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十大历史事件”

2017-06-13 普洱视窗 普洱视窗


1、勐先农民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捕杀,整个云南处在血雨腥风中。

  思普区同全国全省一样,1931年,宁洱、墨江筹备武装起义失败,杨正元、熊文和等党组织负责人壮烈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被迫停止,革命陷入低潮。正当此时,思普籍共产党员罗有祯毅然揭竿而起,举起了武装革命的大旗,发动了震撼西南地区的勐先农民起义。 

   1931年,由于中共云南省委遭到破坏,在昆明工作的共产党员罗有祯与组织失去联系,到四川寻找党组织未果,便决定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12月,罗有祯邀约几十名农民互济会骨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走井冈山的道路,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农民起义,武装夺取政权。1934年3月18日,罗有祯领导的勐先农民起义军脖系白毛巾,从四面八方分别汇集到勐先回龙寨、太阳村,打响了农民起义推翻思普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一枪。起义军公开打出:“杀官安民,打富济贫”;“有钱的不消喜欢,无钱的不要气,没有吃的跟着我们去”;“上等之人是敌人,中等之人莫管闲,下等之人大伙来过年”;“地主富农是我们的菜园,中农莫管闲,贫民雇农和我们过年”等口号。起义开始后,等雅、普义、熊脚、宁洱城郊等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起义军从开始的200多人,很快发展到500多人。4月,已发展到千余人队伍的起义军直捣江城县勐野井。起义军攻占勐野井后,开仓散粮,把缴获的粮、盐及部分铜钱分给贫苦农民。 

  勐先农民起义震动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下令督促江城、宁洱、双江、缅宁、澜沧、六顺、南峤等县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在磨黑、勐先、普治、思茅等地与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和顽强抵抗。6月4日,勐先农民起义领导人罗有祯、罗承美被叛徒暗杀,起义失败。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被迫化整为零,进入深山密林继续与敌巧妙周旋。9月,起义军余部领导人先后被剿杀。

  勐先农民起义是在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全省革命处于低潮时爆发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起义人数多、范围广,是云南早期地下党领导的全省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也是西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中38次武装起义之一,被载入了西南军事史的光荣史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鼓舞了被反动派打散、被迫潜伏于云南各地的共产党人的革命必胜信念,在群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在滇南边疆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也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2、佤山抗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国家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落入日军手中。1942年夏,日本侵略军从缅甸向中国滇西进犯,日军在派飞机多次轰炸孟连、澜沧、思茅的同时,从中缅未定界处进犯西盟边境佤山地区,位于西盟、沧源一带由17个较大的佤族部落管理的一部分佤族聚居地区(含部分当时中缅未定归属地带,史称“十七王地”)被日寇占领,思普区从抗日大后方变成抗日斗争前线。

  面对紧急局势,在思普活动的共产党员张南屏、江枕石、李晓村和进步青年尹溯涛动员组织以爱国人士罗正明为首、各族各界民众参加的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联合佤山十七王地的武装力量,将侵略者赶出了国门。

  为了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尹溯涛到景谷勐主(今碧安乡)动员曾在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中任副中队长、率队抗击入侵英军的民主进步人士罗正明向国民党政府请缨杀敌,罗正明欣然同意并向国民党第七专员公署提出了组织抗日队伍上前线的请求。请求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澜沧县保安自卫大队大队长后,罗正明带上自己的大部分枪支弹药和向一些大户借的武器,从宁洱、景谷、澜沧召集了约500人,于1942年8月到达澜沧佛房。在澜沧,罗正明进一步扩大队伍,驻防澜沧东岗、孟连、沧源等南卡江以东地区。

  1942年10月,李晓村和尹溯涛化装成商贩,潜入日军侵占区侦察后分析认为,如果把日伪军驱逐过滚弄江,就能以滚弄江为屏障,在佤山建立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抗日武装的威望和实力,联合佤山各部落首领、动员各族群众全力抗击敌寇,李晓村和尹溯涛与当地有影响的民主进步人士傅晓楼、刘亚南、刘静山等人共同商议推举罗正明为武装领头人。

  1944年夏,驻防滇西的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和普洱专署督办任命罗正明为南佧佤山区自卫支队司令,罗正明所率的保安自卫大队称佤山自卫队,进入佤山腹地联合佤山十七王地部落武装共同抗日。他们在西盟佛殿共同喝咒水盟誓:“抗击日寇,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1944年12月,佤山自卫队越过南卡江攻下日军占领的前哨据点八莫之后,又一路向前攻下允恩,迫使日军退守满象一线。1945年2月,罗正明在允恩成立佤山抗日自卫总队(以下简称自卫总队),下辖五个大队,罗正明任总队长,尹溯涛任政治部主任。在李晓村、尹溯涛等人的宣传动员下,思普青年及爱国人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队伍迅速发展到800多人。1945年3月下旬,自卫总队兵分三路向盘踞在边境一带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将日伪军赶过滚弄江,收复了佤山十七王地。此后,日伪军慑于自卫总队的威力,未敢再侵犯佤山一草一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主权,公然将佤山地区划入“英缅版图”中的英属殖民地缅甸佤州,并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逼迫自卫总队退出佤山。国民政府迫于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以自卫总队有被共产党“赤化”嫌疑为借口,于1946年10月下令解散了自卫总队。

  佤山抗日自卫总队是经李晓村等中共党员多方奔走、广泛宣传发动组织起来的爱国抗日武装。自卫总队联合佤山十七王地武装力量英勇作战,击退入侵日军,收复被占国土,继滇西抗战之后又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佤山抗日谱写了一曲西南边境各族各界人民团结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凯歌,使边疆各族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思普区后来的革命斗争培养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

3、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

第九支队的革命斗争


  1949年7月,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将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和思普区的所有革命武装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以下简称九支队)在宁洱正式成立,余卫民任司令员,张华俊任政治委员。9月17日,九支队在宁洱举行了由部队、机关和城乡民众4000余人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发布了成立宣言,提出部队将更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决保卫、巩固和扩大思普革命根据地,组织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逐步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解放更多的人民,配合野战军解放全云南。

  九支队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二纵队和思普区各支反蒋革命武装结束了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历史,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部队向正规化建设迈进;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军政管理开始分设,根据地建设走上了正轨。

  自元江朋程建军以来,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从建军时的100多人,发展到因远整编统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时的7个支队3000多人,再到进入宁洱与普光部队和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胜利会师合编,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拥有第一、四、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和江越支队、车佛南支队共9个支队及一个随军干校近7000人的革命武装。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后,部队立即进行了整训整编,澜宁源、车佛南、镇江、景东、景镇5个整训总队整训结束后编为四十四团和四十五团。整编后的九支队下辖5个团,总人数达9000多人。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整编中,在部队公开了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建立了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团和营设立党委会,连队建立党支部,排有政治服务员,班有政治战士;明确了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开展以宁洱为中心的思普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工作,保卫思普革命根据地。

  自建军到后来整编入普洱边防区的战斗岁月里,九支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滇南工委、思普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领导下,紧密联系和依靠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在滇中、滇南和思普地区同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警宪反动武装和地霸反动武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历经大小战斗100余次,击毙和俘敌11300余人(含配合解放军野战部队作战歼敌5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装备。整编入普洱边防区时,移交重机枪12挺,轻机枪362挺,迫击炮7门,步枪、冲锋枪等长短武器6310支,部队干部战士在历次战斗中伤亡或病故900多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的前身,是1948年7月在元江朋程成立的云南人民自卫军。这支以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为主组成的革命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汇合思普区各支反蒋武装,开辟了思普革命根据地,组建了人民政权,为思普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烈士和先辈们用自己的身躯和血汗换取了革命的胜利,铺垫和汇积了思普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为边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4、平息思普革命根据地反革命叛乱

  

  1949年7—12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唆使思普区地方恶霸、反动官僚发动反革命叛乱,思普区7个县城沦入敌手,100多人惨遭杀害。中共思普地委、行委会和九支队司令部团结带领根据地军民,平息了发生在思普革命根据地的梁星楼、李希哲、杨元芳、石炳麟等数十起大小反革命叛乱,粉碎了张孟希叛乱阴谋,歼灭叛匪6000余人,思普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9年8月,国民党景东县县长梁星楼组织一支号称几千人的地霸武装进行叛乱,进攻解放区。九支队四十一团三营和景镇整训总队在武工队、按板井民众以及九支队四十二团的支援配合下平息了叛乱,梁星楼兵败逃往蒙化。11月23日,景东宣告解放。

  已于1949年3月15日宣布“归政于民”的国民党景谷县县长李希哲,11月23日在景谷发动全面叛乱,将香益凤盐管会主任、共产党员刘昆府诱骗到香盐井家中残忍杀害,围攻并杀害了28名民工团员和驻县政府的县基干大队大队长郭绍武、民工团团长杨慧等十几人,全县100多人惨遭杀害。地委、行委会和九支队迅速在勐主成立景景镇双缅联防指挥部,调集根据地武装,四面八方进剿叛匪,俘虏叛匪700余人。李希哲带着家眷心腹渡过澜沧江脱逃。

  1949年7月下旬,六顺县小芦山恶霸、国民党乡长杨元芳纠集2000多人发动叛乱,攻占了六顺县政府驻地官房,抓捕民工团团员33人,杀害14人。九支队调集队伍分两路出击,在基干队、游击队密切配合下,击毙逃匿匪首杨元芳等5人,平息了思六顺叛乱。思六叛乱中,思茅民工团副区队长许志、六顺民工团区队长黎平壮烈牺牲。

  1949年6—11月,澜沧、宁江、沧源、缅宁发生多起叛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澜沧反动地霸石炳麟、石炳忠勾结美国传教士和反动武装、裹胁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数千人参与的叛乱。澜沧党政军组织带领县基干队和民兵,配合到南峤阻击国民党军残部的四十三团、卢汉起义部队原省政府保安九团和澜宁源整训总队主力,历时半年,经过数十次战斗,击毙了石炳忠、田子昌等大小匪首10余人,平息了叛乱。石炳麟带着少数亲信脱逃。

  在思普地委和九支队平息思普各地反革命叛乱之际,反革命两面派张孟希进行了一系列秘谋和支持叛乱活动。思普地委、行委会和九支队司令部立即逮捕了张孟希及其党羽,在张孟希家中搜出了发报机、机关枪和张孟希与景谷叛匪李希哲、思六叛匪杨明浩等秘密联络的信件。1950年10月18日,张孟希、张达希在宁洱县城红场公审并判处死刑。

  平叛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思普区各级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后来顺利进行阻匪迎军和胜利大会师创造了条件,为开创思普区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5、滇南追歼战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与野战军追击部队在昆明会师,南下追歼从滇南溃逃入思普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兵团部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敌。在元江,阻击围歼了国民党第八兵团兵团部和第八军两万余众,在墨江官厅街围歼了第八军教导师,在镇沅圈田街围歼了第八军一七0师,在车佛南围歼了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残敌,第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部分残敌越过国境线溃逃入缅甸。 

  1950年1月17日,国民党第八兵团兵团部及第八军残部向元江方向仓皇逃窜,被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一个团和九支队四十一团阻击。19日,国民党一七〇师、教导师等部攻占元江铁索桥后恐被围歼将桥炸断,国民党第八兵团机关和大部队被甩在元江东岸。经两天两夜激战,野战军在元江东岸围歼了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兵团部和第八军两万余众,俘虏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兵团副司令曹天戈。

  1950年2月,九支队四十一团三营在卢汉起义部队配合下,在墨江官厅街迎头截住国民党军教导师并与之展开激战,敌人战败投降。官厅街围歼战俘敌军教导师师长李祯干及3名中将级军官、50余名校级军官,共计俘虏官兵1100余人,缴获武器1000多件。

  官厅街围歼战结束后,九支队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和野战军一一○团继续追击逃窜的国民党一七〇师,并与之在镇沅南京街展开激烈战斗,毙敌近百人,俘敌300余人。解放军野战部队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将国民党一七〇师夹击包围在镇沅县圈田街。敌人走投无路,在师长孙进贤带领下,2700多名官兵在圈田街缴械投诚。 

  1949年2月,江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基干队、武工队和民兵在坝溜渡口阻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联合宁洱、墨江民兵,以一支90多人的地方武装,在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山神庙垭口设伏阻击向滇南逃窜的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500余人达5个多小时。七〇九团残敌从江城脱逃后,越过国境线溃逃国外。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野战部队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率部直下车里迎头痛击从墨江、江城结合部进入车佛南地区的国民党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在当地傣族进步人士召存信和广大傣族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攻占了勐遮和南峤飞机场,击毙残敌70多人,俘虏500多人,粉碎了敌人从空中逃往台湾的企图。

  在历时近三个月的滇南追歼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思普区内进行的。为配合野战军和边纵部队围堵敌人,民兵和各族群众设置各种障碍,在敌人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使敌人所到之处找不到人,抢不着粮食,甚至喝不上水。滇南追歼战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彻底粉碎了残敌逃向滇西南、背靠缅甸建立反革命基地的企图,为思普区的全面解放和边疆长治久安作出了重大贡献。


6、“直接过渡”政策在普洱的实施

  

  20世纪50年代,中共云南省委对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已进入阶级社会,但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采取特殊的“直接过渡”方式,即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团结、生产、进步”为方针,通过党的特殊扶持政策,保证他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跨越。这些地方被称为民族“直接过渡区”(简称“直过区”)。“直接过渡”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云南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与内地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普洱市“直过区”涉及澜沧、孟连、西盟、江城四个县,24个乡镇,92个村民委员会,其中西盟整个县均为“直过区”。“直过区”面积7266平方公里,均为山区或半山区。有拉祜、哈尼、佤、瑶、布朗五个民族,263328人。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一是建国初期,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实行军事进驻,肃清匪特和反动势力,建设人民政权,建立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后,以“慎重稳进”为指导方针,遵循“通过上层,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上层”的工作路线,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疏通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启发群众民主改革的觉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此基础上,引导和帮助人民群众逐步改革对自己发展不利的旧制度和消除原始落后因素,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跨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积极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先后在“直过区"所在县和大部分所在乡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使边疆“直过区”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团结合作和当家作主。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帮助当地修建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推广先进科学技术,引导群众使用良种良法,改善耕作技术,提高产量。开展民族贸易和物资交流,保证边疆民族地区的物资供应,促进生产和流通。同时采取一手抓生产贸易,一手抓文教卫生的办法,在教育上实行多种形式办学、民族语文教学等,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医疗卫生上积极建立医务机构和培养民族医务人员,对边疆实行免、减费治疗;文化事业上积极发展广播影视事业和民族文化事业,应用各种媒体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活,不断推进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发展。四是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带领“直过区”少数民族群众全面发展。五是对“直过区"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取消征购粮,减免农业税,边境小学生上学实行“三免费”,对边疆物资供应、贷款给予特殊照顾等。六是给予“直过区”较多的民政性扶贫救济,改善了“直过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直接过渡”政策适应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使“直过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结构优化,形成了一批特色支柱产业,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今,“直过区”已摆脱贫困,步入全面小康的快车道。



7、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

  

  为实现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巩固边防,按照中央指示,1950年8月,普洱专区组织动员43名民族头人及代表晋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团一行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参观了天津、南京、上海、重庆等地。12月26日,赴京代表回到宁洱县城。

  1950年12月31日,在赴京观礼的代表们参加的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进行到第5天的时候,代表中有人提出把拥护共产党、民族大团结的盛事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形式记录保存下来,并决定采取剽牛、喝鸡血酒、对天发誓的方式,立块纪念碑,签字盟誓永远跟共产党走。

  1951年元旦清晨,普洱红场上彩旗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普部队的1000多名指战员,在响亮的军歌声中列队进入红场,270余名代表和几千名群众也汇集到红场,在十三军39师政委、地委书记张钧主持下,剽牛盟誓仪式隆重举行。剽牛结果向着意想方向发展,剽牛者佤族头人拉勐高兴得又跳又唱,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后高喊:“共产党勐!毛主席勐!”﹙佤语: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全场一片欢呼。主席团代表们喝完鸡血酒后,张钧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宣誓后,推荐出来的党政军和各民族48位代表,严肃地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识字的由其他人代签﹚。之后,民族团结誓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宁洱红场,成为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平等团结民族关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边疆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是云南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爱国爱党的结晶,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鉴,为推动边疆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它的精神和作用远远超越了区界、省界,在全国亦有普遍的意义。民族团结誓词碑昭示我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各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坚持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才能走向繁荣幸福。

  1993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1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称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2006年8月17日,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大事记》。 2015年12月,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家璐誉为“人类民族史上的唯一丰碑”。

 


8、昆洛、弥宁公路建设

  

  普洱(含今天的西双版纳州)边疆山重山复,出门难,货物流转更难。千百年来,各族群众身处封闭之中。解放后,一份修筑昆络公路的筹建方案摆上了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案头。中央人民政府对昆洛公路的修建极为重视,并于1951年批准昆洛公路建设方案。毛泽东主席为之题词:“为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普洱边疆人民群众则将昆络公路称为“翻身大路”。

  昆洛公路北起昆明东站菊花村,南至勐海县打洛镇,全长865公里,是昆明通往滇南的重要公路干线,途经3个地州、11个县市及主要城镇。思茅地区境内273公里,按山岭重丘区五级路线标准设计。

  在千山万壑的崇山峻岭间修公路,一无工程机械,二无修路经验,获得翻身解放的云南边疆各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组织调度下,来自普洱、玉溪、蒙自、楚雄、曲靖5个地区41个县93182个民工迅速汇集到各路段工区,以人定胜天的精神,日夜苦干,风餐露宿,以锄头、扁担、钢钎、大锤等原始工具,向深山宣战。以万众一心,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劈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唱着歌、呼应着劳动号子,把翻身大路一寸寸、一米米朝着共和国边境线打络推进。九万多名民工,他们虽来自五湖四海,却不分彼此,为巩固边疆稳定、发展边疆经济,所有的筑路人都心甘情愿抛洒汗水。

  1952年8月1日,普洱历史上的第一条现代公路修进境内,元江至墨江75公里通车,四个月后,墨江至宁洱161公里通车。紧接着,1953年1月1日,来自西线的弥宁公路也修进了宁洱,并于当日举行了昆洛、弥宁两条公路的通车典礼。至1954年12月,昆洛公路全线竣工通车。每个路段的通车,都会引来万千群众,历史上第一次见到汽车的人们无不欢声雷动。那是一部具新中国边疆之魂的筑路史,尽管时光已过六十余载,有一组数字,依然令人激情涌动。整个工程仅工伤事故死亡就有1221人,残废30人,受伤262人。

  昆公路的全程通车,使封闭中的边疆普洱迎来了商贸、科技、教育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在封闭中自我循环的普洱,终于摆脱了大山的困阻,朝着文明、进步一路向前。

  提起弥宁公路老普洱人都知道,那是经宁洱,过景谷,到镇沅,通景东,达弥渡的公路。而解放前,这条线路当地人通常称为“后路”,后路山道弯弯,飞流激湍密布,行路难犹如登天。为了改变这一恶劣的交通状况,1951年10月25日,普洱专区成立了弥宁公路建筑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工程处、政工处、总务处及秘书处。下辖15个工段,27个大队,包括一个技工队。民工来自景东、景谷、镇沅、宁洱、思茅,上路民工27300人。经两年多的日夜奋战,弥宁路公全线贯通。至此,普洱境内有了直达北边的弥宁公路,使境内镇沅、景谷、景东三县连接起来,被时人视为封闭落后的“后路”一步迈进了现代文明的新纪元。


9、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普洱”为哈尼语,意为水湾寨。最早称为“步日”,唐南诏为“步日睑”,宋大理为“步日部”,元初改置“普日思么甸长官司”,明初称“普耳”,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2年)起用“普洱”二字为名,清雍正七年(1729年)置普洱府。1735年普洱府驻地设县,取名宁洱县。1913年裁撤“普洱府”,1914年改为“普洱道”, 普洱道署住思茅。1926年普洱道署迁回宁洱县。1929年裁撤“普洱道”,改设“普洱殖民边督办公署”。1943年改设“普洱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1950年改设“宁洱区行政督办专员公署”,1951年改称“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5年,“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驻思茅,改称“思茅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宁洱县”改为“普洱县”。

  1957年10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云南省思茅专区,所辖区域划归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专区管辖;但撤区扩州决定没有实施,思茅专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制仍然保留;1964年8月18日,国务院批准恢复思茅专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制。1967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进驻思茅专署机关,思茅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接管地方政权。1968年9月13日,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事管制结束。1971年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专区改称地区,云南省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1973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和州革命委员会由省委和省革委直接领导,解除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管辖州革委的领导关系,恢复民族自治州与地区同等行政地位。1978年5月9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云南省人民政府通知,撤销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于1979年2月正式改称为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2003年10月30日,国务院《关于同意云南省撤销思茅地区设立地级思茅市的批复》,同意云南省撤销思茅地区,设立思茅市。原县级思茅市行政区域为翠云区行政区域。2004年4月17日,思茅撤地设市庆祝大会在思茅万人体育馆隆重举行。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改为思茅市人民政府。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云南省思茅市及相关县区更名的批复》(国函〔2007〕8号),同意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市翠云区更名为普洱市思茅区。2007年4月8日,思茅市人民政府更名为普洱市人民政府。

  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愿望,恢复了地名的历史面貌,有利于提高当地地名的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打造普洱茶这一世界品牌,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发展区域经济,推动滇西南乃至全省的发展,加速昆曼大通道前沿城市建设步伐;有利于整合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繁荣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0、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普洱”为哈尼语,意为水湾寨。最早称为“步日”,唐南诏为“步日睑”,宋大理为“步日部”,元初改置“普日思么甸长官司”,明初称“普耳”,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2年)起用“普洱”二字为名,清雍正七年(1729年)置普洱府。1735年普洱府驻地设县,取名宁洱县。1913年裁撤“普洱府”,1914年改为“普洱道”, 普洱道署住思茅。1926年普洱道署迁回宁洱县。1929年裁撤“普洱道”,改设“普洱殖民边督办公署”。1943年改设“普洱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1950年改设“宁洱区行政督办专员公署”,1951年改称“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5年,“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驻思茅,改称“思茅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宁洱县”改为“普洱县”。

  1957年10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云南省思茅专区,所辖区域划归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专区管辖;但撤区扩州决定没有实施,思茅专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制仍然保留;1964年8月18日,国务院批准恢复思茅专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制。1967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进驻思茅专署机关,思茅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接管地方政权。1968年9月13日,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事管制结束。

  1971年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专区改称地区,云南省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1973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和州革命委员会由省委和省革委直接领导,解除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管辖州革委的领导关系,恢复民族自治州与地区同等行政地位。1978年5月9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云南省人民政府通知,撤销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于1979年2月正式改称为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

  2003年10月30日,国务院《关于同意云南省撤销思茅地区设立地级思茅市的批复》,同意云南省撤销思茅地区,设立思茅市。原县级思茅市行政区域为翠云区行政区域。2004年4月17日,思茅撤地设市庆祝大会在思茅万人体育馆隆重举行。云南省思茅地区行政公署,改为思茅市人民政府。

  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云南省思茅市及相关县区更名的批复》(国函〔2007〕8号),同意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市翠云区更名为普洱市思茅区。2007年4月8日,思茅市人民政府更名为普洱市人民政府。

  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愿望,恢复了地名的历史面貌,有利于提高当地地名的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打造普洱茶这一世界品牌,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发展区域经济,推动滇西南乃至全省的发展,加速昆曼大通道前沿城市建设步伐;有利于整合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繁荣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1、糯扎渡水电站建设

  糯扎渡自古是普洱内地通往江外澜沧、孟连、西盟的一个重要渡口。而今一座规模宏大、科学技术含量一流的糯扎渡水电站就耸立在这个古老的渡口上。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下游普洱市澜沧县和思茅区交界处,属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梯级规划“两库八级”中的第五级,是澜沧江流域装机容量和库容最大的水电站。电站于2004年开工建设,200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2011年3月25日通过国家核准,从而实现了国家资源优化配置、全国联网的目标,使“西电东送”及“云电外送”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绿海明珠之称的普洱,顾名思义,普洱与天俱来的最大优势在于广袤的森林、密如蛛网的江河溪谷。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在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优质发展,成为当今人类必须思考的问题。糯扎渡电站的建设,使这种思考成为了普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可供永续利用,无污染,清洁高效的糯扎渡电站摆在了我们眼前。

让我们看看糯扎渡的几个之最吧。

  糯扎渡水电站采用直心墙堆石坝,坝高261.5米,在同类坝型中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糯扎渡水电站开敞式溢洪道长1445米、宽151.5米,规模居亚洲第一;泄流功率5586万千瓦、最大流速每秒52米,两大技术指标居世界第一。地下厂房长418米、最大开挖跨度31米、最大高度81.6米,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下厂房之一;导流洞最大开挖断面为27.4米,居国内之首;进水口分层取水方案开创了国内水电环保设计先河;在国内率先运用大坝粘土心墙掺砾工艺,有效提高高土石坝强度;在国内率先运用数字大坝管理系统,从上料、铺层、碾压等方面全程进行监控,确保了大坝填筑质量。

  2011年11月水库下闸蓄水,库区包括普洱市思茅区、澜沧县、宁洱县、景谷县、镇沅县、景东县,以及临沧市双江县、云县、临翔区共两个市9个县(区),库区水面面积322.77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812米时蓄水库容237亿立方米,相当于16个滇池的蓄水量。自2012年首台机组发电到2016年,电站共完成发电量858亿千瓦时,实现了西电东送的目标。 

  糯扎渡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养殖和旅游等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发电效益,因其装机容量大、调节性能强、区位优势明显,可优化南方区域电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实现清洁发展。同时,建设电站带动了普洱市工业、农业、旅游业、渔业、乡镇企业等产业的迅猛发展,在澜沧江流域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带,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使潜在的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糯扎渡水电站上游回水与大朝山水电站衔接,下游与景洪水电站库尾相接,在水电站库区可观赏电站高大壮观的堤坝、水库秀丽的湖光山色以及澜沧江峡谷风光等。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快速展开,澜沧江开发开放经济带的建设,普洱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将得以凸显并向纵深推进,从而使糯扎渡旅游品牌的打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届时,一个千里长湖的宏大景观,将成为众多国内外喜爱大江漂流、潜水体验、民族文化体验的游客心向往之的千里景观。


   

12、普洱市被批准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

  

  普洱市立足自身生态环境资源优势,于2010年提出了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构想,得到了国家和省级层面鼎力支持。2011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带队到普洱调研绿色经济,201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政协调研报告上明确批示:“支持地方发挥当地优势,积极发展绿色经济。”2013年6月,国家发改委复函云南省政府,同意普洱市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2014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14〕434号),明确17条支持政策。2015年4月,云南省政府出台《支持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若干政策》(云政发〔2015〕24号),明确了8方面27条支持政策。2015年11月,《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实施方案》通过云南省发改委审批,明确了“十三五”期间计划实施的11方面、208个、总投资4009.3亿元的项目。2015年12月,省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建立云南省推进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明确由省级层面统筹推进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2016年5月19日,陈豪省长主持省政府86次常务会议听取了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情况汇报,会议充分肯定了试验示范区建设取得的成绩,并明确由省发改委牵头会同普洱市和省有关部门推进普洱市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研究解决普洱提出解决的事项,打造试验示范区创新高地。2016年8月15日,云南省推进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第一次联席会议顺利召开,普洱市向联席会议提请解决36件事项。2016年11月,张高丽副总理到普洱考察调研,指出“普洱市以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为总平台,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理念,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国家发改委要加强指导,总结评估,积极支持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 

  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主要内容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按照“强产业、建基地、转方式、打基础、抓保护”的思路,发挥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存量经济绿色化改造,强化增量经济的绿色化构建,提升壮大绿色产业,加快建设绿色城乡和绿色社会,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绿色发展成为主题,绿色经济成为主流,绿色产业成为主体,绿色企业成为主力,绿色文化成为主导。到2020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60%,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普洱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锋、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典范、面向东南亚绿色经济交流合作的平台。

  普洱市被批准为全国首个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是普洱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将为落实桥头堡战略搭建新平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安全屏障探索新模式,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巩固边疆繁荣稳定闯出新路子,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展示国门形象打开新窗口;有利于充分挖掘生态环境优势,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思路、引领方向;有利于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增强我国地区的影响力,树立睦邻、安邻、富邻的良好国家形象;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依靠自身特色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出路,为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探索路径、作出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