的性侵。
阿侦觉得母亲了解一切，却默认事情发生，没有伸手保护她。
母亲说自己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天下的孩子大概都曾经幻想母亲是全知全能的，她应该了解自己所受的苦难，拯救自己脱离邪恶与危险，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但是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母亲也是凡人，她也会看不见，听不清，护不住，帮不了，做不到。
能得到滴水不漏的保护、无忧无虑地长大，其实是一种奢侈。
“我知道你讨厌我。”母亲说。
她明白自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妈妈：赌博，挥霍，不着家，不管孩子，脾气不好，毛病一大堆。
“我是很爱你的。”阿侦回答。
尽管她想要的受教育机会、亲近、尊重和安全感，通通没得到。
小时候的阿侦充满怨念，觉得自己可能是天底下最最倒霉的孩子。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去家附近的社区大学学习，她开始意识到，要“站得远一点来看我们这个家”，换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的遭遇。
“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于一个国家、社会甚至全球化的结构之下。”
她拿起摄像头，一点一点去复盘母亲的过去：
母亲从小喜欢女孩，亲人多半猜到了她的性取向，然而所有人都掩耳盗铃。
母亲迫于压力，嫁给了一个赌鬼人渣，经常被打骂，没有一个人能帮她。
她想过自己离开，但是女儿留下一定会饿死，最终，她在丈夫外出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逃走。
如果有可能，她会选择不婚不育。孩子不是她想要的，但是再难，她也没想过放弃她们。
阿侦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了解过母亲的压力、痛苦和身不由己。
她体谅了母亲的难。
母亲还是话少、不着家，但是阿侦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听到母亲的女朋友们说她号称自己没有生过孩子、两个女儿都是领养的，阿侦感到震惊，不过没有像小时候一样怀疑自己，“我妈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面对那些她无法提起的过去”。
尽管可怖的父亲已经去世，但她发现，母亲仍然没有摆脱家暴的影响。于是她带着母亲回到当初逃离的家，希望能帮母亲彻底从阴影中走出来。
阿侦没能从母亲那里听到一句“我爱你”，但是她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这是一个独立、强大的成年人。
她不再需要拿自己的母亲跟别人的比，而是从母亲本人的经历当中找到了支撑，接受了“我不是她期待的孩子，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尽力对待我”这个现实。
小学肄业、只上过社区大学的黄慧侦，成为了台湾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日常对话》的监制是著名导演侯孝贤。
她还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拥有了体贴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她在女儿身上倾注自己当年没能得到的母爱，细细体会着为人母的点点滴滴。
“我当妈妈以后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跟每个人相处都要从头去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自己的母亲，还是跟自己的女儿。没有人生下来就属于谁，女儿爱你不是理所应当的，需要你去经营。当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做父母，是要学的。”
母亲老了，而女儿已经长大。
这一次，换我来救妈妈。
— END —
熊太行：人际关系洞察家，得到 App《关系攻略》专栏作者，《西游记》深度研究者。前杂志主编。原创自媒体「就叫熊太行也行」创始人
桂鱼青 非正常生物研究员，古早文艺作品和冷哏爱好者。「就叫熊太行也行」常驻作者
咳咳灰 龟毛的天秤座，丧文化爱好者。「就叫熊太行也行」 常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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