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雪琴 |“性工作者": 酒店遇袭事件中的失语者
前一阵，网民@弯弯_2016在微博上发出一组图片和视频，讲述自己在北京和颐酒店住宿时遭不明男子强行拖拽的遭遇，谴责酒店管理不力及相关责任部门和路人冷漠。一时间，该酒店有“卖淫案底”、“塞小卡片”、“黑社会”等成为引发网友对酒店安全担忧的关键词。不久，针对网上发布的一系列“女性出行安全攻略”，反对者提出：女性需要安全的公共空间。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事情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从受害者在网上发声，到网民的共同推断，以及施暴者落网，都证明了实际上是一个“误伤”事件，受害者是被当成了去酒店抢生意的外来的性工作者而被威胁。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聚焦这件事所突显的安全真空问题，就不能仅仅大而化之的认为危险针对的是“女性”，而应进一步聚焦于“性工作者”身上。因为，事件呈现的惊恐细节都是基于施暴者的“对象错误”，而这些，实际上很可能是性工作者的日常，而她们，才是这次事件真正的受害者和失语者。今天，如果我们仅仅提醒人们注意她们的苦难，而倡导无差别的“女人公共安全空间”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撇开某种道德意识形态的高标来探讨性工作问题，那么，除了在制度上对嫖娼的非对等对待，性工作的相关治理策略，恐怕非得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她们的生存空间，究竟由谁来予取予夺？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中的大众情绪，及对事件发展的影响。受害者@弯弯_2016在微博上爆料的时候，就提到了酒店的“卖淫案底”，以及害怕自己被“强迫卖淫”，暗示酒店和公安的疏漏是因为“有性交易”。于是，网民开始了情绪联想——有性交易就有黑社会，有黑社会就有权力勾结，有权力勾结就不可能有好的酒店管理，就有治安真空，就有危险……。这一套“滑坡式”推断是很容易激发起网民的惊恐和谴责的——有卖淫业的酒店就是非常危险的。在微博舆论发酵过程中，有不少网民跟随表达了自己过去在住酒店时遭遇的被“塞小卡片”的经历——你我大家都遇到过“塞小卡片”，所以我们的危险情感是客观存在的共通合理。事实上，很多介绍性产业和性工作的文章都提到，对小姐的管控以及行业的恶性竞争，让性工作者经常会面临类似的安全威胁，而网络对事件的讨论也早已推断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相较于性工作者的日常风险，普通住客在酒店遇袭实在是事发偶然，但可惜，善良的网民还是愿意将关注点持续投注在被害人@弯弯_2016 身上，这不仅因为她的受害人身份，更因为大家同理地认为：她今天会遇到的风险，我们明天也可能会遇到。她的遭遇更接近我们每个人，而性工作者则不是。难怪有评论文章质问：若今天拖拽的确实是一个小姐，我们会如此群情激愤吗？甚至，我们会知道吗？——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我们难道不就是视频里那一个个出现在@弯弯_2016 身边看着她受暴而冷漠离开的路人吗？
当主流网民舆论将性产业与不安全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进一步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那些处在“高风险”环境中的“她者”了。是的，我们都把“她们”当成了不安全因素，而不是不安全的受害者。我们希望通过扫除这些“不安全因素”来保护“我们”惊悸不安的小心脏。当然，也存在另一些不好的经历，就是有网友说，按着小卡片上的电话打过去，可能遭遇敲诈……。然而，“伤害”和“伤害”也是不一样的，类似这种“准嫖客”的受害经验是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治理的理由的，这类“伤害”必须被另一些“伤害”所涵盖打包，才能显得纯粹无暇，具有“伤害”的政治意义。
因此，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受害者”的安全情结与性工作者的生存空间之间博弈。事件发生后，有针对“女人要自保”的言论做网络调查和反对联署，要求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及管控机构承担女性安全的责任。既如此，那么被指责“不作为”的国家机器就有必要作为一下了。于是，这几天，“国家”来了，主流媒体轮番对酒店卖淫的暗访，公安机关对酒店卖淫的集中查处，这些恐怕都是对“女人需要安全公共空间”倡导的最及时的回应；广大忌惮“小卡片”的女人的小心脏，也恐怕正是要通过一轮对性工作的扫荡来安抚。一起“对象错误”的偶发性治安事件变成了以扫荡“小卡片”为目标的治安治理来收场。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和黄盈盈教授的团队，恐怕是中国最靠谱的性工作的调查团队。他们的研究显示，性产业中的生产组织主要有四种：具有最强剥削性和封闭性的奴隶制度；以“相爱”、“同居”或者“模仿婚姻”为外衣特征的人身依附制；实行“上下班”制度，不被迫地集中居住，还可以随时随意地退出和离开的自由雇佣制度；以及和其他行业里的个体户一样，自己独立经营，最具有人性、创造力与民众亲和力的个体经营制度，这种制度对性工作者的剥削最小。香港的性工作“一楼一凤”制就类似于最后一种，而在中国大陆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这四种都有。
不同的经营模式，对性工作者而言，风险和效益都各不相同。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赵军副教授在2007-2009年对以女性性工作者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用对数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被害风险与其工作情境密切相关：那些在经营规模较大的场所中工作，出台可能性较低、固定于场所包房为客人提供性服务、工作过程更多受到第三人监控的性工作者，其工作情境更为安全，被害的被害可能性更小。（参见:赵军：《女性性工作者被害情境定量研究——以对数回归模型为分析工具》，发表于《中国犯罪学年会论文集》，2010年）因此，尽管个体经营制度最少受到剥削，但是，在性工作受到法律制裁的地区，这类模式一方面更容易受到警察查处，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有被害风险；而那些具有较强人身依附关系的经营模式，经营者本身的利益与性工作者捆绑也更加密切，性工作者的安全也更加可靠。比如2014年东莞扫黄中，集中整治的会所，酒店等卖淫业，就主要应该是在平时具有较高安全性的，但同时又具有相对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第二和第三类。当然，随着性产业的发达，包括互联网的发达，现实中，性产业的经营模式应该远比上述情况更加丰富。
不过，性工作者基于规避风险、寻求保护、获得最大收益的考虑，会在不同的场所间流动。山东大学王昕副教授对中国西北地区女性性工作者开展了调查，在《流动与健康：女性性工作者的定性研究与干预模式探索》一文中指出：社会舆论宽容度、管理和监控等是影响他们流动的因素。“严打”等行动更会在客观层面上导致或促进其在行业内的流动。如果较大规模的产业模式受到了集中整治，那么，性工作者就可能流向具有更低人身依附性的，剥削较少，但可能遭遇风险也较大的产业模式中去。可惜的是，笔者没有能找到2014年东莞大规模扫黄以来，中国性产业变化的基本情况的调查，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些被扫荡的性工作者，她们不是消失了，也不是转行了（转去哪里？转去富士康之类的当劳工吗？），而是流动向更加隐蔽的场所，比如，成为中低档酒店的“卡片女”。
如一些报道指出的那样，正因为性工作处于非法的地下，因此，性工作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往往处于真空状态——她们可能随时被性购买者威胁、敲诈，可能被性产业经营者控制、剥削，最糟糕的是，正是由于无法求助于可能要处罚自己的警察，所以，几乎所有的“风险”都可以对她们肆无忌惮施加，就像和颐酒店视频中暴露的，“鸡头”一旦认定是小姐，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而认定了不可能有人帮助你，而你也不可能报警。
性工作的风险日常，不仅有处罚性的法律制度，更有高风险的社会处境，而后者，主要是人们对性工作的排斥和厌恶，这点远比“合法化”更加真实而关键。21世纪初，台湾废除公娼之后，“罚娼不罚嫖”长年为台湾社会诟病，2011年，台湾“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改成“娼嫖皆罚、专区除外”，授权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然而，修法迄今近5年，这项看起来对性工作宽容的修法，却因为政府可能要面临的来自民意的反对而完全没有得到实现。去年年底，以关怀性工作者为使命的台湾NGO组织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向台北“市长”柯文哲诉求设立北市性专区，遭到拒绝。这就意味着，尽管台湾已有性交易合法化法源，尽管看起来台湾政府如此重视“民意”，但恰恰以“民意”为理由，台湾性交易法制的实质就是“娼嫖皆罚、全面非法”——这甚至于比过去的“罚娼不罚嫖”更加严厉。也就是说，国家和法律层面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性工作者的权益（包括工作权、人身安全、财产权等等）就能够得到保障，只要在民意层面，性工作的污名不消除，人们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和排斥不消除，她们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治理者依然可以以“民意”为由，使得“善法”成为废法、虚法。
今天我们在谈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时，简便可见的批判点是“父权”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对女性的限制，习惯于将所有的不安或者危险因素都归因于“父权”文化，或者更简单的“男对女”。这一方面是对复杂社会情境的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性别内部更加复杂的阶级、地域、亚文化、性和性倾向等等的差异及权力关系视而不见。
而这些简单化的处理，则进一步固化了基于“男-女”生理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女性都是弱小而需要保护的。更有甚至，我们出于反对社会和市场层面的“保护女性论”，而把自我保护的话语一一收缴，大力呼唤国家和制度力量在对女性保护层面的介入。在多元治理的大背景之下，我不知道这样的呼唤，是希望应和“多元”参与中的“一元”，还是希望直接进行代言？更不巧的是，这次天平的两端都是女人。那么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不同性政治位置下的女人之间的张力、矛盾和斗争？
对于女性性工作者，女权主义者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种基进的女权主义认为：性工作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剥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形成的性产业更是基于性资本市场的剥削。中国人民大学宋少鹏教授认为：对女性而言，（市场中的）性自由和（家庭中的）性贞操，这两种性秩序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男性的，两者之间的道德裂缝，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为女性之间的斗争：比如，“妻子”与“小三”、“性从业者”和“主妇”，这是依据婚姻家庭的边界而划定的“女人内部的分裂”，而非阶级（参见：宋少鹏：《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载于《开放时代》2014/05）。不过，正如性别研究包括了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理论一样，关于性产业、性工作的研究和论述，妓权主义运动或理论的视角亦是不可或缺的。妓权理论认为：社会强于性工作的污名和偏见亟需去除；“反娼者”认为卖淫剥夺人性尊严和“物化女性”的说法是武断的；她们反对用性方面的理由来批评性工作，要从“工作”的角度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出发来讨论或批评性工作。同时，妓权主义提醒我们注意在性工作议题上，包括反娼的女权主义在内的本质化的可能。
因此，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事件本身，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我们当然不能说和颐酒店事件是一件低伤害的小事，相信它带给当事人惊悸的心理创伤一定非常强烈。但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阶级差异，这就是权力关系——你对“小卡片”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受害感如此强烈，却无法体会因为要扫除这些伤害感，而可能让那些“卡片女”要面临几个月的没有进账和收入，甚至可能沦落到更加没有安全保障的场所。
也有人认为，“女性需要安全的公共空间”的呼唤，这里的“女性”是包括了“性工作者”的。可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是，这次事件中，“女性需要安全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缩减另一部分更加弱势的女性生存的空间的理由——强力的扫黄已经把她们驱赶出本来相对安全的空间，酒店扫黄又将把她们驱赶到哪里？
今天，我们如果对不同性政治阶层之间的女性的争夺视而不见，那笼而统之的大谈“女性需要安全的公共空间”，稀里糊涂的把所有女性归为没有差别和斗争的同一类，那等同于踏在这些性政治底层女性的身上“净化”社会；我们不是在向那些握有特权者索要权利，而是在向更弱势者予取予夺。
行文至结尾，我要补充一件小事，作文准备中，我向我的一位性社会学学者请教关于性工作者的情况，她提醒我：建议不要使用“良家妇女”这种词来对立于“性工作者”——“尽管我知道你嘴里的‘良家妇女’未必是什么好词儿”。她告诉我，因为在很多性工作者眼里，她们自己才是“良家妇女”，有爱人有孩子，挣钱养家，上下班职业角色分明，有职业道德……“才不像有些女人，跟人做爱连钱都不收，不爽，还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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