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经络是先祖通过修炼后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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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认为，人认识世界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为学”即外求的方式，另一种是“闻道”即内求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为学”或外求的方法称之为理性的方法，“闻道”或内求的方法称之为非理性的方法或直觉方法。
内求的方式是中国（东方）与西方在认知方法上最大的不同。
由点到线的经络起源说，其实就是用西方人还原论思维方法来理解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具体体现。
中医古籍文献并不支持由点到线的经络起源说，经络很有可能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独有的直觉思维及“内景返观”的方法获得的。
中医理论与中华文化在本源上是一致的，首先研究的是道，然后才是以道论医。
要发展中医药学，首先要搞清楚中医学自身学科的特点，这点非常重要。
8月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2013年全国中医药厅局长座谈会上谈到中医中药中国行“三进”活动时表示：
“中医理论与中华文化在本源上是一致的，首先研究的是道，然后才是以道论医。由道而术是中医的基本特色，由道而术与由人而术是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8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
笔者从经络是怎样被发现的，谈谈对这句话的认识和体会。
从经络的发现谈中医认知方法
想说清楚“由道而术是中医的基本特色”这个问题，泛泛而谈很不容易讲清楚，笔者将通过展开“经络是怎样被中国古人发现的”这个话题来说明。
“由点到线”无法自圆其说
经络是怎样被中国古人发现的呢？现在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针灸学》是这样论述的：
“经络学说是我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断观察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并进一步指出，“经络学说的形成，可能通过以下途径①‘针感’等传导的观察；②腧穴疗效的总结；③体表病理现象的推理；④解剖、生理知识的启发”。
我们将上述观点用更简单的语言描述一下，就是经络的发现是因为首先发现了许许多多零散在身体的点（穴位），然后将这些零零碎碎的点（穴位）串起来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经络”了，于是就有了经络学说。
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用西方人还原论思维方法来理解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是先有“术”，然后才会有的“理”。
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上“由术而道”观点存在着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第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而与之同时代的古希腊、古埃及等古代文明国家，那里的劳动人民同样也在同疾病进行着斗争，但是为什么经络系统独在中国古人那里得以发现，难道只是中国人比他们运气好吗？
第二，以“针感”等传导的观察、腧穴疗效的总结、体表病理现象的推理这种由点到线发现经络的观点如果有可能成立的话，那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人力、物力和有关这一过程大量记载文献的。
但是中医古籍文献并不支持由点到线的经络起源说，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现大量零散记载穴位的医书，然后再在这些零散穴位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经络这样的历史过程的记录。
如：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古墓发现的帛写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构成《内经》一些篇章（尤其是经脉）的祖本，但是这两本书中却只有经络循行的描述，并没有腧穴的记载。
这说明经络的发现并不像现代中医教科书上推理的那样“由术而道”，即经络是从点到线被中国古人发现的。
第三，由解剖、生理知识启发找到经络的观点更是不堪一击。
试想一下，别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那点简单的解剖知识，即便是现代西医解剖及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都还没有人能从解剖开来的人体找到所谓“经络实质”。
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却能通过这种偶然而零散的效应，逐个进行以点到点的连结而成为中医经络系统，用当时原始的工具，实现“由术而道”，确实让人难以信服。
直觉思维和“内景返观”很有可能
其实“由点到线”的经络起源说本身就有错误的推论意识在先的可能，因为这种解释实际上受了西方哲学中关于科学的发展是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的观点影响。
认为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零散到系统的知识积累过程才是惟一的认识世界的模式。
这种观点近代受到“科学革命观”的挑战，后者认为，理论的发展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
不是积累性的，而是否定性的；
不是渐进的，而是革命的。
也就是说，一种新理论的发现，不一定或不仅仅是现有知识的量的增添，更重要的是在新层次上的质的改变。
如果说经络不是“由点到线”、“由术而道”被中国古人发现并形成的，那么人体经络循行路线的认识是从何而来的呢？可不可能是古人通过一种与现代思维方式不同的、尚未被现在人们普遍认识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来认识的呢？这是个很令人寻味的事情。
虽然现代中外科学家消耗了不少的人力、财力和几十年的时间进行经络的基础研究，但至今未能把两三千年前的中医经络搞明白。
而在中国古代，那是个没有今天这样多先进设备和条件的时代，那时的人们是怎样认识和发现了连现代如此发达的科学技术都无法证明和找到其实质的经络呢？
是否除了一种外求的认识方法外，还有一种内求或称之为“内景返观”的认识方法？
经络可不可能通过“内景返观”的方法得以发现呢？
或者说中国古人可不可能是通过“由道而术”的途径发现了经络而由此形成了经络学说呢？
什么是“内景返观”
“内景返观”一词，出自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奇经八脉考》一书，他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
意思是说，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只有通过某种修炼的人，才能内视（返观）体察认识到。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
“真人”能“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至人”能“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晋代医学兼道家葛洪在其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中也提及内视，曰：
“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
但是要想谈清楚这个问题并且使人信服，恐怕还得从经络形成时代的道家认识论谈起。
老子的直觉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早就认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有两种思维模式：
一种是“为学”即外求的方式，它是建立外界世界的抽象概念，然后用一些公式、推论来使概念之间发生联系，来推测并认识人们所要认识的客观世界，这也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
另一种是“闻道”即内求的方式，不是建立在形成概念并在概念之间进行推理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一种东方人所特有的修炼方式而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为学”或外求的方法称之为理性的方法，“闻道”或内求的方法称之为非理性的方法或直觉方法。
这是中国（东方）与西方的认知方法最明显的不同。
以老子为代表的直觉主义者认为，人若常处在有欲的状态，便只能通过感官接受到鲜明昭著的事物之信息，也可说此时是通过理性意识来认识事物。
而人若常处在无欲状态，“玄览”（即后来医学认为的经络系统）便可接受到深远莫测的“常道”之信息，也可以说是通过潜在意识和非理性意识来认识事物。
由此可见，感官和“玄览”都是接受信息的渠道或称之为信息接收器。
所不同的是，感官只能接收到来自外界的信息，而“玄览”则不仅能接受外界的（微弱）信息，同时还能接收来自体内的信息。
如何充分发挥“玄览”的职能，老子认为应该进行“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的修炼。
修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除杂念，收视返听，使内心和大脑保持一种虚明的状态，这种虚明的状态可使“玄览”接收到更多的、平常不易被人感知的来自体内的信息。
美国某大学建立了一个完全隔音的实验室，任何人进入此室后，不一会儿就能清楚地听到自身各种机能活动发出的特有声响，并明显地感觉到许多平时根本无法察觉的机能活动，如血管中血液的运行等。
这时的实验对象并不一定处于“修炼功能状态”，只是由于外界环境的绝对安静，试验对象处于被动入静状态，从而使平常掩盖了的、人自身较强的自我感知能力部分地显现出来。
这同主动入静的修炼状态有类似之处。
现代研究的佐证
现代脑电图测试表明，修炼入静之时，人的大脑并不处于一种抑制状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加有序的活动状态。
澳大利亚著名神经生物理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翰·艾克尔斯，近年来致力研究人脑和精神活动。
他认为人脑的精神细胞学物质实体构成第一世界；
人的自觉精神——思维活动是第二世界，后者定位于联络脑的微型组件（即大脑皮质柱状物），当它对精神世界开放时，就产生了思维活动。
他说：“允许这种联络以两种作用方式发生，如果我们把这种类比伸展得很远，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种微型组件比做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它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发报给自觉精神，而且也接收自觉精神”。
根据这一假设，既然大脑微型组件的功能类同于发放和接收机，那么，修炼状态时处于高度有序状态的大脑微型组件，“功率”和“灵敏度”都将显著增高，此时能接受和影响体内的信息，并获得相应的知识，也应该是比较可以理解的。
当人通过修炼而处于一种虚明状态时，人体的“玄览”便处于一种开放状态。
现代有人用诱导入静法，可使常人变为经络敏感人，成功率达88%。
而修炼有素者不仅仅是使内心或大脑处于一种虚明状态，而且还要配合意念、呼吸等方法，即《老子》所说：“虚其心，实其腹”，则气“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尽）”。
“虚其心”即是大脑处于虚明状态，“实其腹”即是通过意念、呼吸的配合，使真气聚集于腹部（丹田）。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气在丹田聚集充足后，真气便会在其开放了的通道（即经络）中运行。
历代许多古籍书中记载着修炼者进入“虚明”状态时能清晰地体察到自己的“内气”的运行情况，沿任督两经环行，称为“小周天”；连十二经脉环行，称为“大周天”。
近几十年来中国国内对一些人的诱导资料结果表明，被诱导为“经络敏感人”后他们能明显地自我感知循着经络的各种异样感觉变化，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中医学和经络学知识，也未经提示，但他们根据异样感觉所描绘出的线路，却与经络理论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这些理论和事实提醒人们，关于经络的认识和发现，很有可能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独有的直觉思维及“内景返观”的方法获得的。
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经络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指出：
“我认为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中医的经络和气是非常合适的。
经络和气的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开始研究了，但是由于科学的局限性，复杂性科学发展也没有认识到上述的几个要点，所以大家都在努力找经络在什么位置。
经络的实体是什么，气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大量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很可能并没有直接对应于经络和气的物质。
西方解剖学与中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
解剖学发现不了经络和气，气实际上是大量细胞和器官相互配合和集体组装形成的一种态势。”
总之，“内景返观”及道家内求法在中医学中应用而逐渐成为中医学独特的认识方法论之一，它为中医学提供了许多独特的知识和方法。
“由道而术”是中医独特的认知方法
由上所述，中医理论与中华文化在本源上是一致的，首先研究的是道，然后才是以道论医。
要发展中医药学，首先要搞清楚中医学自身学科的特点，这点非常重要。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清楚西方科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他不清楚东方科学是靠什么理论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在提问与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著名汉学家满晰博想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基础所）组织专家写一本《中医学概论》，然后他负责翻译介绍给德国读者。
写作组有位专家当时问满晰博，现在己经出版了很多中医基础的书，比如中医大学教材，你为什么不找本来翻译，还要费劲让我们再写一本新书呢？
满晰博说，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教材，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很多观点都是迎合我们西方人的观点写出来的，我认为你们中医独特的思想体系却没有写出来，我想让你们写《中医学概论》时能把这些独特的东方思维写出来。
那时笔者和笔者的同事袁彬负责写该书的中医基础理论部分，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如果按照满晰博的要求写，首先要搞清楚中医学是怎么来的。
中国古人完全在用与西方人不同的视角认识世界和人体，我们如果不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根本无法讲清楚中医学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我们决定，《中医学概论》在讲中医基础理论之前，一定要先介绍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只有知道、了解了中国古代哲学，才可能知道中国古人是从哪个角度认识世界的。
而爱因斯坦的疑问，也能从这里找到完美的答案。
近百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为了生存，自觉不自觉地向所谓科学标准的西医学靠拢，以西医为参照系整理构建出中医基础学科体系。
从中医教材来看：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为朴素的辩证法，中医藏象学说与西医脏腑“接轨”，临床学科以病名为主，证型为辅。
中医在各方面都在接受和使用西医的游戏规则，然而用西医的游戏规则又出现中医虽然能治好病但用西医的游戏规则又解释不通的“尴尬”现象，这样的结果与现实使人感觉中医是一门需要现代医学帮助的、落后的医学。
笔者认为，要发展中医药，首先要摆脱中医这种从属的、被改造的地位，使其以卓然自立的姿态傲首于世界医学之林。
这就需要我们切实理解王国强“由道而术是中医的基本特色，由道而术与由人而术是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利用和研究“由道而术”这一中医独特的认知方法，使它重返科学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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