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文革的摄影师李振盛的摄影人生
记录文革的摄影师李振盛的摄影人生
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 在黑龙江日报任摄影记者记录文革时他26岁，出版《红色新闻兵》时他63岁。现年76岁的李振盛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自己“大器晚成”的原因：他很早意识到一个摄影记者应该用相机记录历史；他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立志要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说，当年他到报社后在第一篇日记里就立下誓言：第一，绝不老死黑龙江，第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文革中他的这篇日记被抄成大字报批判，但“越批判我越记住了自己的誓言，二十年内要离开黑龙江，三十年要游走世界”。他说，“原来鬼使神差的两个誓言，后来因为天助神佑居然都做到了。”
1958年2月18日，山东省荣成县。李振盛的父亲和他的孙辈。从右数第五个就是李振盛。
1964年7月26日。李振盛的卧室，那时候他刚到《黑龙江日报》工作。
1965年1月28日。定时拍照的春节全家福。从右至左，分别是李振盛、他的父亲、继母和妹妹。
1965年7月10日，黑龙江阿城县。在水库游完泳的李振盛。
1966年2月1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入口前，李振盛在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狮子”形象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和权贵的怨恨与不满。
1966年6月15日。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办公室模仿一位电影英雄的自拍。
1966年7月6日。李振盛佩戴着从《黑龙江日报》印刷厂借来的红袖章。
1967年7月17日哈尔滨。李在《黑龙江日报》的办公室举着他的6x6禄来福来(Rolleiflex)牌照相机。
1967年8月21日。李和非洲的记者代表们在哈尔滨的太阳岛上。
1968年9月15日，哈尔滨。李在《黑龙江日报》洗照片。
1969年7月5日。在黑龙江省的一空军基地，李振盛为《黑龙江日报》拍摄的一张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照片。
1970年2月15日。黑龙江庆安县。在前一年的9月6日遭告发后，李振盛被送到柳河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他在那里干了两年苦工，虽然那里明令禁止拍照，但他还是设法完成了一些风景照和自拍。
1976年7月12日。李和女儿笑冰在《黑龙江日报》的办公室。
李振盛当年的记者证。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令中国经历了十年的动荡岁月，关于这场运动，李振盛的照片或许是最完整、最微妙的一份图片记录。
李振盛曾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的一份当地报纸工作，担任摄影记者。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从事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毕生工作，一面为报纸拍下“正面”的宣传照片，诸如被革命狂热煽动起来的人群；同时他也拍下“负面”的，更微妙，充满质疑色彩的照片。他把这些画面定格在自己的胶片上，把它们藏匿在家中的镶木地板之下，直至文革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照片才得以在中国公开。甚至到了今天，由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仍然是敏感话题，他的照片仍是在海外比在中国更加常见。
1965年3月25日，在黑龙江阿城区，一名年轻女性在批斗一位农民，称他“不合理地”向她父亲施压，让其按时还债。
4月5日，行刑之前。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学校的孩子们扛着红缨枪、戴着红袖章游行。
1966年9月13日，数千人在哈尔滨的红卫兵广场参与了“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游行活动。
这本书出版后，他为《黑龙江日报》拍摄的其他照片也开始浮出水面，同样也是被普莱奇先生所发掘。多年来，他一直在整理李振盛悉心用小小的棕色信封装起的一箱箱底片。9月13日，其中一些迄今未被世人所见的照片将在伦敦巴比肯艺术馆的一次大型照片展上展出。
1965年5月12日，在黑龙江省阿城，在富农和其他反党分子被带出批斗之前，一名农民在“打倒敌人”的游行中带领人群高喊口号。
1966年4月25日，黑龙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正在表演《女民兵》。这个作品描写了女性参与到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的故事。
1966年8月24日，人群在极乐寺前欢呼。当时红卫兵在毁坏了寺院之后，强迫和尚们进行自我批斗。
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的工作人员批斗领导骆子程是走资派。
1966年9月12日，因被指与毛主席外形相似而被视为怀有机会主义野心，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伍被红卫兵剃头、折磨。
1966年9月12日，在历经一个月的批斗后，陈雷、李范伍和王一伦被带上卡车游街。
1967年1月17日，一个派系的成员迫使另一个派系的头目跪下，并批斗他们。
1967年4月27日，黑龙江7名省级干部被红卫兵批斗。
电影的影响可以从他的全景式作品中看出来，他悉心地记下了照片顺序，把他的手持式相机放在胳膊上移动拍摄，用脚来做变焦，之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把画面连接起来（他还拍过一系列精彩的自拍照片，或者如普莱奇所说的，是一种“只有一幅图像的电影”。）
1968年9月5日，在哈尔滨的一个军队医院，病人们在毛主席肖像前进行“早请示”。
1968年11月30日，黑龙江省首任党委书记的儿子欧阳湘遭到批斗。
1969年11月4日，五七干校的”战士们“正在黑龙江北部庆安县的一个农场里打谷子。
1974年12月17日，知青和当地农民一起耕耘和灌溉土地，为新的播种季节做准备。
1976年9月18日，成百上千人聚集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悼念毛主席。
1967年4月27日，黑龙江7名省级干部被迫站在椅子上，被批“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7年9月4日，红卫兵在大学校园内张贴大字报。
1968年4月5日，8名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被迫跪在地上。在行刑之前，一名守卫试图将一对被定罪的爱人分开。
1968年4月5日，在哈尔滨郊区，“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和王永增即将被处决。
1968年4月28日，一名赢得了“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比赛的五岁女童在跳“忠字舞”。
问：你似乎对历史，以及您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你在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答：毛泽东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非常兴奋，也包括我在内。我们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从我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能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他们真的很兴奋。但是后来，事态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发展。
1966年8月，我看到红卫兵攻击黑龙江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和佛教的极乐寺。他们烧毁雕塑和圣像。宗教领袖以及和尚们受到严厉的批判。我开始产生疑惑。一旦我开始动摇，就开始拍摄更多照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发生的 一切。当时我们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拍摄“有用”和“没用”的两种照片。“有用”的照片是可以给报纸用的。“没用”的照片则是不会被报纸使用的。
以这种标准而言，我的书（《红色新闻兵》）里半数乃至半数以上的照片都是没用的。那些表现人们积极拥护并努力学习毛泽东语录的照片是积极的。然而还有一些看上去是“负面”的照片。我知道它们不可能被发表；我不知道它们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变成有用的，但我有一种感觉，它们一定会有用的。
我知道记录历史这回事。老师曾经告诉我们：摄影师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还是历史的记录者。
问：在那样一个时代，你是否觉得拍下历史的“负面”会很危险？
答：当然，但我觉得自己必须记录下真相——这是历史，我拍完之后就把底片藏起来。
媒体通行证在当时也没有用处，因为就连发给我们媒体证件的机构都被视为腐败的“黑机关”。所以它没什么用处。对我来说，最好还是像红卫兵那样戴上红袖标，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质问我了。
问：你是怎样有意识地去拍摄“正面”和“负面”的照片的？
答：在参加的大多数活动中，我都会拍正面的照片和负面的照片。有些口号其实并不是那么正面的，但是只要人群同声呼喊，挥舞拳头，在照片中就显得很正面。我总会留一些底片给那些“负面”、“没用”的照片。
我们每个月都会按照配额得到胶片：每发表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得到八张胶片。我自己做给胶片做冲印工作，也自己放大照片。我还给另外四个人冲印照片，因为我是单位里最年轻的，也是最新来的。在暗房里的时候，如果觉得不开心，我就自己唱歌。
我知道自己手上有不少“负面”的胶片，所以我会赶快把它们晾干并裁下来。我只担心别人抱怨我浪费了太多公家的资源，拍一些报纸用不了的照片——然后我把那些正面的照片挂起来晾干。
我把“负面”底片装进棕色信封，放在书桌的一个暗格里。1968年春，我感觉到我很快会被（搜查），所以我每天下班后带一批底片回家。我在家里书桌下的镶木地板上锯了一个洞，把底片藏在里面。
我妻子站在窗口放哨。我慢慢地锯了一个多星期。不像现在，那时候没有电钻。我一点一点地锯。我需要把我的东西藏起来。除了底片，还有两枚蒋介石和袁世凯硬币以及我收藏的邮票，有些邮票上有戈雅(Goya)画的裸女——它们都很珍贵。不只是我的底片。
1982年，我搬去北京，担任一所地方院校新闻系的摄影专业主任，我带上了那些底片。我一直悄悄保存它们，直到1988年。那时要举办一场中国摄影作品展，他们跟我要1966年至1967年的照片，因为他们缺那两年的。我给了他们20张，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中国的大部分摄影师很听共产党的话。但我从上学时起就不听话。他们展示了那20张照片，我在比赛中获了大奖。
《黑龙江日报》的同事们来北京观看那场展览。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对我说：“李振盛，你完整地记录了历史。我们只记录了一半。”
问：不过，这些照片大部分在中国依然看不到。你的书还没在中国出版过。
答：我的观众应该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但也包括全人类。前不久，缅甸宣布取消审查制度，我很想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我觉得中国社会和读者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渴望看到我那种展现过去的作品。但是党和体制不允许。虽然这本书没有在中国出版，但很多人都有。很多人让我给书签名。
现在我对展示这些照片没有任何顾虑。它们是照片，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东西。而且我已经70多岁了，没什么好怕的。
问：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作品，价值何在？
答：就像俗话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它是人类的遗产。只有知道过去的事情，才能阻止未来发生类似的悲剧。
我一直梦想着我的作品能在中国以中文出版。这些资料不能在中国展示真是一种侮辱。有些人说，我是在国外泼中国的脏水。我说，不是这样的，我是在为人类展示人为错误的历史记录。
问：跟我们谈谈即将举办的伦敦展览吧。就像罗伯特-普莱奇在展览介绍中说的，你拍摄的全景合成照片流露出俄罗斯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影响。
答：我学过电影制作。我没能成为电影人，这让我非常遗憾。
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有全景相机，但我当时只是一名省级摄影师。我没有全景相机，甚至没有广角相机。我有一部镜头焦距为80毫米的禄来福来相机(Rolleiflex)，还有一部徕卡相机(Leica)，配有两个镜头，一个是35毫米焦距，另一个是50毫米焦距。
所以我决定通过拍摄拼接照片来制作全景照片。这是我能制作的最接近电影摄像效果的照片。我拍了很多拼接照片。
我手持相机对着人群从左向右拍摄部分重叠的连续画面——用的是我的徕卡相机，更常用的是一部小型禄来福来相机。我必须正确估算要重叠多少。不能重叠太多，那会浪费胶卷。然后我制作5寸×7寸的小幅接触印相照片，按照拍摄顺序重叠，用剪刀剪去多余部分，把图像衔接起来，在背面用布胶带把它们“缝合”到一起。
我像电影摄影师那样拍摄。推近，拉远，摇摄，移动。不过当时我是用腿移动，不像现在，相机能变焦。现在用我的索尼微单Nex 7(Sony Nex 7)，我能使用连续模式摇摄，它能很快缝合成一张全景照。当时如果我有这样的相机，我肯定会疯狂拍照！我肯定能更好地记录文革！如果能够重来，我会更多地拍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时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问：中国纪实摄影的现状如何？
答：很多人在看到我的文革照片获得大奖时说，“但是李老师，我们没有生活在文革时代，所以我们拍不出这么精彩的照片。”我记得我的老师展示他在延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拍的照片时，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
不过，这种看待事情的方法比较幼稚。不是现实造就英雄，而是英雄造就现实。我不是说我是英雄。我总是让学生们拍摄周围的事物。不必去追拍灾难和战争，而是拍摄周围的日常生活，今天就拿起相机拍摄。
不是只有老照片有价值。今天你拿起相机拍摄，20年后它们就变成了老照片，就有价值了。
翻译：晋其角、王相宜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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