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塔利班当政压迫女性，90后戛纳获奖女导演逃离阿富汗
编者按：
近日，曾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阿富汗女导演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在接受《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的几天后为逃离喀布尔所做的努力。经过几次尝试，在法国当局的帮助下，这位在电影人成功逃离了阿富汗。
01
阿富汗女性电影人
的艰难成长之路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进入Ateliers Varan电影学校位于喀布尔得工作室学习纪录片制作，正式开始了她真实影像的职业生涯，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短片A smile for life，随后的几年她尝试了剧情短片，并在2014年凭借与Katja Adomeit联合导演的《不在家》（Not at Home）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单元（Bright Future）。
《不在家》这部作品在讲述了一个喀布尔的由父母和四个女儿组成的普通家庭，刚刚搬到一个新家。每天，父亲都会因为孩子们不遵守古老的宗教传统而责骂他们。与此同时，在德国的一个难民中心，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孩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她与另一个难民同胞建立了一种无言的理解。
关于Ateliers Varan学校
1981年，当时的原班人马在巴黎正式成立名为Ateliers Varan的电影制作学校，其主要工作是在法国和世界各地开设纪录片制作的非学术性实践课程，他们曾在越南、肯尼亚、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阿富汗等全球各地培训一代又一代的纪录片导演。从Ateliers Varan走出来800多名和800多部纪录片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戛纳主竞赛金棕榈大奖正是由前几日「导筒directube」所报道的被工党驱逐党籍的肯洛奇导演凭借《我是布莱克》（ I, Daniel Blake）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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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沙赫巴努·萨达再度推出长片《孤儿院》(The organ)，第二次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提名。
这一次她将镜头对准了80年代的阿富汗的一家孤儿院中成长的街头儿童，他以卖黄牛戏票为生。被送到孤儿院后，自由自在的生活顿时变得复杂，但遇上三位投契的室友却令人生添上不少色彩。少年们幻想自己身处波里活歌舞片的情节中，一边唱歌跳舞，一边把坏蛋打到落花流水。孤儿们更有机会远渡苏联，参加夏令营。
02
逃离喀布尔之前
在《好莱坞报道者》当时对她的采访中，萨达说: “生活在阿富汗，你的耳朵习惯于听到塔利班是如何在途中，塔利班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和这个国家的那个地区，诸如此类的信息，所以你不再真正区分危险，因为你总是听到这些句子。”
这种情况直到上周末才变得明显起来，当时她去到住处附近的一家银行，当时有近500个人试图取钱，而不是通常的5到10个客户。她回忆道: “后来银行里的人都被疏散了，所有人都被赶到街上，我看到塔利班的汽车上悬挂着他们的旗帜。”。
因为萨达在201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就发出过警告声明，与塔利班的政治谈判将导致阿富汗重新回到他们以前对阿富汗各地妇女生活施加的严格限制的环境中。她说，她过于关注当前，没有考虑阿富汗的未来。但她指出，她的电影制作确实已经受到了影响。
由戛纳双周单元官方为沙赫巴努·萨达拍摄的照片，
致敬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和戛纳主海报
“我觉得我在观察，当我看不公正和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把它们保存在我的身体里，记住它，然后把它放进电影里，与世界分享。如果我能活下来，并且有机会拍更多的电影，我会把发生的事拍成电影，我的电影也将会永远改变”。
萨达之前的作品聚焦于阿富汗日常平凡生活的细节，似乎有意试图将镜头从政治和冲突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世界上移开。但这位导演表示，她现在“思维方式不同”了，她希望拍摄历史电影，让人们了解阿富汗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说: “我认为，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至少了解过去100年的历史很重要，因为这里没有人读书。”
“你可以拍电影，从过去学习，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在阿富汗和其他(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国家的立场。了解历史是我们对阿富汗未来的一个希望。”
尽管她的处境岌岌可危，她说她感到愤怒，萨达说，她将寻求把自己的情绪引导到未来的工作中。
她说: “我认为，如果说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还有一件好事的话，那就是愤怒产生的能量，因为人们可以做事情。我可以拍电影，别人可以写作，别人可以组织。这种能量太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03
成功逃离
根据阿多米特电影公司(Adomeit Film)制片人卡佳 · 阿多米特(Katja Adomeit)的消息称：“在法国政府的帮助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帮助下，萨特与九名家庭成员一起通过人群和塔利班的检查站进入机场，法国士兵在那里照顾她和她的家人。”
此前阿富汗以外的朋友们越来越担心萨达，她在过去的一周里好几次试图离开喀布尔，但是在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机场时再次遇到困难，上周一那里发生了混乱，数千人试图登上飞机。
当她本周二与《好莱坞报道者》通话时，她描述了如何获得许可、拿到航班信息以及确认她所乘坐的航班所有通行者都有座位，还有通过阻挡她路线的各个塔利班检查站的问题。
“目前与沙赫巴努·萨达的沟通很困难，但她已经证实，她很快就会在阿布扎比登上飞往欧洲的飞机。”阿多米特说。
04
采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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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成长背景是怎样的? 你是如何决定在阿富汗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的？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做出主动的决定。通常，是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编者：指被动接受命运意）。“我来自阿富汗“——我认为这一点对这里的很多人来就是真实的情况。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并努力生存下来。
当我甚至不能完成我的学业的时候，我怎么能决定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呢？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我在伊朗出生时是难民身份，因为伊朗政府的相关规定，甚至不给出生在那里的难民以公民权。在我11岁的时候，他们把我赶出了学校，因为教育部突然决定不再让阿富汗的难民孩子们上学了。
后来我们全家搬回了阿富汗，回到了那个位于阿富汗中部的村庄，那里没有学校可以供我学习。几年后，我在另一个村子的一所男子学校里完成了学业，在那里我每天要爬六个小时的山才能到达学校。
当我18岁的时候，我搬到了喀布尔，我想学习物理，但阴差阳错最后我考进了电影院校的戏剧专业。我在那里只学习了三个学期，然后就离开了。我唯一真正的电影教育背景是我去法国电影工作室Ateliers Varan。接下来的一切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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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teliers Varan学校中你是如何认识到自己对电影有不一样的热情的？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在我18岁之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宗教环境中，女性基本上不能像男性那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女性大多数时间是观察者，但不是决策者。
第二，我天生视力不好。我只能清晰地看到周围一米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模糊不清的。
除此之外，在我18岁的时候还有两件事情发生了。
第一件就是我我头一回戴眼镜，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其实也是因为我终于可以看到别人看到的东西。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其次，我被选中参加一个法国人在喀布尔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纪录片工作坊(Atelier Varan) 。它的核心就是真实影像（Cinéma vérité,），强调真实和观察的电影。我立刻就心动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观察者，一方面因为我的视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所生活的社会。
那时我对电影制作一无所知，也从未有过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的梦想。电影院离我的世界非常非常遥远。但是我意识到电影制作就是讲故事，我知道我有许多故事要讲。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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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在世界如何看待阿富汗问题上，你是如何思考的？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我厌倦了“阿富汗”在电影中的陈词滥调。我的使命很明确，现在依然如此。分享那些生活在阿富汗的普通人的日常故事，以真实、现实和生活经历为基础，不分性别。
在阿富汗，没有电影产业。要么和腐败的黑手党电影界为伍，要么用私人资金独立制作电影，要么像我一样，和阿富汗以外的电影产业建立联系。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对我来说，拍摄“阿富汗电影”非常重要。我的观众是国际观众，包括阿富汗人民。
对我来说，戛纳电影节就像一扇敞开的大门，我偷偷溜进去，与欧洲电影业建立了联系。欧洲给了我拍摄电影的机会，我对此非常感激。当我在戛纳电影基石Cinéfondation的时候，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但是后来我开始和电影人建立连结，参加电影节，写作，并且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将来，我想继续拍电影，但也想有一天成为电影摄影师。我想组织一个类似于Atelier Varan 的工作坊，培养年轻人，甚至是高中生。我梦想着建立一个由关心阿富汗的年轻人和有才华的人组成的网络。
中国青年导演邱阳《日光之下》，申迪《动物凶猛》，黄梦璐《浮游深海的猫》等作品
也曾在近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电影基石”下设的短片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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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摄电影五部曲的灵感来源和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大约12年前，我在喀布尔的一个电视台里遇到了我的朋友安瓦尔·哈希米（Anwar Hashimi），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工作。他告诉我他想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我和他一拍即合，我鼓励他每天写8页，第二天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年之内，我们积累了800页。那一年，我起床的动力就是跑到电脑前打开收件箱。
我被安瓦尔在文中表达自己的方式深深打动了。我想他自己也感到惊讶ーー他不知道他写得那么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作品是五部电影，因为它是五个不同的时期。他谈到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阿富汗过去40年的历史。通过他的作品，我联想到了阿富汗的过去，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安瓦尔和我对于描绘阿富汗的真实故事有着相同的想法。我希望有一天他的文章能够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阅读了。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和
安瓦尔·哈希米（Anwar Hashimi）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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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阿富汗的女性电影制作人，你是否面临着特殊的挑战或独特的机遇？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在我所处的社会里，女人是隐形的，而我却正在利用这种隐形的优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被看见的礼物。我可以不受限制地去整个国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或者餐馆里，看着人们，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我有时会录音和做笔记。当我去外省旅行的时候，我穿着长袍，没有人再关注我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在城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只是看着人们，看着城市和生活。太棒了。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喜欢这种感觉。我还应该告诉你们，我是一个身高152厘米的“小女人”，所以即使在喀布尔，当我参观一些官方场所，比如政府部门之类的地方时，人们也不把我当回事。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个头很小，肯定她的大脑也很小。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在我的第二部电影《孤儿院》中（The Orphanage），我得以进入喀布尔最大的高中，在两万个男孩中选角。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当我在进行文案工作时，他们直接就在我的文件上签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这个故事让我一直觉的好笑，也提醒我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人。
最近，在“Me Too”运动之后，人们开始把重点放在让女性参与电影中来。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这意味着女性应该作为主或者故事一定要围绕着女性进行。
为什么要这么肤浅地理解？
我不明白！女性电影人应该能够拍摄任何她们认为对她们重要的电影。为什么我们总是试图去定义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在我的第二部电影《孤儿院》中，我跟随一个1989年出生在喀布尔孤儿院的十几岁男孩，这个孤儿院是男性主导的，所有的男孩和男性教师，士兵，监督员和导演都是男性，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电影，如果有人需要给它贴标签的话。
在阿富汗从一个前苏联政权转变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之前，谁能在最具政治性的时期拍摄一部关于阿富汗的电影，同时又不引起政治争议，重现阿富汗的同样景象呢？
对不起！我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男性如何看待阿富汗的政治，当然还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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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简要地介绍一下你的第三部电影《喀布尔的一月》（Kabul Jan）?吗？你最希望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体验到什么？
沙赫巴努·萨达(Shahrbanoo Sadat)
《喀布尔的一月》是对我和Anwar在电视台工作时第一次见面情景的回忆。这是一部浪漫喜剧，我想展示今天喀布尔这座城市里中产阶级的生活。
我想制作更多关于阿富汗的有趣电影。是的，阿富汗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有许多悲剧正在上演，但与任何悲剧平行的，还有一部喜剧。
我没有选择参与阿富汗的问题，但既然我被困在这里，为什么不过喜剧的生活呢？我想为更多的观众拍摄电影，让人们因为了解阿富汗的并且开怀大笑，就像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呼吁其他阿富汗电影制作人拍摄关于阿富汗的不同电影。阿富汗是拥有如此如此多美丽和多样的故事，它真的值得好好看看。
资料参考：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fghan-director-shahrbanoo-sadat-trying-to-escape-afghanistan-1234998538/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fghan-filmmaker-shahrbanoo-sadat-finally-escapes-kabul-with-family-1235001569/
https://www.picturethispost.com/shahrbanoo-sadat-filmmaker-interview/
及部分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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