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 |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入圈考察”十年随笔（下篇）

《我在现场》系列之（六）

（本系列往期文章，请见文末链接）

我只是喜欢那种在路上游荡的感觉

——赵军

文 | 赵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

2004年为完成《惩罚的边界》，我开始了我所谓的“入圈考察”。或许是因为对“江湖入圈”的好奇，这本以“卖淫刑事政策”为主题的专著，在“专业圈子”里被当作地摊文学流传了好一阵子。

其后的《边缘的权利》，这种稍显另类的田野方法在“小姐被害”研究中得到了相对细致的打磨。2011年，中国犯罪学会将著作类成果唯一的一等奖授予这本满是“入圈故事”的书，“入圈考察”总算得到了学界同仁们正式而非调侃的肯定。

及至2013、2014年，入圈考察有别于通常访谈或参与观察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在《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嫖宿幼女、援助交际的他面呈现》两篇学术论文中，胁迫胜于暴力的黑社会生存法则、援助交际对未成年少女的某些积极意义，这些或不为人知或被有意遮蔽的真实面向得以展现，入圈考察在时间轴上的纵向持续能力也真算得上一个意外之喜。

十年“入圈”，许多从前的天经地义被消解，许多曾经的不屑、无视被拾起，许多新奇、震惊和“原来如此”被发掘、呈现或又渐归平淡。这一切或精彩或平常的经历、体验、感悟、收获都只因那一个个或近或远、或大或小的“圈子”。我想，是时候为那些“圈子”中的点点滴滴写些文字了。一则为了感谢，二则为了怀念。

目录

01.“材料是写给领导看的”

02.“研究就是请客吃饭”

03.“事儿都是在酒桌上谈出来的”

04.“这次就算帮您做研究了”

05.“江湖上最重要的不就是给个面子吗”

06.“兄弟的兄弟就是兄弟”

07.“我当妈妈啦”

08.《后来》

09.“我们这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10.“该买房了”

11.“我不能让他以后挨饿”

注：本文仅包含目录中的07-11部分，其余内容（01-06）请见本公众号今日第一条图文消息《赵军 |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入圈考察”十年随笔（上篇）》

7

“我当妈妈啦”

对于“入圈考察”，找对、用好“关键人”固然重要，但如何维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贴近并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则是能否掏出“调查干货”更为关键的因素。

2004年，协助我在X市调查的鲁警官给我讲了“雪儿”的故事。那是头一年春节前的一次例行清查，鲁警官发现开家具厂的谭老板与一名叫雪儿的女孩住在一起。鲁警官认识雪儿，管区一对毒贩夫妇的女儿，当时还不到14岁

（大约还差一个多月）

。这让鲁警官感到事态严重，就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审查。

谭老板听说自己犯了“奸淫幼女罪”，腿都软了，赶紧如实交代。

半年前，谭老板到一家按摩店按摩，见雪儿很“嫩”，就出高价

（500元）

在按摩间与雪儿发生了性关系。后来一问，雪儿才13岁，怪可怜的，谭老板就劝她别在按摩店干了，跟着自己5000元一个月，什么也不用干。

很快，雪儿辞了按摩店的工，每周到谭老板租的公寓里陪谭老板两三次，月底就能得5000元钱，比在按摩店干活的确强多了。这么过了大约一个来月，谭老板很喜欢雪儿，就另外出钱送已经辍学的雪儿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还专门为雪儿请了个大学生家教。就这样，两人住到了一起。

了解到这些情况，鲁警官犯难了。如果抓了谭老板，雪儿可真就没人管了。雪儿父母坐牢，爷爷奶奶除了退休金无任何收入。爷爷中风后偏瘫，奶奶根本顾不上雪儿。当初雪儿父母刚判刑时，她奶奶带着她到政法委上访，人还是鲁警官领回来的。不过，除了帮雪儿办了低保，其它事儿谁也没法管。

鲁警官找所长汇报，所长更为难。最后一商量，干脆把人放了，让他们不要再住一起就得了，反正还有一个多月雪儿就满14岁了。

经过这事儿，尤其是后来得知自己犯的“嫖宿幼女罪”比“奸淫幼女罪”还严重，最低要判5年，谭老板对鲁警官更是感恩戴德，两人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显然，这起案件与人们通常在小说、报纸、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拐骗、强迫、控制、凌辱、欺压、蹂躏无助少女的“嫖宿幼女案”有着天壤之别，通过它很可能揭示出“嫖宿幼女”不为人知或为人忽略的另外一面。这虽与我当时确定的研究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2005年元旦过后没几天，谭老板请鲁警官吃饭。在这个饭局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雪儿。当时的雪儿还不到16岁，待人接物却已很得体。得知我是律师，就给我讲了她父母的情况，咨询我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提前“出来”。我对雪儿说，这种事情除了争取减刑，保外就医是最便捷的途径，雪儿听后有些失望——爸妈什么病也没有。

2005年6月，雪儿中考结束，成绩很不好。我得知情况后，建议鲁警官动员雪儿去读中专学旅游，并帮她联系了一所职业中专。2006年、2007年，我两次通过朋友找学校老师为雪儿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这期间，城市家居市场对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谭老板的家具生意一落千丈，业务重心被迫向县区转移，指望雪儿毕业后帮其打点生意的想法已不太现实。2008年雪儿毕业时，我又找学校老师帮忙，推荐雪儿去当地一家不错的旅行社当导游。为此，谭老板专程从县区赶回请我和鲁警官吃饭，以示感谢。正是这些过往，雪儿对我的信任日渐加深，慢慢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求助或依赖的对象。

2009年夏，我到X市做回访，单独约雪儿出来吃了顿饭，她主动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已跳槽去了另一家旅行社，老板给了她更高的业务提成；二是谭老板的家具生意彻底垮了，不得不跟朋友到外地“跑矿”，两人已很少联系。聊起谭老板，雪儿说她很感激谭老板，要不是谭老板给她钱、供她读书，她的生活根本上不了“正轨”。

席间，雪儿还和我谈了许多当初的境况。那时，父母判刑，她没人管，便和一位大自己两岁的邻居帅哥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天天玩，后来就索性辍学了。为了有钱上网、吃饭，邻居帅哥托人介绍雪儿到按摩店“找钱”。按摩店老板看她年纪小，怕出事，不让她接客，只同意她给客人按摩，所以收入不高。雪儿看到店里其他小姐赚钱快，就背着老板偷偷接客赚钱。不过，偷偷赚到的钱也都和男朋友一起花掉了。再后来遇到谭老板，一比较，才发现男朋友真没什么意思，不如谭老板对自己好，就断了。

这一次深谈，让我对雪儿与谭老板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本存在我脑海中相对刻板的嫖宿幼女印象，被彻底解构了。之后，我对雪儿人生轨迹的观察又持续了3年。

2010年春节，我没去X市，雪儿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刑满释放了。我建议她看紧点，最好找点事情做，以免复吸。

2010年夏，雪儿开了家小型洗衣店，我去看了，还不错。她妈妈到底是开过餐馆的人，打点得井井有条。雪儿说，开店的钱是找新男友借的。新男友是一家酒店的老总，做旅游时认识的。当年秋天，雪儿打电话说，洗衣店的生意很好，她辞了旅行社的工作。

2011年五一过后，我接到雪儿的短信，说她结婚了。

2012年夏回访时，我拨通了她的手机，电话那头的雪儿显得很兴奋：“我当妈妈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竟让我有些语塞。转而镇定下来，说了一大通祝福的话，约她出来吃饭聊天的邀请最终没有说出口。

对于雪儿，新的一页已经开启；对于我，这项持续了8年之久的考察也该结束了。然而，直到现在，我还会偶尔翻出雪儿的电话号码，纠结于是否要再去拨通它。尽管或许，它已是一个空号。

8

《后来》

很明显，相对于一次有限时段的“入住考察”，相对于更为短暂的单次访谈或现场观察，“入圈考察”一个巨大的优势就在于：研究者一旦进入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圈和生活情境圈，研究者一旦为研究对象所接纳并作为其人际交往和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双方的关系就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持续。这一优势，对于展开纵向型研究，对于了解研究对象在一定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变化，可谓至关重要。除了雪儿，“晓芸”是另一个通过“入圈”展开持续纵向研究的成功案例。

2006年春节前，做建材生意的冯董请客，晚上唱歌时晓芸来了，很浓的晚妆，一曲《后来》隐约透着几分“过来人”的忧伤与淡定。若不是冯董向我炫耀晓芸“学生妹”的身份，我根本察觉不到她眼中残留的那一抹青涩。

冯董说，他是2005夏天在一家KTV偶然发现晓芸的。那家KTV的特色是“学生妹”，穿日韩风格的校服，拿着学生证

（大多是假的，这更多只是一种表演）

让客人挑。冯董一眼就挑中了晓芸，不过晓芸学生证上的照片不像她本人。一问，得知晓芸并不是职高学生，“马上初二了”。之所以要冒用别人的学生证，是因为妈咪怕惹麻烦，不收初中生。冯董想，自己“捡了个宝贝”，便与晓芸建立了联系。

2006年夏天，冯董找我，说有点麻烦事儿。

原来，晓芸有个读职高的男朋友

（以前是同一所中学的）

，两人因分手闹出了纠纷。晓芸父母是做音响生意的，在X市的多家卖场代理了好几个主流电器品牌。他们对晓芸很好，很小就送她练钢琴、打网球、学英语，但晓芸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看动漫、玩游戏、听歌追星。父母拿她没办法，对她“早恋”也只能默许。后来，晓芸在男朋友的“掩护”下，利用周末、假期在KTV坐台陪歌，父母都不知道。

晓芸与男朋友闹翻是因为男朋友“小气”、“贪婪”，平时一起吃喝要晓芸埋单不说，还找她要钱买衣服，后来居然提出要晓芸“借钱”给他买摩托车。晓芸不答应，男朋友就翻脸，威胁要把她坐台的事情告诉父母。

为了帮晓芸解决这个麻烦，我问晓芸是否和男朋友发生过性关系，第一次发生时双方多大年龄。晓芸说他们最早发生性关系是2005年五一长假期间，那时晓芸才13岁

（晓芸2006年1月才满14周岁）

，

对方

当时应该是15岁。得知这一情况，我就给晓芸出主意，让她找双方共同的朋友传话——如果对方执意要闹，晓芸就到公安局告他“奸淫幼女”。这一招果然奏效，男朋友至此偃旗息鼓，双方和平分手。

然而，这事儿却让冯董忧心忡忡了。冯董向我坦白，在与晓芸交往数月后，他们也发生了性关系，最早一次是2005年圣诞节前。为此，他还给晓芸派了一个万元红包。本来是想帮晓芸摆脱男朋友的纠缠，不想我的点拨反倒让晓芸意识到冯董也是“犯罪分子”，这让冯董如芒刺在背。打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冯董对晓芸都有求必应。

2007年1月，冯董给晓芸过生日，饭后去唱歌，我私下问她，冯董是不是对她最好的男人。晓芸说，“差不多吧，但有点像老爸，老土，不会玩。”我又问她，家里经济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坐台？她说：“没事儿出来坐台唱歌，好玩，可以赚钱，认识不少人，有什么不好？再说，做人要靠自己，我爸爸就是从修电视机白手起家的。”

2007年末，我因调查“小姐被害”问题找晓芸帮忙联系访谈对象，发现晓芸已很少与冯董在一起了。按晓芸的说法，冯董在外地有了项目，“看不到人”；而冯董则向我抱怨，“晓芸太爱玩，有点受不了。”调查期间我见到了晓芸的新男友，一名迪厅歌手。晓芸对我说，她要好好练歌，也争取当歌手。

2008年夏，我与晓芸失去了联系。

2009年春节期间见到冯董，打听晓芸的下落，得知晓芸前一年暑期一连个把星期不回家，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坐台的事儿，父女为此大闹一场，晓芸和歌手男友出走广东。大约10月份，晓芸打电话向冯董求助，说是在广州应聘酒吧歌手，冯董往晓芸账户打了2万元，之后便再无联络。

2010年底，我接到晓芸的电话，说广东扫黄扫得厉害，她从内地介绍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在KTV被抓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要还没和客人发生关系就不要紧。果然，第二天晓芸回电话说，警察放人了。我问晓芸是否在当歌手，她说没当歌手，歌手竞争太激烈，而且也赚不了多少钱。问她是否还和歌手男友在一起，她说歌手男友不争气，溜冰

（吸食冰毒）

，影响到她，害得自己也进去关了几个月，分手了。我又问她是否还在KTV坐台，她说没有，现在网上就能“交朋友”，轻松多了，而且还可以挑爽气的、自己喜欢的客人。她说她现在“做高端”，一次2000-4000元，等攒够了钱就自己开家酒吧。

2011年秋，晓芸打电话给我，说她认识了一位浙江老板，有兴趣在X市投资酒吧，这可让她提前实现梦想。

2012年夏，晓芸真把酒吧的事儿弄成了，但合作者并不是“浙江老板”，而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福建商人。为了开酒吧，父女俩达成了“和解”——晓芸爸爸出了全套电器设备，晓芸负责酒吧的业务管理。我问晓芸，福建商人是不是男朋友，晓芸笑了：“网上认识的，交往久了很谈得来。在商言商，有钱赚、有兴趣、讲信用就在一起做事情，没有这些，什么关系都没用。再说，别人有老婆孩子。”

那天，我问她与冯董还有无联系，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你别说，他人真不错。有的（客人）可就小气了，装大款，开空头支票，完事儿就不见了。（冯董）就是人老了点，（我们）有代沟。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是的，曾经的当下后来都成了过往。再聊起当初的“歌手梦”，晓芸淡淡一笑，转身拿起麦克风，在她自己开的酒吧里唱起了那首我最初听她唱过的《后来》。旋律流淌，突然勾起我好多难以言表的思绪，那里面似乎有晓芸的“后来”，也有我的“后来”。

斗转星移，似水流年。雪儿、晓芸在变，我也在变。在时间的标度下，这种不期而遇的“纵向入圈研究”所折射的，早已不是纯客观的、相对确定和静态的“观测对象”。它所折射的，更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时代背景下作为主体的成长、互动乃至“互构”。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距离那种围绕研究对象展开客观观察及精确测量的经典的“社会科学家”，已越来越远了。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者本人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角色、参与了剧情，甚至成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入圈”。

9

“我们这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不得不说，在我所调查的小姐中，像“雪儿”、“晓芸”这样与我保持长期联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小姐都只能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段内展开沟通或观察。这既与小姐的高流动性有关，也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对悬殊的社会阶层落差有关。即便如此，只要能够“入圈”，即便是临时性的“入圈”，也能从中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素材。这里最为关键的诀窍有两个：一是合适的入圈渠道，二是合适的沟通情境。

2012年夏天，为调查洗浴小姐，对这一行很熟的“余哥”专门设宴为我引荐了在某洗浴中心当“男妈咪”的“康总”。35岁的康总是一位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帅哥，与通常想象的那种阴险凶残的“鸡头”、“老鸨”完全是两码事儿。酒桌上，余哥当面把我的调查请求向康总做了说明，康总稍微迟疑了一下，但磨不开余哥的面子，答应了。不过，康总也毫不含糊地给我立了规矩——可以到洗浴中心“观摩”，但与小姐交谈只能在洗浴中心以外的地方进行。康总的理由是：在洗浴中心访谈小姐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工作，而且，这也会引起老板的警觉和担心。

这正是我想要的调查方式——实地考察（观察）小姐的工作状态，在工作情境之外访谈她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实地考察并体验她们的工作状态，就很难理解她们给你讲的各种“故事”，也无从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不离开她们的工作情境，她们就很难脱离工作状态，像朋友那样与你聊天。

我先以康总朋友的身份观摩了洗浴中心的运转状况，之后的一段时间就让康总把小姐分批带出来吃饭聊天。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两点之后，地点选在一家咖啡馆，这也是他们平时沟通交流的通常方式。看得出，康总与小姐们的关系相当不错，调侃、嬉闹、撒娇、暧昧、关心、倾诉、讨主意、偶尔的“批评教育”穿插其间，而我则渐渐以康总“律师朋友”的身份融入到这个圈子中。

当然，首先在不知不觉间被我“调查”的自然是帮我穿针引线的康总本人。

康总入行七年多，一直在洗浴行当带小姐。后与人合伙经营这家中型洗浴城，角色相当于男妈咪加高级经理人，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公司的业务主要有三块：足浴、盐浴和全套。三种技师是分开的，但根据个人要求可以进行调整。所有技师都按业绩提成，全套小姐

（平时大概有十多名全套小姐上班）

收入最高，一周结一次帐，与公司五五分成，做得好的一周能有四五十个单子，一个月能挣四五万，一般的一个月也能挣一两万。盐浴小姐的收入稍低，分成也稍低，除了不发生性关系，其他服务都可提供。足浴小姐收入最低，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康总的工资与足浴小姐持平，但他有股份，可分红。即便如此，康总的收入也赶不上一般的全套小姐。按照康总的话，“这叫多劳多得，我们这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公司正式的营业时间是中午一点至凌晨一点，可根据客户需要进行调整。事实上，这十二个小时也并不是都在忙，真正忙的时段有两个。一个是下午三点至六点，这个时段主要是中午吃饭之后来玩的人，再就是晚上九点至十二点，主要是晚饭后来的。

“你每天吃几顿？”看康总津津有味地吃着排骨煲仔饭，我不禁好奇。

“以前三顿，现在两顿，中午起床吃一顿，晚上六七点钟吃一顿，都要吃饱，夜里就不宵夜了，发胖，对身体也不好。”

“几点睡？”

“每天结束是一点多，两点多可睡觉，中午起床。”

“对身体有影响吗？”

“当然，我以前和你一样壮，足球、篮球都来，现在不行了。胃不太好。”

“这么过，有多久了？”

“入行七八年，基本都是这样。”

“这么长时间，你带的小姐一定不少吧？”

“来来往往，至少一两百。不是我吹，对于她们，我肯定要比你军哥了解。其实你问她们不如问我，我什么都知道。她们这些人，毕竟是女人，没什么‘思维’，跳跃性的，她今天给你这么说，明天给你那么说，没什么准儿。”

“好啊！那你给我说说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要存在，第一是可以降低犯罪率。”

“什么犯罪率？”

“当然是强奸。第二是可以调节婚姻关系，男人偶尔出来调剂调剂，对稳定家庭有好处。第三是可以解决就业。你不知道，我了解她们，她们不干这个，根本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觉得我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至少会少一些人拿低保。第四是利于防病。在我们这里，严格使用安全套，我带了这么多小姐，得妇科病的肯定有，她不干这个工作也会得，在我们这儿做得性病的，几乎没听说过。”

“那是不是就要合法化呢？”

“那也不好简单地合法化。我这里不得病，不是说别的地方也不得病。关键是这一点难办。如果哪一天艾滋病大爆发，这个行业肯定是众矢之的，到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才会真正被‘咔嚓掉’。现在的这种状况，叫半合法化，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你看我不就干了七八年了？现在婚也结了、房也买了，就是还没要孩子，也没哪个把我怎么样。不过，我想这个行业最终会合法，外国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你军哥肯定比我懂。只要不传播疾病，人们就会慢慢接受，这么大的需求，政府何必跟老百姓对着干呢？”

“你知道李银河吗？”他的最后一句话让我耳熟，听上去和李银河教授的一个观点非常接近。

“李银河？谁是李银河？”

“你不上网吗？李银河是社科院的大学者。”

“网倒是也上，但上得不多，没那么多时间，再说我没关注过做学问的人。要不是余哥介绍我们认识，我也不知道你军哥是谁。”

康总的这些话突然让我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做这些研究之于社会、之于这个行业是否真的有意义。除了学者的头衔，我们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10

“该买房了”

“新娘”是康总手下小姐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位。她手机上存了一大推刚拍的婚纱照，有古装的、现代的、甚至还有穿红军装的，到处给人看，满脸幸福。唯一不爽的是她眼睛过敏了，贴双眼皮给贴的。

今年是新娘的本命年，二十四，川妹，辣椒性格，直率，火爆，短发，丰满，有一点男孩儿的帅气。

那天吃完饭，康总先走了，另外两位小姐对着电脑看韩剧，眼睛过敏的新娘没兴趣看，就给我讲她的故事。

新娘入这一行是因为她第一个男朋友。那时，他们都还只有十多岁，初中毕业下了学，男朋友把她带到附近一个市的发廊，说是按摩、洗头，去了才知道是干这个，大哭一场，吓坏了客人。后来自己就适应了，没什么后悔的。男朋友没有侵占她工作的收入，但把她带到发廊时，收了发廊老板给的“中介费”。从这以后，她对男朋友的感情就打了折扣。没过多久，男朋友帮人出头打架，被抓了，两个人就断了。

新娘的妈妈在家乡的一个KTV当后勤总管，爸爸是这家KTV的水电工，妈妈管爸爸。她还有个弟弟，特别不争气，天天找妈妈要钱，吸毒倒是没发现，就是不想干事，花钱如流水。弟弟以后肯定会是家里的“大麻烦”。

“新郎”比新娘大一岁，是她在鄂西做小姐时认识的。当时，新郎在场子里当男妈咪，对新娘很好，两人就在一起了。几年下来，两人在鄂西攒了两套房。但鄂西毕竟经济不发达，一年前，新娘来到了现在的城市。过了半年，新娘站稳了脚跟，就把新郎也介绍过来参加场子的管理。新郎在场子里主要负责后勤，偶尔也帮康总安排小姐，一个月二千来块钱的工资，不多，但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新郎人很温和，对新娘不说百依百顺，也是事事让三分。有一次两人吵架，新娘上去就咬了新郎，新郎大败。现在，两人每天中午一点一起到公司上班，在公司吃两顿免费的工作餐，夜里一点多两人一起回家休息，挺好的。两口子与另外两位同事合租了一个三居室，“一家”出三百多元租金，离公司很近，很方便。

“你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还可以。”

“没什么不好的方面？”

“累倒是不累，就是时间拖得太长，中午一点到凌晨一点，十二个小时，睡不好。公司的饭菜倒是不错，但毕竟少吃一顿，对胃不好。”

“卫生方面呢？”

“那个应该还好，我们这里都是百分百带套做，除了偶尔一点点妇科病，还没发现谁得了性病什么的。”

“客人不戴怎么办？”

“这种事情也有，遇到了我们就给他们讲道理，这个公司培训过，预防性病方面的知识。遇到不听招呼的客人，我就不做了，打电话通知前台处理。”

“工作中有什么麻烦事情？”

“没什么麻烦，就是喝醉酒的客人不好弄，但一般我们也能处理。他在那里乱说，或者刁难，我就不理他，实在不行就让康总他们出面。在这里做就这一点好，安全有保障。也有一些人嫌公司的提成高，就在工作中与客人套关系，然后约出去做，但我总觉得太危险，好多小姐都是私自出去做被抢被杀的。提成就提成，总比搞出事来要强。”

“警察呢？警察来抓过吗？”

“警察没来抓过，你想啊，投资这么多搞个场子，有些事情肯定是摆平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搞这个事情还是有心理压力，毕竟警察也有可能会抓啊。如果警察绝对不抓，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自己搞，这样自己赚的就会更多。你知道，我老公知道这一套搞法，经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没关系，摆不平好多事情，所有只有给人打工。”

“你做这个老公介意吗？”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做这个，他也做这一行，他心里介意不介意我不知道，反正没这方面的表现。我想他应该能理解我吧，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他都让着我，挺好的。”

“你们姐妹里面，有没有男朋友或老公不知道的？”

“好像没有，纸包不住火，天天在一起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除非老公在农村老家，倒是有可能。像我父母就不知道，没必要给他们讲，让他们觉得怎么样，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同学、以前的朋友呢？”

“没什么来往，一般是过年回去一次，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当然会问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就说搞管理，在酒店、餐饮行业什么的。”

“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

“不敢想，这倒是个问题，老公现在收入不高，全靠我，我都二十四了，谁知道还干得了几年，只能尽量多赚点。”

“你应该赚得不少吧。”

“不行。以前在盐浴那边做，可以不和客人发生关系，但那边一是要求手法好，更重要的是要会说，会哄客人开心。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会说，再加上胖，不讨客人喜欢，客人点的就少，月底一结帐，我垫底。钱赚得少不说，脸上更是挂不住，干脆去做全套。全套那边简单些，不需要你会说，功夫好、会做就行。全套这边的客人好像也没那么多废话，比较实际，胖点就胖点，也有客人觉得胖点更舒服。反正一做全套，我的收入就提高了好多。不过，我这个人不是很‘下法’（这个方言是指干事情特别能吃苦耐劳），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愿意做，再加上我这个人可能不是蛮魅，一周也就二十单左右吧。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感冒、胃痛什么的，休息的多，一个月也就干个十五、二十天，万把块钱。我不想太累了。”

“你现在挣的钱多，该买房啦！”

“想过，但压力太大。不想太苦自己，还是先把现在的生活过好点。再说，搞这个事情不知道会不会长久，贷了款，到时候还不起怎么办？”

“等你攒够了钱，就不一定买得起房了。买房对于你来说还有个功能，就是迫使自己不乱花钱，让自己以后有个保障。”

“有道理，我得先把那边的房子卖了在这边付首付，然后……”

恍惚间，“圈里”、“圈外”的界限似乎已十分模糊，平时和其他朋友聊天，大概也是这些话题。就在这次谈话前大约两个月，我和一位北漂的学妹有过几乎完全相同的对话。后来，那位学妹果真卖了家乡的房子到北京付了首付，一年后就“赚”了几十万。我想，相较于传统的非结构访谈，强调与研究对象像朋友一样地交往、沟通、交谈、互动，应算作“入圈考察”的一个基本要求。

11

“我不能让他以后挨饿”

“红姐”是X市“娱乐界”（特指KTV、夜总会、酒吧一类的行业）元老级人物“春哥”介绍认识的。

2007年夏天，我在X市进行小姐被害问题的研究，需要一些在洗浴场所工作的小姐参与问卷调查。红姐当时在一家国有四星级酒店的桑拿部当妈咪，手里管了二十来名洗浴小姐。那天晚上11点多，春哥带我去红姐的桑拿部找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姐。一袭粉色的丝质旗袍，染黄的短发，妩媚的笑容，性感、干练、职业而极具亲和力。据说，红姐入行初期曾得到春哥的很多帮助与关照，所以，当春哥把我带到红姐面前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后，红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下午六点，我拿着问卷依约赶到桑拿部，她早已准备妥当，让小姐一个接一个到包间接受我的问卷调查，当天就把她手下的小姐问了个遍。末了，红姐问我还需不需要小姐做问卷，如果需要，她可以到其他场子去调。这很出乎我的意料。通常，妈咪对调查都很戒备，总怕对方是“暗访记者”， 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可红姐倒好，全然不设防！这让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临走，我送给她一本我那年刚出版的《惩罚的边界》。

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夏天的事儿。当时，我博士后出站确定留北京工作，出于“回访”的习惯，我到桑拿部找到她，和她聊了些彼此的近况。过了几天，她竟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为我庆贺留京工作，还请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朋友作陪，很正式的邀请。毕竟只是萍水相逢，而且还是我有求于她，她的热情再次出乎了我的意料。

之后，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在节日互致短信问候，中间偶尔见过一两面，主要都是聊她的工作。这期间她抱怨最多的是酒店不给出钱装修桑拿部，设施老化，比不上许多新开张的洗浴中心，只能靠酒店的名气和她本人积累的客户维持现状。即便如此，桑拿部的生意还算不错，二十来名小姐每天都有机会上钟，有的还不止一个钟。尤其是2010年之后，全国扫黄风声渐紧，红姐的桑拿部却没受太大影响。我劝她顺其自然，免得树大招风，她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

真正对红姐本人展开“发掘”，是在2011年夏天。那年，我入手了一辆牧马人，一大帮车友游山玩水的机会多了起来。为了兼顾其他朋友的兴致，我邀红姐随我们一道去山里玩，才知道她有一个叫“珂珂”的智障儿子，这正是她一直单身的原因。

那天我们到一个山谷小溪玩水，红姐寸步不离地看着珂珂，和她平日在桑拿部接待客人、安排小姐的作派判若两人。十岁的珂珂快和妈妈差不多高了，可认知能力和自理能力也就三四岁的样子，吃饭、系鞋带都需要红姐帮忙。看着红姐不厌其烦的神情和嘴角偶尔露出的微笑，同去的朋友都很感动。

接下来的几天，只要没事儿，我就会去她的桑拿部陪她聊天。其间，我去过她家，一个很漂亮的四居室，红姐妈妈、妹妹都住在她家帮她看孩子。到这时，我才真正进入她的世界。

红姐在事业上是幸运的。当初到城里找工作，因为形象好、头脑灵活，被酒店聘为收银员。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管理才能，就做了大堂经理。期间，她认识了部队退伍在酒店当保安的男朋友。红姐当时很单纯，觉得男朋友天天接送自己上下班，待人体贴，就稀里糊涂领了结婚证。再后来，红姐开始管理酒店的桑拿部，收入不菲，但老公却天天打牌，不顾家，没上进心，两人由此产生矛盾。

珂珂出生后，情况并无改观，家庭开销也都由红姐承担。老公不挣钱不说，家务事也懒得做。珂珂两三岁时，渐渐表现出智力发育方面的异常，两人矛盾由此加剧，并最终离婚。

回顾这段婚姻，红姐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当初想法太简单，没看准人，别人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以身相许了。红姐说，老公当时之所以和自己结婚，很大程度是看上了自己的挣钱能力。尤其是红姐管理桑拿部后，收入提高不少，平日的花销自然是不愁了。但另一方面，老公又觉得干这个行当的女人一定不正经，所以也就没把老婆、家庭当回事儿。再后来发现儿子智障，就干脆一走了之，把珂珂留给红姐独自养育。

为治疗智障，红姐后来将珂珂送到了北京的医院。除了巨额的治疗训练费用，红姐还要给妹妹两口子“开工资”、租房子，请他们在北京照顾珂珂的饮食起居。每月一两万元的开销，成了红姐“坚守”桑拿这一边缘职业最直接、最现实的理由。

不过，长期干这个行当也有弊端。毕竟是边缘行业，法律上有风险，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被抓去坐牢。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好找老公。经济条件差的男人找红姐多半和以前的老公一样，大多是冲着自己的钱来的；经济条件好的男人，又有谁会愿意娶一个带着智障儿子的妈咪？

转眼到了2013年夏天。红姐告诉我，珂珂经过几年治疗，总算学会了吃饭、穿衣、洗澡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技能，已出院转入本地一所残障学校上学，每天由妹妹负责接送陪读。治疗费用是不用再负担了，可一大家人的生活，包括珂珂、妹妹和父母，全靠红姐在洗浴中心做妈咪的收入维持。

也许是想看看珂珂这些年的治疗成果，也许是想让红姐散散心，还也许是为了找机会培养自己儿子的“爱心”，那年暑期，我特意带儿子、红姐和珂珂去一个度假村玩了一天。

其时，儿子已练了好几年游泳，技术早已在我之上，可要教会珂珂游泳，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我提前向儿子说明了珂珂的智力状况，儿子教得异常耐心。珂珂的动作看上去依然笨拙，但相较从前，其智力状况的改观还是很明显的。

“要让他成为正常人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稳稳挣点钱养活他，我不能让他以后挨饿。”看着在水中瞎扑腾的珂珂，坐在岸边的红姐叹了口气。

“努努力，也许还会有改善。”我安慰道。

“没什么希望了，医生说已经尽力了，这个年龄再治疗下去，意义不大。而且，经济上我也承受不了。不如给他攒点钱，就算我以后不在了，他也有个着落。”红姐说得很轻、很静，仿佛在叙述一件与她并无太大关联的事情。

可在我听来，这话却不知如何往下接茬。我顿了顿，见红姐正对着我笑。不知是多年的操劳，还是游泳之后卸了妆，红姐眼角的皱纹比初识时深了许多。一瞬间，我竟有些不忍，将目光移向别处。

“你可真是个好人，所有人都在想升官发财、寻欢作乐，你却在关心和你没什么关系的小姐。”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红姐把话题扯到了我身上。

“谈不上什么好人坏人，做研究其实也就是个职业，谋生而已。”我应付着。

“你太谦虚了。我时常猜想，嫂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多优秀的女人才能得到你这样的男人……”

警察、律师、学者、老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不说阅人无数，也算经历过各种场面，可红姐这句不轻不重的话居然又让我“卡壳”了。我故作淡定，冲坐在身边的红姐笑了笑。她没再往下说，抬手将披在肩头的浴巾向胸前拉拢，扭头望向水中的珂珂。那一刻，我突然坚定地相信，这个浴巾包裹下的女人真的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伟大、最坚韧、最美丽的女人了。世间若有公平，她应该得到她想要的那份平安与幸福。

回京之后，那一刻的红姐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很难精确评估，红姐的际遇与形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多长时段内影响了我对性工作相关问题的分析与判断。我在想：我的“入圈考察”是否会因“投入”过深而妨碍事后“跳出圈子”展开“客观”、“理性”的研究？“入圈考察”是否存在“合理化”“圈子”中一切存在的天然倾向？若如此，这一研究方法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在哪里？

然而，我也在想：在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真的存在“价值无涉”、“无关立场”的研究吗？真的存在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观察与测量吗？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会研究，那它之于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或许，我们不如反过来理解：“入圈考察”原本就需要研究者主体性的、情境性的感悟与理解，甚至原本就要求研究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参与及情感投入。当然，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与尺度，那可就得看研究者的“入圈功力”与“自我修养”了。

谨以这些文字，致谢这些年来所有支持、帮助我展开“入圈考察”的“圈中好友”，致敬一路鼓励、引领我探索、实验、拓展经验方法的潘爷。

END

请了解我

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警察当得好好的却要挤到高校来“做学问”？尤其是从前的领导，至今都还为我当年放弃“进步”的大好时机而惋惜。

还有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拿国家一分钱经费却要自掏腰包研究“小姐问题”？社会调查劳神费力、花钱耗时不说，写出的东西“地摊味儿重”、还没个“学术品相”。

对于这些问题，我很少正面回答，因为我的回答很可能因为太平淡、太简单、太没品位而太让人失望。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朋友们所猜测的“远大理想”，更没有师长们所期待的“学术抱负”，我仅仅只是喜欢那种在路上游荡的感觉。我想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想去经历未知的旅程，想去结交各式的朋友，想去窥探各种勾起我好奇的真相。

这样的“研究”，其实就是在玩，一路地玩。好在一路风景，一路故事，一路朋友相随。终于，某一天，某一个路口，游游荡荡的我就像任何一颗躺在路边的石头，被先生随手拾起收入囊中。于是，我站在了这里，这些文字出现在了这里，等待着被赋予意义。

注：本文仅包含文章全篇中的07-11部分，其余内容（01-06）请见本公众号今日第一条图文消息《赵军 | 义行江湖：警察、兄弟、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入圈考察”十年随笔（上篇）》

* 本文与若干作者的性社会学田野笔记一起收录在《我在现场——性社会学调查手记》一书中。
本书开放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qXLZwmw

本系列往期文章

00.《我在现场——性社会学调查手记》

01.黄盈盈 |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02.潘绥铭 | 我在红灯区

03.王昕 | 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04.杜鹃 | 非典型“性”调查

05.王文卿 |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性研究的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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