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公知的沦落
由于多在公共领域发言，近些年来我曾被不少媒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时而还会入选一些年度榜单。我敢断定，最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词。因为太过美好，以至于有人还在担心这一概念会因某种压力而朝不保夕。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记得当时人们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为推崇艾米尔·左拉，在每年时事评论课快结束时，我还会给学生们播放电影《左拉传》，和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青一代分享《我控诉》里的清醒与担当，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假如没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雷福斯完全可能会死在牢里。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良知与勇气。然而当有媒体记者将我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询问我对此“身份”有何感想时，我的态度是既不公开拒绝，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开拒绝是因为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共同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底线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觉写作时瞻前顾后，做得很不够，自惭形秽；二是不喜欢被人贴上标签。我信奉“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只希望用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个外加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身份。更何况，如读者所知，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独不缺各式标签与“帽子戏法”。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短短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与“汉奸”、“五毛”相提并论的坏词。而这也是我在持续几个月的方韩大战中，看到的最让我痛心的一幕。
这个社会还没有学会理性讨论，由于种种管制的存在，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被缩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价地滥用。任何在公共领域发言批评几句政府的人便成了“公知”，贺卫方是“公知”，罗玉凤竟也是“公知”。继而又有人创造了“母知”。
我时常感慨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微博之上，处处枪林弹雨。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有的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删微博走人，再次印证“劣币驱逐良币”；有的人索性比坏，看看谁骂得更狠，一来二去，便有了“良币追逐劣币”。守不住自己，良币也变成劣币了。
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极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的荒诞。知识分子必须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
无需讳言这是一个势利的世界，一个“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压力不仅来自威权，同样会来自民众——想想左拉当年如何被围攻，愤怒的同胞焚烧他的书稿，在法庭外高喊“绞死左拉”，只因为他为蒙冤入狱的德雷福斯说了些公道话。
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常见的情形是，早上出门时，你还是“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昨晚你对弱者深切的同情和对权力的大胆批判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到家时你可能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了，因为中午你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反对者希望折断你手中的铅笔，而那顶和某个铅笔型号有关的帽子也该轮着你戴了。
其实，无论别人赞扬还是诋毁，你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你。这世界，总有人会相信你，理解你，也总有人不会相信你，不会理解你，而你的时间终究有限，不要去纠缠比坏，不要易粪相食，你只负责真思考与讲真话。在 “自杀”与“杀人”之间，在逃之夭夭的出世与争强好胜的入世之间，知识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过守卫自己的理性与价值观从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为天下”自勉，也是承认你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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