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爱国者：西安事变八十周年纪念

八十年前的今日，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30分，时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的特务第二营攻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的行辕。蒋介石闻讯之后，落荒而逃。他在侍卫官的保护下，越墙而出，不慎失足着地，勉强向后山逃命。无奈山岩陡峭，蒋介石不得不摸索而上，再次失足陷入一个岩穴中。于是，蒋介石就暂时在那里休息，静观其变。天亮时分，张学良的东北军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蒋介石，并把蒋介石挟持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所在地——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旧址

同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表著名的“双十二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当晚，南京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并由国民政府发布此项命令。这就是民国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谋者之一。他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既是他的强烈的爱国心使然，也是由于他误解了蒋介石的“爱国精神”。要理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就需要明白张学良此刻处于何种心理状态。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三天，正好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群情激愤的西安学生走上街头，高喊抗日救国的口号，声彻云霄。学生先是到西北剿匪司令部门前集合喊叫，随后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那里请愿。

委员长与少帅：蒋介石与张学良

游行队伍行至灞桥时，与军警发生冲突。危急时刻，张学良赶到。在灞桥，张学良将军被学生的抗日爱国激情给感染了。他对学生说：“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请求”。最后，张学良对学生保证说：“一周之内，他将答复学生的抗日请求”。

 此刻，张学良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一方面学生呼吁他停止对中共的攻击，一致抗日；一方面蒋介石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催促他加紧“剿共”。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开车到陕西临潼，其目的就是震慑张学良的东北军，催促张氏下决心对中共作战。面对这双重压力，张学良的良心天平倾向了爱国学生。他联络杨虎城在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张学良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囚禁蒋介石，就是因为他认为此时的蒋介石是“只知道打内战，不愿意抗日”的。换言之，这就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判断。但是，张学良对蒋介石“不抗日”的判断，事后证明是他的一种“误解”。

西安事变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阅读了蒋介石的日记。此时，他才明白蒋介石原来也是决心抗日的，只不过蒋介石把“抗日”与“剿共”看的同样重，故而引起了张学良的误会。1936年12月14日早晨，张学良来看望被囚禁的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这段话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

不过，张学良话锋一转，继而为他冒然囚禁蒋介石进行解释说：“然而，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缄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即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张学良的这段话，也是肺腑之言。他指出了蒋介石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即蒋介石的“沉默寡言，不善言谈”。

蒋介石与他的夫人宋美龄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蒋介石富有军人的良好品质，如他意志坚定，自律性极强。或许是蒋介石的军人素质过于明显，使其缺乏政治家的“沟通本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蒋介石也是按照此种风格去督促张学良去“剿共”，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去与张学良进行深入的思想沟通。正是这种“上下级的沟通障碍”，导致张学良误解了蒋介石的抗战意图，而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12月14日下午5时，著名记者端纳（William H. Donald）来见蒋介石。端纳带来了蒋夫人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开头写道：“转电已悉”。正是这四个字，让困顿中的蒋介石看后立即“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一旁的张学良将军也受到感染，与蒋介石相对而泣。随后，张学良对身边人说，“千万不可使外人知道，他和委员长二人在此对泣”。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表示：“他会尽快处理善后事宜，早日送委员长回京！”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

在西安被囚期间，蒋介石主要的精神慰藉就是阅读《圣经》。12月22日，早晨，蒋介石偶尔翻越《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22节写道：“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的要环绕男的”。巧合的是，当天下午4时，宋美龄乘飞机抵达西安。夫妇见面之后，蒋介石如在梦中，这让他想到早晨所阅读的《旧约圣经》那句话来。想到这里，蒋介石竟感动悲咽，不可言状。此日，与宋美龄同机抵达西安的还有军统头子戴笠、宋子文、端纳等人。当晚，蒋介石夫妇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表达了中共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并准备改组国民党，共图抗日大业。

西南事变期间张学良阅读端纳携带的宋美龄亲笔信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安然离开西安。临行前，蒋介石召集张学良与杨虎城到窗前训话。在此次训话中，蒋介石对西安事变进行了一番高屋建瓴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关键。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人格必须抱歉，民族乃有基础。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随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登上飞机，前往洛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和平善后。其中，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以及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毅然决然地从民族大义出发，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保留中华民族的血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八十年后的今日，抗日的烟火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团结精神，至今思之，仍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编辑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