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班主题发言 | 黄盈盈：女性性工作——情境与语境

本文为黄盈盈老师在2017年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经黄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黄盈盈，“女性性工作：情境与语境”，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主题发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中国哈尔滨。

开

讲

我今天主要讲女性性工作这一块。跟我通常的讲法不太一样的是，我不侧重在研究的具体发现，而主要讲语境与情境，尤其是语境，也就是说与谁对话这一块。

现状、情境、语境，首先这三方面不是割裂的。语境、情境构成了现状的一部分，然后语境也可以说是情境的一个部分，用context（脉络）这个词，相互之间也没有说是那么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之所以要把它们区分开来，是为了突出各自的侧重点。

现状，通常会更多的给大家展示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我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种红灯区，怎样的一群人 26 50339 26 13250 0 0 7044 0 0:00:07 0:00:01 0:00:06 7044生活，也讲过我们在做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方法思考。

而情境的话，我觉得不光是说我们直接收集到的材料，这时候还需要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学的想象力、洞察力跟一种分析力，在怎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去理解性工作这个议题，这个社会背景也是有其历史变迁的。社会结构的因素，不是你去观察就可以直接得到的，可能需要体察，以及需要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一种认识。

语境则是侧重在与谁对话，今天我会侧重在讲这块，梳理一下我自己在对话过程中的一些观察、一些思考，尤其是我现在的某一些认识、某一种立场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昨天有一些同学跟我聊的时候有涉及到的这个问题，类似“你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待性”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涉及“我们是立场先行还是说如何处理材料跟立场、理论跟材料之间的关系”。这跟与谁对话是直接有关的。

所以我今天会讲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尤其是梳理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说“性工作是工作”，即便是进入人民大学成为社会学系的学生，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性工作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什么我现在在做展示，或者说我现在对性工作的一种认识和看法是这样的，我实际上希望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检视。

01

曾经的“无知少女”与分析学派

还是从我自己的研究经历跟思路历程这块切入来谈。我曾经也是一个“无知少女”（笑）。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社会学系的学生有一个特点是，你要有勇气去睁眼看世界，也就是不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怎么这样啊”——我们社会学系的学生还真的有因为这个退学的，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黑暗，觉得这个世界跟我爸我妈跟我说的咋都不一样呢，还真就退学了。作为社会学系的本科生，我其实这点认识还是有的，就是睁眼看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你不见得很欣赏，但是你要有这个态度。

当时我对性工作也一无所知，而且连这个词，我也不知道。我从99年开始到红灯区做研究，是跟另外一位老师，可能这里在座有人是认识的，跟严月莲有关，她问潘老师有没有学生可以去深圳看一看那里的红灯区是啥样的，因为很多深圳的小姐跑到香港去卖嘛，所以她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我正好是潘老师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我就去了，正好我在放寒假。当时的心态其实也是好奇心重，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哎呀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之类。简单说，跟好多没有进入过红灯区的学生的看法是类似的，就是一个无知少女。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跟自己在对话。我不了解红灯区，虽然我看过潘老师的《存在与荒谬》，但是我自己没有感性认识。我就是觉得多了解一个社会现象也蛮好的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对话，也是跟自己在对话。

然后到了我写硕士论文阶段，其实当时我可以学着写定量调查，全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就潘老师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数据），我们数据出来了，我可以做那个，那是主流的社会学的方法嘛。但是我自己还是想写红灯区的故事。除了99年那次田野，后来01、02年也陆续在四川的几个红灯区待过，所以当时有一些想写想说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比较喜欢定性研究。我的理论功底是很弱的。我当时也看了一些文献，看了下别人是怎么讲性工作这个议题的。当然看到的大部分是扫黄的文献，其他的基本上也都是比较负面的说法。然后那个时候01、02年左右吧，我有看到何老师（何春蕤）的一篇文章，讲槟榔西施的。潘老师正好去台湾开会，把何老师那篇文章给带回来了，所以接触了一些“妓权派”的论述。但是，当时在我的论文里面，我清晰地记得，现在还白纸黑字地放在那个档案馆里，我有说道在性工作这个议题上有三个主要立场，一个是妓权派（何老师这一派，也就是正面地来看待性工作）；一个当然说是“反娼派”；还有一派呢是分析派，“我就不想要什么立场，我就把这个现象给它展现出来不就可以了嘛”。我当时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分析学派。我虽然无知，但是也知道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坚持分析派的立场，不像后来，就改称自己是妓权派了。那时，我就觉得要给大家尽量客观地展示我眼中看到的红灯区是什么样的。我去过的这6、7个红灯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给你们展示出来，让你们自己去判断。曾经的我就是这么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去看这个事情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深圳、四川、东北这几个地方都有去做过研究。

我当时的关注点还是蛮社会学的。比如说我会关注专业实践（也就是她们在工作中是如何实践的，怎么做生意啊，怎么跟别人打交道啊，怎么赚这个钱呀），也涉及到健康的议题，还有就是她们怎样进行自我解释（我就是好奇嘛，女孩子为什么要干这行啊，她们自己是如何解释的）。这里头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开始涌现，有些人说我是因为家里穷才来的（我回头还会分析一下“家里穷”这个话语体系），还有个四川的姑娘就说“我觉得这里挺好耍的呀”，还有人就说这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的命。所以各种声音就开始出来了。然后我会关心说，小姐和妈咪之间怎么互动，小姐跟客人之间怎么互动，小姐们之间是怎么互动，社会学的互动理论对吧，所以我又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又感兴趣组织管理呀，组织社会学的内容了，发廊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关系是怎样，权力关系是怎样，平时的工作状况是怎样。然后呢，也关心这些小姐是如何入行的，尤其是东北的这个研究，我是从过程中去看她们是怎样进入性产业的。那个时候正好东北下岗非常厉害，所以好多中年的妇女下岗了之后开始捏脚，也涉及打飞机一些服务，就看怎么定义性产业了。然后看，职业的流动是怎样的。都是蛮常见的社会学的一些议题。

当时我有总结一些关键词，比如差异性。我就是惊讶于性产业的差异怎么那么大啊，我们平时在说小姐小姐，但真的你在说哪一个，哪一群小姐？因为小姐的差异性太大了。天上人间的小姐和站街的小姐那个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比男女差异小。然后呢，我也在思考这“情、性、爱”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姐如何看待性，看待性与爱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觉得她不一样，不就是因为她把性拿出来卖了嘛，别的人不卖嘛，别的人说要有感情我才要性行为，而她却不仅可以没感情而有性，还拿性来换钱。不就是因为性这方面不一样嘛，所以就在想性到底是什么，性之于小姐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它对于小姐的意义和它对于其他人的意义是一样的吗？她跟客人的性和她跟她男朋友的性、跟她老公的性又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当时就是在想这样的一些议题。然后呢我就硕士毕业了。这篇硕士论文我写了六万多字，写小姐的专业化梯度的构建，包括专业实践与自我认同。我们系老师还很开明，只是让我在前面的扉页上写上，这个论文只是用于学术探讨的目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是毕业了，我要是换一个工作，可能也就干别的去了。但我也想不到，我还一直干到现在。到今天还在关注性工作。

02

会议与对话中逐步形成的立场

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场域，也是我近年来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我最近也在写会议的性政治。（指着PPT上的一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学术的对话体系，也是我第一次开会。我第一次开的会就叫做“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地下性产业研讨会”。这是在2000年8月16号，我现在有些后悔我不爱拍照片，后来捞出来看，这些照片还是蛮珍贵的。2000年是什么概念呢，我是在99年的寒假去了红灯区，也就是我刚从红灯区回来还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会议我想说的是，当年其实没有什么对话体系，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我就在那讲我的田野，我看到了什么，我还是一个分析学派。这张照片里面有公共卫生的老师，包括协和的廖苏苏老师，青岛的李秀芳老师（跟张北川老师他们一起做性病艾滋病防治）。然后呢也有一些社会工作和女性主义研究者，这是人之初杂志社的编辑，中国青年研究的编辑，赵军当年也在做小姐被害这一块，还有一些感兴趣打酱油的。

从对话的角度来看，我先撞见艾滋病。

潘老师昨天讲，性工作的议题在中国首先是个政治议题。在我的研究经历里面，它首先呈现为一个艾滋议题。我的运气也是挺好的。99年做红灯区研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怎样，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00年就有大规模的艾滋病项目进来，“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一直到06年结束。这里头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它专门辟出了一部分钱，鼓励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小姐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之一，而当时做这块研究的人很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介入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02年左右我又参加了一个会，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艾滋防治模拟法庭听证会，是李楯老师主持的。在场的有政府的官员，国际国内NGO的成员，还有学者。不同立场的人都有发言。严月莲还带了香港的一个小姐过来。当时我也有一个发言。李楯老师还给我了取了个艺名叫做“苏吟音”（笑）。那会儿临时找不着哪个小姐站出来在那边公开讲，就让我扮演一下。于是我就发了个言叫做“我们的世界”，以小姐的身份。主要展现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关心一些什么议题，而艾滋病和性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往往排得蛮后面的。我们会关心这个生意好做不好做，钱好赚不好赚。我们关心的是平时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痛经、不孕、腿疼之类的。而且我们关心要是被抓了该怎么办，要是被家里人看见了该怎么办。我们有很多日常生活中关心的议题，而不是一看到小姐就说“艾滋病来了”、“性病来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展现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挺有意思的是，可能是我太投入了，发完言之后，好多国际NGO的人跑过来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哎你太不容易了”，还想发展我做志愿者，以体现“主体的参与”，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毕竟是个假冒的。

后来03-12年间我又持续为多个国际艾滋病防治做了很多咨询工作，包括做社会性别的 consultant，社会发展方面的consultant，也参加中英项目、中澳项目的评估工作，到处跑。不自豪，但是坦率讲，吃了艾滋病项目很多红利。还有全球基金、美国的卫生福利署，其实我们当时有蛮多的项目是在做跨学科的研究，一直到13年。所以01-13年期间跟艾滋病的对话蛮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对话体系里，我就在想健康到底是什么。虽然在WHO的定义里面，健康不光光是疾病，但我们在对话里面，听到的依然是疾病。wellbeing到底怎样去理解，快乐在健康的定义里面到底有没有位置；健康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比如，艾滋病防治关心“戴套不戴套”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吗？是个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吗？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如果你看到过好多艾滋病的培训，你就知道它的程序：拿一个模具教你怎么戴这个套、看一看有没有过期、吹一吹有没有破，然后要怎样把它戴到这个模具上。教完之后，每个人发一个，你没有模具，就给你香蕉，然后你就在那里戴，培训“如何正确地使用安全套”。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就开始琢磨这事。

很多人戴套不戴套是有他自己的解释的。有的小姐自己都不愿意戴套，她给我的解释就是说，“有人告诉我说，男人的精液是治疗痛经的。我这痛经痛起来要命啊，而艾滋病离我远得很。我哪里知道有什么艾滋病。痛经一个月一次，那受不了”。所以，一个月中有几天她自己不愿意戴，这是她对戴套不戴套的一种理解。而我们05年在云南调研的时候，那是云南的一个矿区，都是挖锡矿的矿工，我们想了解他们对于艾滋病的一些认识之类的。我们听到的是，“戴套？戴什么套啊！我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矿砸死，你说今天让我戴安全套？”这个对我触动非常大！每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逻辑是不一样的，他生命中哪些东西重要不重要，他自己有个排序。对于矿工来说，会不会被矿砸死，这对他来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吃饭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你从北京老大远跑过来说安全套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们这帮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相反的你会看到在夜总会，不用你跟人家说戴套，人自己都说“放心吧，我都觉得小姐那套不牢靠，我自己都要戴进口的套。”他都自己带着了。

所以说，人对自己的命是有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当时我就在想“生命意义”、“生活逻辑”这个问题，它跟疾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发现在对艾滋病的宣传防治工作中，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的。即便我告诉他们，他们也会觉得，“你们这帮文人，你们这帮社会科学者，这事不归我们管”，所以当科学知识遭遇生活的时候，当科学知识遭遇这些民间土办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什么。这是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现在依然感兴趣的议题。我关心疾病的构建，尤其关心民间的知识、民间的健康知识。你不要看那些人是小姐，文化水平不怎样，她们一套一套的，她们有一套自己防病的做法。以及一些嫖客跟我们说，“哎呀你们不懂，我们这套办法管用着呢”。民间办法和土办法的重要性，不是说对不对，有的甚至在我们看来会很荒谬，但是人们信这些。从实际的角度讲，有破才有立，如果想“贯彻”科学的防病知识，不了解这些、不试图说服人家，是不会有效果的。这涉及健康沟通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者，对这些议题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就开始想，公共卫生推动的艾滋病的防治它到底效果有多大，它到底缺失了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对跨学科的思考感兴趣。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去琢磨公卫的思路，我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年左右公共卫生的课，在北卡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不喜欢某些思路的，但是我努力让自己去听得懂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既然要对话，既然要跨学科合作，相互之间总得要听得懂吧。哪怕我不喜欢你，我也得学会听得懂你说话。所以呢，我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去念了一些公卫的课。而且在工作中，我也接触到了很多公共卫生的人员，有些还是非常不错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当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也发现了跨学科的陷阱。有几年跨学科合作很火，尤其是美国，如果你的团队中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你得项目的概率就会高很多。你看我这有跨学科的团队，你看我这有社会科学的参与，你看我这除了定量方法还有定性方法，我这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这样你得到资助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当然这是当年的一个情况，现在又有个转向。

我在13年的时候和潘老师写了个文章叫《跨学科的前景和陷阱》，其实我个人觉得有时候陷阱可能远多于前景，说起来非常好听，但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摆设。只是给别人看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社会科学者，我们开会的里面有个社会学家，我们的团队里有小姐（这个话语大家很熟悉吧），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男性性工作者。可能更多的是这样。其实很要命的是资源掌握在谁手上。这时候你想说平等的合作，几无可能！公卫的人对于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的评价经常就是“你们就会讲故事”，但是这不管用，你们得告诉我们说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到底怎么做，怎么就把这个病给防治住了，怎么就能让人把这个套给戴上了。想想我还真没办法，所以后来我也就逐渐退出，跨学科这个对话还是蛮困难的。

我也曾经在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中努力学习国际语言，这些国际语言我现在之所以很怀疑，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很努力地学习，然后发现有问题。当时好多词在01、02年就跟艾滋病的项目一起进来了。比如，“participation”（参与），参与式的讲课、参与式的workshop，这个大家很熟悉吧，可是到底怎样一个参与法，就另说了。“Empowerment”也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大陆的，何老师昨天已经去批判性地思考了这个概念，当时就是翻译成“赋权”。不光是女性主义介绍这个，艾滋病的项目也介绍这个，因为艾滋病的项目涉及到卖淫的、吸毒的，这些都属于弱势人群，而且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属于“高危人群”，所以国际组织嘛，要让他们发声，你要“empowerment”，这些都是绑在一起的。

还有这个mainstream gender，要把社会性别纳入到艾滋病的防治中来，所以中英、中澳以及当时我还接触到的一些艾滋病防治项目，专门是要对公共卫生的人员进行社会性别的培训。我自己也干过很多年社会性别的培训。自己也在不断地反思，我现在是不做了。我最愚蠢的是，第一次给他们做社会性别的培训，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怎样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怎样的，讲了之后底下的人完全懵逼了。我自己也懵逼了。后来我就觉得不对，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更具体地跟他们举例讲说，怎样叫体现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比如说：你这个问卷中设计了男女，可是你的分析中为什么没有；在你的团队里面，服务对象里面，女性怎么没有了，男女的需求怎么都没有差异吗之类。

还有这个“peer education”（同伴教育），现在依然非常火吧，其实我不排斥同伴教育，我也觉得非常好。教育嘛，知识的传递，不一定非得从权威人士，从老师传给学生，相互之间的同伴的学习，甚至反向学习我都觉得非常好。可是呢，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觉得这些词越来越流于形式。Peer education后来流于什么样的形式呢，只要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那就是peer education；或者是只要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小姐和小姐之间的，那就是同伴。而至于讲的内容怎样、你的观点怎样，不重要！最要命的是就认为同伴之间的教育就比老师对学生讲得好，就因为他们是同伴。这不是说他的方法就有问题，而是在某个语境下，它就有了比较大的正当性。就是因为他们是peer，我觉得这就有问题。尤其是有些同伴，那些话都是从我这学过去的，他在那一讲就讲得比我好。不是讲得比我好，他真的讲得没我好，但就是因为他是这个身份，你就说讲得好。我同样讲，但是人家觉得你不是性工作者，你不是peer，你就必然有问题。我就在想“peer education”哪儿出问题了。

还有一个词是“needs based”（基于需求），可是需求怎样去评估呢？需求其实是很难去评估的。那我们就看看他们的需求是怎样去评估的，发一张问卷，比如说：你们的艾滋病知识是怎样的。问卷收上来一看，发现这个知识缺，“你们居然不知道血液传播、肛交传播的概率”，那我就给你们补这一块知识，因为你们的需求是这样的。这个需求已经量化到用一张问卷去了解你了。我用定性的可不可以呢？可以！有人就去问你，“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说，“我的需求是什么什么”。哦，我知道了你的需求是这个，那么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就要基于你的需求来做一个调整。可是，这是定性吗？有这么简单吗？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说得出来或者每个人都清楚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吗？我们如何去了解大家的需求？越了解这些词，我就越来越觉得没那么简单。可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却被无比地简单化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烦这些词，谁现在跟我说这些词我就开始翻白眼，都快条件反射了。当然你可以试图说服我。这种条件反射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而是在我接触的过程中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觉。

刚才我有说我有许多的质疑，但公平地说，在艾滋病的这个浪潮里，其实我的获益是非常之多的，包括我去做国际咨询专家的工资也是不低的，而且我的英文文章发表也基本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因为英文太差了，我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如果让我写理论的那就更完蛋了，公共卫生的都得让别人帮我改英文。在大陆的都知道SSCI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就靠着它在人民大学站稳了脚跟。包括性工作我也是获利非常多，我比我的同伴有更多的机会到国际上去跑，去开会。我毫不掩饰这一点。但最近几年我也是越来越疏离这些了，因为有些问题真的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对国际组织有质疑呢？我不是眼红（也眼红啦，他们工资贼高）。但我最难受的是有些国际组织专家拿了那么高的工资，什么都不懂，还问我。后来我也不搭理这些专家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免费地告诉你这些东西。有一阵，专家都成骂人的话了，别人说xxx专家，就回过去：你才是专家，你们全家都是专家！（笑）

所以说这么多，我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立场与观点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这些历程中慢慢地琢磨，在思考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这些观点，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儿，当然我还会变。

继艾滋病后，第二个撞见了女性主义。

我之所以要把艾滋病先放上来讲，因为在我的研究经历中，我真的首先撞见的是艾滋病，也就是性工作者在我的经历中首先是一个艾滋的议题或者说疾病的议题、高危人群的议题，而女性主义是后面才有所对话的。远的历史我不说，我就说与我自己有碰撞的会议与对话经历。分三个阶段讲。

第一个阶段是05年以前，简单说下我参加的三次会议。第一次是在人民大学，我记得是01年左右吧，也是潘老师办的，我们在人大有一个小型的会议，当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参加。王金玲老师也有来（我就直呼其名了，不然说不利索）。王老师也做了多年的小姐研究，但她不用小姐这个词，也不用性工作者这个词，她用的是“商业性交易”（全称有点忘了）。这是我初步接触女性主义者的看法，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关“被迫”的争议。她们就觉得，“这是被迫的，这些女的一定是被迫做这些事的。哪有女的会自愿干这种事儿的”。大概是这个思路。而我就纳闷了，虽然我也有在两个红灯区里看到有几个小姐是被拐过来的，我真的有看到，是劳务市场上，被半骗半哄地给带过来的，可是大部分小姐是自愿进入这一行的。她们就说，你太天真了，这种自愿是被迫的自愿。她们没得选择，那叫被迫，那不是自愿。当时我就在想，那么，什么是自愿，什么是被迫？现在如果想一想，你们做很多事情是自愿在做吗，我当老师我上课我也不见得都自愿，我可不爱上那么多课了，我这个学期四门课把我上死了。如果你把被迫这样理解的话，那没法谈了。而且为什么只盯着“性工作”？当时我真的是这样想，那是在05年以前，不是现在。如果是现在你们就会觉得那你是妓权派，所以你才会这么看这件事。05年以前我不是还自诩分析派嘛。

然后第二个会议是在03还是04年，大连的一次会议上，叫“非正规就业”的研讨会（早几年有关小姐的议题还是会跟女工、就业议题联系在一起讲的；当然，也是因为“非正规就业”更加不敏感），当时又是严月莲张罗的。她挺希望大陆的女性主义能够介入这个议题。说实话严月莲在中国性工作者这个领域里是功不可没。当时主要办事的老师还挺支持的。但是组织者（一个很有名的女性主义者）说要是小姐来，我就不来。后来严月莲纠正我的记忆，说当时那位组织者说的是：小姐必须走出我的会场！

这个会议上，我做的发言是说东北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讲小姐的流动，她们是怎么入行的，她们怎么找工作，她们在入行之前做的是什么工作，这些工作跟性产业比较之下有什么异同。比如说：她们入行之前是不是在服务业的某些比较边缘的位置，等等。我是这样去看这些职业的流动，我还得出个结论叫做“职业平移”，而不是“坠入深渊”，因为好像一比较也没有好太多、也没有坏太多，或者这边好一点或者那边好一点。所以当时我称其为“职业平移”，还是社会学的东西。我就记得发完言后，评论者（也是那位女性主义组织者）就说，“你们还是太天真了”。然后她就说了一句我当时特别不爽的话，大概是“你帮我回去转告潘老师，你们这些看法还是太简化了”。大概这意思。可是潘老师当时没去开会，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我！她不跟我说话，要跟潘老师对话。这是第二次跟女性主义者的接触。

第三次是我去香港开的会，是口述史的会议，其实我也是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何老师和宁老师。这个会邀请的不是我，是潘老师，但潘老师不去就让我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讲方法，我就说我如何做田野。就是讨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我是怎么进入田野的，我是怎样和小姐打交道的，我们看到的怎样的一个世界。这是个讲方法的会议。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当时就有一个观众提问，他就说，“那你到底对性工作者是什么立场”，或者是“那你是怎样去看待这样一个人群”。当时我略有点惊讶，要是泛泛地说这也是一个方法学的问题，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问的问题是一个有关道德立场的议题。我那时候还是分析学派。人家的提问是提醒我说：你好像把这些一摆就完了，那你的态度在哪里？这个会议倒不见得是跟女性主义直接接触，但是我也开始动摇“分析学派”，而思考“立场”与我所谓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这些对话中我的思考在哪呢？一是刚刚提到的跟女性主义的对话里面，“被迫”的话语跟我所看到的现状有差距，当时我看到的小姐很多都是自愿的。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在里面住了一个来月，在农民楼里面楼上楼下全都是小姐，就是有笑声就是蛮开心呀，就是有积极做生意的呀。表妹早上去做生意，表姐还非常嫉妒，“哎呀她这么早就去做生意了，早知道我也早点去了”。为什么我接触到的红灯区跟他们说的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被忽略掉呢？我当时一个朴素的反应就是我看到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呀！包括我开方法的会议，我明明讲的是方法（当时的理解），可问的问题跟方法好像没啥关系，别人关心的是我的态度，你对小姐到底是什么态度。我这时候就在想，小姐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而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坚持分析学派了，因为别人的提问与质疑会逼得你在说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是怎样看待小姐这个人群。我当时也就在想我的立场是什么？也开始调整我的叙事策略。而这些都是跟我的对话体系有关系。因为我发现当我说十多个红灯区，有两个存在被拐现象的时候，大家会即紧紧盯着这两个大做文章，而我展示的另一些多元的声音却不见了，甚至还要被她们质疑。而问题在于，一个小姐都没见过的人，或者只是见过被关押起来的小姐的人，为什么说话比我更加理智气壮！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也开始调整我的叙事策略，思考我的立场。

第二个阶段是在09年左右，也是开会。当时王金玲老师在杭州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叫做“性工作者政策与法律圆桌会议”。大概是因为这个会是福特资助的，题目用了“性工作者”这个词。福特对于性这个议题还是蛮支持的，虽然他们并不公开支持性工作。当时还有叶海燕事件，以及东莞扫黄，我就把它搁到一起讲，因为它们有一些相似性。因为这个让我接触到了女性主义的另外一套论述，这套论述跟昨天何老师以及今天王苹讲到的非常像，也就是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身体自主的论述。

如果05年的时候她们还在讲“被迫”，09年的时候就开始讲自主了。当时我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女性上面可以卖下面为什么不可以卖”，我当时有点惊呆了，纳闷这怎么变化那么大，不过后面仔细听下来其实也没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她们接触的是国外哪套理论体系，当时包括好多女性主义，包括我们后来称之为“学院派”的，都开始强调女性自主，以及阶层视角。这时候阶层视角带进来了，而她们一定程度上会质疑我们没有阶层视角。而这个阶层视角，丁老师（丁乃非）包括今天的几位讲者也有提到，这个阶层视角和性别议题如何在性的议题上有所反映。与会的女性主义者强调嫖客和小姐还有个阶层关系，不仅仅是性别关系。也有人开始提“罚嫖不罚娼”这套论述，北欧模式。即我们不应该惩罚小姐，这些小姐也蛮可怜的，但是这些嫖客他们是压迫者，应该罚他们。但当时我也纳闷，既然你赞成身体自主，你既然尊重这些小姐有自己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利，那么我要卖给谁你管得着吗？那如果我在那卖东西，你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是不是侵犯到我的权益。那这不是矛盾吗？我当时在会场上也提出了这个质疑。然后有个非常出名的女性主义者就很生气，她都不直接跟我对话，特别生气地说，“怎么可以把卖性和卖菜的作比较？这嫖客能和买菜的客人是一回事吗？”

这就是我09年接触到的论述，接触到这样一套话语体系。我就觉得这种自主逻辑和罚嫖不罚娼的逻辑难道不矛盾吗？ 而且，为什么好多人小姐没见过几个却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我们说话反而顾此即彼。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力量不薄弱，我、潘老师、严月莲都在，郑煌也在（郑煌当时在做男性性工作者的草根工作），郭雅琦也在（他当时在纪安德做男同和MB的研究与社区工作）。当时我们人蛮多的。台湾的朋友可能更熟悉这种对话状况。我们当时已经访谈了一千多个小姐了，然后我就那边说我见到的小姐是怎样的。他们就说，“你又不是小姐”。然后小姐站起来说，他们就说，“你又不能代表别人”。郑煌就说：“罚嫖不罚娼，不是男性压迫女性吗？还有男的出来卖的，女的是嫖客呢！”他们就说，“你们这是少数”。当时就是我们把东西抛出来，他们就一句话给你打回来。没有那么针锋相对，差不多打个类比。立场不同，很难对话。

然后是在10年叶海燕事件，她自称是民间女权主义者，提倡“性工作是工作”，要大家签名然后被抓起来了。在这个事情上，女权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分化。有支持叶海燕的，也有质疑的。还有老师专门写文章分析女权主义在这个议题上的内部差异。

在一个论坛里面，我有看到王金玲老师出来说过这样的话，她说：“这么些年，我访问的性服务妇女（这时候她这么用了）大概有600多人，不同场合访问的不同层次的性服务妇女大概有100多人，访谈的性消费男子大概有20几人。在这次讨论中我只讲自己在调研访谈中获得的信息，也算是性服务妇女的声音吧。从我做的赋权性服务妇女项目、防拐项目和相关项目看，有不少妇女是被拐卖者从打工的领域拐进性服务领域的，如果我们能多做一些........（这里的省略号省略掉了一堆帮教的信息），那这些人也不会进入到性服务的领域。”在称谓上她是这样说的，“至少我不会叫她们带有歧视性的“娼妓”以对其进行道德打击，也不将其浪漫化为“小姐”以让男人产生性幻想。”所以她也不用性工作也不用娼妓也不用小姐。但是王的大部分研究是在监狱里做的，大家知道这里面的方法问题，这不需要我去细讲。

在争论中，自主与结构之间的纠结也随之加剧。当时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嫖娼皆不罚这是性别和阶层的盲点”，就是说，你这是双重盲点。最近几年，我也逐渐听到了不少对我们这一派的评论，“老潘这一派的研究做得很扎实，但是他们总是在美化小姐，是自由派的观点”。然后这时候也可以看到新左派入场了，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恨不得直接扣在了我们头上。自由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这不是市场派、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吗？这个论述从东莞扫黄之后，猪队友的出现也有关系。这样的声音最近几年开始凸显。我也就不得不花时间去了解“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的接触要说到国际接轨的问题。最近几年女性性工作这个议题在国际领域里面与性别议题，与性少数的权益议题开始更多地接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隐患。今天好多我认识的小组在这，我下面说的话可能有些不好听。

最近有好多性别意识的培训开始出现。主要是提高小姐组织的性别意识。我记得当时也是人大的某一期大会上，有个小姐发完言之后，某一位女性主义研究者就说，“她们说的挺好的，就是缺乏性别视角。”所以要给她们提供性别培训。性工作者也开始在很多国际会议上发声，展示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工作者，可能你也不需要说很多的话，只需要宣称一下身份：我来自中国大陆，我是个女性性工作者。大家可以去想这个声称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个声称。好了，去国际会议上发言，UN的座上宾。UN这个系统就是这样，我们要把女性性工作者的小组叫来以展示我们的多元和我们的进步。当然我这么说有点狠。我曾经也是座上宾，但现在老是批判，连旁听资格都没了。（笑）

这里面还涉及到性工作与女权和LGBT运动的关系，以及后来的反骚扰、反性侵，这几天来几位讲者都有提到。这些议题的联动性在加强。性产业里面没有暴力吗？有，我以前也很关注这个议题。但是这个议题不是全部。性工作者小组开始参加这反骚扰、反暴力，这和女性主义运动是有关联的。然后开始做各种剧场，以这种艺术的形式来展现，包括各种被压迫者剧场。因为要赋权，要通过做剧场来赋权。这样的声音最近几年都开始进来了。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觉得一种身份政治开始显现。01年的时候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性工作者的小组都没有，我和严月莲真的是看着这一个两个开始出来，看着它们怎么起来的，现在有的走向让人担心。

国际组织的参与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天津小组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我和潘老师还有另外几个人提供技术支持的，大家一起讨论的，包括怎么开展这个访谈之类的，写报告。出来之后就有一个国际组织出来说，你看这是她们自己做的研究，你看这是她们第一次自己自主做的研究。这就好像说你们原来做的研究都是垃圾。这个身份政治就起来了，这个身份政治的出现和国际组织的参与是割裂不开来的。

在倡导和扎根于社群工作之间到底何去何从？好多国际组织更愿意花钱让你去做倡导，这个倡导在国内很难做，但在国际上很好做。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我花两万块钱让你在国际会场上发个声，你是来自大陆的性工作者。但是我不愿意花这两万块钱让你去做非常细致的草根的工作。那可以够她们做一年的工作了。他们的钱就更愿意花在资助你去国际会议上发声，不愿意资助你做草根的事。我就纳闷了，现阶段到底哪个是重点？我不是说倡导不重要，而是在现在这个背景下你得考虑哪个更重要。而且倡导一定程度上是和显现（visibility）有关系，那显现会带来怎样的议题，它一定是扩展空间吗？还是有可能它会缩小空间？你在国际会议上发个声，你回来可能就不能发声了，而且还连带着别人跟你一起不能发声。沉默就一定没有力量吗？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做社群工作的，必须思考我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不要被人牵着走。而且在大陆现在的背景下，在你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得有个优先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大家知道大陆的背景就是扫黄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背景一定是不能忽略的。我觉得现在对话越发艰难。

（指着PPT上的标题）“被撞见国际与国内的政治”，为什么说被撞见呢，因为十来年以前我非常不care，甚至非常讨厌政治，但是很多事情逼得你不得不去思考政治这个议题。这里也涉及非常多国际力量，这个是复数的。因为艾滋病领域有这样一批国际专家，性别领域里也有这些一些国际专家，大学合作又是另一种国际的碰撞，而各类国际组织包括UN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以及现在的各种运动（同运、橙雨伞）。全球处在一种联动之中，会逼得你去思考国际政治。就不细说了。

就国内政治而言，扫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对话语境。10年大扫黄我们也做过研究，一是看不同地区的扫黄实践，另外也看小姐们是怎样应对扫黄的，或者说怎样斗智斗勇的。不可能一扫黄人家就全跑了，这个世界不会那么天真。我感兴趣的是她们怎样应对扫黄，扫黄又给她们带去怎样的影响。基本结论是，扫黄没有什么效果，还是会有人接着在那里做；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包括暴力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总之是说扫黄不好。这个项目后来没有结项，剩余的钱都没有给我们。因为资助方是疾病控制中心，一个党政干部就说，“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支持小姐的，本来就是反对扫黄的。他们做的研究能信吗？”这就又引出一个重要议题了。你们都是反对小姐的，你们都是支持扫黄的，那你们的研究做出来就能信吗？怎么从来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我是支持小姐的，我的研究就不可信了？我有对具体方法与分析的详细介绍，只是因为我的态度我的研究就不可信，这又是什么道理？这个跟郭晓飞老师那天提的问题有点关系，你的立场和你的研究方法及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当然，现在又有新一轮的道德治理。以前还可以吧啦吧啦，现在很可能连吧啦吧啦都没得吧啦了。

总体上说，在国际力量的碰撞中，深感语言的政治（英文不好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本土到底是什么？西方话语又到底怎样理解？曾经我们说要做本土的研究，后来本土这个词有点太政治化了，我就不怎么用了。那西方话语我们又怎么去看？这些问题是我自己的纠结吗？有很多国外回来的朋友会说我实在太纠结本土和西方的关系了。我不是想对立地去看本土与西方，只是去思考之间的联系与张力在哪里。英文文章有时候看得确实挺不得劲的，这可能跟我英文不好也有关系，一方面你会觉得他们写的实在是666，可看完之后又觉得这什么也没说啊。还有就是说了一堆，可是和我在红灯区里的sense很不搭配。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人家的文章就能发。我这话说得有点酸哈。（笑）

03

在情境与语境中思考

“性工作在中国是个什么问题？”

我们的立场通常就是这样在对话中逐步形成的。这个时候我也从分析学派过渡到了妓权派。要是还没有更好的词，那就暂时还是叫妓权派。碰撞对话中，“现状”又是什么？我对现状也有了些新的思考。

我个人有一些疑惑是，好像现在有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性这个议题，但是我们的思路并不是越来越宽，反而越来越窄。有时候，我拿不准到底要不要回应社会上的一些说法与事件，因为你一回应就是在加强某种对话体系。可是你要是不理它，它可能更加茁壮成长。你理它，它也可能茁壮成长。所以你理不理它现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对话前景也不见得是越来越好，但就像何老师说的，我们还是要前进。

性工作者在大陆到底是个什么议题？可能是个艾滋议题，可能是个女性主义的议题，也可能是个扫黄议题，以及全球化的议题；可能是政治问题，可能是道德问题，可能是新的治理的问题，当然这其中都有交叉。而这些议题在不同的时期也在变化。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到底何谓真相，或者说何谓现实。我们作为研究者，或者实务工作者，我们又如何研究、如何对话？

何谓真相？当我们开始选择称谓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想象某一个人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某一种立场和理念。你以为你没有，但其实你是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差异。就像一些反娼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但这种反娼的立场已经根深蒂固到骨子里了，而不自觉。小姐，性工作者，娼妓，鸡，还是失足妇女？如此称呼的时候，你所想象的是一代名妓还是弃妇形象，或是疯疯癫癫，还是艾滋病传播者，还是嘴角点一颗痣的老鸨形象？称谓、形象背后就已经透射出立场和理念。

何为真相？从名妓到妓女，赛金花小凤仙的消失意味着什么？贺萧在她那本书里面写到：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积极的地位和论述，但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里，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底层女性进而被解释为关乎国家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贺萧那本书对我来说受益比较大的就是去看一个形象是如何被构建的。污名、扫黄是有历史的。

何为真相？性故事的选择性创造与聆听。丁乃非老师也说到这个，丁老师说的是冷战叙事，我这里说的性故事的叙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性故事不是真相。政治文化跟这种性故事之间都是有关联的。某一套性骚扰的话语，你的故事，当年出不来，现在就出得来。是什么样的原因与背景使其出来？当年没有性骚扰吗？当年也有，但当年没有这样的一套话语体系。社会如何激发了某种研究、某种表达？社会又如何构建了一种期待的回答？“你为什么做小姐呀？”“家里穷啊！”这是常见回答。“你为什么做小姐呀？”“老娘就爱做小姐！”，这个回答我们听不到。有些故事是无法表述、无法表达的。有一些故事又会被过度表达、过度表演。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小美妈妈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说，“我以前从来不敢说，有的时候我还蛮享受（做小姐）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这么说了”。我印象特别深，她叹了口气说她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平时出不来，又是在怎样的场域里它可以出来？还有个腾冲慰安妇的故事我就不说了，这个故事要说也是极度的政治不正确。还有些同妻的故事。这涉及到一个研究者如何解读充满污垢的资料，如何寻找记忆的微光，以及那些“不可说”的故事。就像早上也有人提到，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说的。

启蒙还是霸道？（PPT标题）这个其实今天也有提到。“can I enjoy sex work?”我能享受性工作吗？你这是愚昧！我要启蒙你。你不觉得你在被性骚扰，这是你不懂，我要启发你告诉你这就是性骚扰。哦，我知道了，我原来是被骚扰了。这到底是启蒙还是霸道？或者怎么去理解启蒙？我反正觉得没那么简单。

我在想，性工作在当今中国，在大陆、台湾、香港或者说曾经的中国它是个什么议题，是些什么议题，对谁而言？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和语境、情境是分不开的。我在想，我们对性工作的认识和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我刚刚展现的是我对性工作的认识、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而在座的所有人，你们对于小姐的认识又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一个建构的视角。社会建构论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好好掰开了揉碎了去想一想。

通过研究与实践工作，我们要对话于谁、对话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对话？这是我们研究或工作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意义。我们寻求怎样的知识，我们想象怎样的社会世界？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学术追求或者说你们的工作追求。如果说我们还试图去探究某种意义上的“真相”，那我们要探究怎样的真相？如果没有一个唯一的真相我们就不去探究了吗？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真相？我们又如何去探究它？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方法的问题。

于我而言，我为什么要关注性工作这个议题，我为什么要教性社会学和研究方法（我教这两门课）？我有我的兴趣所在，也有我的考量。性工作和LGBT还有些区别，包括它的发展路线也有很多不一样，处境、语境也会不同。简而言之，往往对话更加困难。对性社会学感兴趣，是因为它带给我很多思维上的训练与挑战，尤其是批判性视角与多维思考。那研究方法我为什么感兴趣？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知识生产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的观念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对我自己来说，探究真相意味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扎根于现实生活。只要你愿意睁开眼睛，只要你有睁眼的能力，你总是能看到一些多彩的世界。但是你愿不愿意去看，你能不能去看，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和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在实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于复杂对话，得益于独立思考。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独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考，争取不被任何力量所绑架，这里包括政治、经济、NGO以及一些所谓的进步力量。当然这个很难，我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努力。

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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