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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泳 | 我们做不出任何嘲笑“应试教育”的事

nobin 裸泳 2020-09-09

 



一、

教育“焦虑”是一样的

 

刘姐是我从湖北老家请的阿姨,三年前她来帮我接送刚上幼儿园的儿子,期间几乎没有请过假,唯一的一次是去年她儿子参加高考,回黄冈老家了两天去陪考。

 

最后,儿子只考了三百多分,上了一个专科。刘姐很失望的跟我说:“我和他爸爸一直在外面打工,该给的钱都给了,想着让他读个大学,明明小学初中的时候成绩还不错。怎么只考了这么点分数,连本科都读不了。”

 

而我最近因为孩子上小学的事情跟先生陷入了“僵局”,究竟是上普通的公立直接步入应试教育,还是去收费不斐的私立名校接受双轨教育?

 

我拿出畅销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中的“这世界就像一个剧场,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这样的语句,企图说服他——在如今,你会上什么大学从幼儿园就开始决定了。

                    

而他表示对未来的教育支出没有信心,他说:“即使我们税后年收入60万,也只是工薪阶层的穷人 。“

 

而现在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低收入家长已经决定,即使省吃俭用,也必须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好”的学校。

 

我和刘姐本质上并没有不同,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不焦虑的家长。刘姐想让孩子读个大学,并没有考虑应试与素质教育;而我,只是把教育的起始点往前拉了一段。

 


二、

“牛校”与“神校”

 

毫无疑问,“人大附中“是我们现在这些都市家长心中的最优标准。谁也不愿意送孩子去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去”受苦“。

 

衡水中学当然堪称“牛校“,而人大附中则是我们心中的”神校“。

 

人大附中早在1999年便开始聘请博士任教,成为国内第一个聘请博士做教师的中学。2016年的师资招聘标准,甚至有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7名硕士和9名博士成为人大附中的新教师。

 

这样一流学校,一流的教师,一流的生源,怎么可能培养不出一流的学生?

 

在爆出了衡水中学的遭人诟病军事化管理的教学方式后,我们开始“嘲讽“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称之为”地狱门“、”集中营“、”高考工厂“。

 

衡水中学成立于1951年,毛坦厂中学历史更悠久一些,成立于1939年。对比成立于1950年的人大附中也丝毫不逊色,都是老名校。

 

2018年,全国一共有975万高三学子参加了高考,其中仅有6000多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录取率为0.062%。人大附中的排名竟在衡水中学之后。



毛坦厂则是以复读生为主,称之为“高考修理厂“,能让更多的学生考上本科。

 


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式的“高考工厂”,大多坐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考试成绩是学生成才的唯一标准,至少它创造了寒门出贵子的机会。“衡水模式”可以复制,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和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像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考试工厂”还有很多。

 

人大附中在北京,在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强力支持下,优秀师资教育优秀生源,足以人大附中进入了良性循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指出:“越是有钱的学校,越能弄到钱,有钱之后,就能巩固自己的权力。”

 

人大附中和衡水中学注重高考成绩的本质是相似的,只不过两校的生源非常不同。人大附中在北京,必然有更好的资源,所以教育方式可以不一样。

 

白岩松说“无论如何我做不出任何嘲讽毛坦厂中学的事情“。

 

一年做五千张试卷,三万的费用中有两万用来买习题;时间紧张不敢生病,即使生病,不到站不起来的程度绝不会卧床休息——在这背后是一个个的普通家庭。他们就是靠着这样顽强的毅力来改变命运。

 

2018年高考报名人数975万,实录791万,本专科录取率有81%;然而,985/211的录取率,北京、上海、天津录取率远高于其他省。河南、广东、四川、山东、安徽、河北等高考大省,985/211的录取率几乎均位于倒数。尤其是河南、广东两省,2018年高考人数分别为98.4万和75.8万,而录取率分别为1.14%和4.15%、1.32%和2.74%,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省,想要考上名校,需要踩在97.3万人和74.8万人的肩膀上才可以。




“一个学生的崛起,就意味着一百个学生的失望。“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嘲讽应试教育。


 

三、

教育投资的S曲线

 

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教育,就像投资其他任何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将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父母,而未来获得利益的是他们的孩子。这也算是赠送给孩子的礼物。

 

如果素质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回报,那应试教育市场便会固化,因为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会让家长们得到适合他们孩子的“高品质教学”。

 

有钱人家的孩子即使无任何天赋,也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穷孩子则可能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既然我们无法消除收入差距,义务教育、乃至高考,就是确保每个孩子能够得到一次机会。

 

义务教育是一个经典的计划。1968 年的台湾便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前的规定是六年)。这对于孩子们的学校教育以及就业前景,都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对于儿童的死亡率的影响很大。因此,教育的好处不仅仅在于金钱。

 

而高考、大学,被家长看成一种让孩子获得财富的方式。对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期望中的致富途径就是一份公务员工作,或者白领的办公室工作——他们将教育看成一种彩票,而不是一种安全的投资。

 

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都包含这种思想。老师们认为他们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们顺利进下一阶段的学习,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



设想一种双重体系:一方面富人的孩子,他们在接受昂贵和最高标准的教育;余下的孩子接受普通的教育。

 

实际上,这种差别已经存在。如果排斥应试教育,课程简化,老师们的职责被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学生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其余的时候培养综合素质、挖掘天赋。那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时间学到点儿东西。不过,要想与那些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他们的确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阶层的存在意味着学校服务的对象是现有的学生,而不是想要的学生。


一经入校,学校会设置家庭背景调查的机制,老师很难抛弃“精英偏见”。曾经在印度做过一个试验,将班级进行了重新安排,教师通过抽签被随机安排到“高级“或”低级“学区,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老师常常很沮丧,他们在授课时什么也得不到,还会因为自己的学生成绩差而备受责备。因此,他们也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不再努力的教学,他们更有可能在办公室里喝茶。

 

另外,让老师给学生打分,他们得知学生所处阶层时给予底层学生的分数更低,然而,有意思的是,这样做的并非来自上层的教师,来自底层的教师实际上更可能给予底层学生更低的分数,他们一定认为这些学生是拿不到好成绩的。

 

并且孩子在评估自己能力的时候,也会运用这种逻辑。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展示他所谓的美国“刻板印象威胁“的力量:那些未被告知数学能力差的女生,在数学测试众的成绩会更好。

 

只要阶层不被突显出来,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做得一样好,而一旦低阶层孩子得到提醒,意识到他们正在与高阶层孩子竞争,他们就会表现差一些。他们会担心比赛组织的评判会有失公平。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

 

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取得好成绩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家庭,他们最终会证实自己”较高“的期望。

 

所以问题不是应试教育本身,而是老师、家长们对学生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期望不高。而在教育投资上过高的期望和教育过程中信心的缺失,从而产生了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贫穷陷阱“。

 

教育投资的S曲线,如果教师和家长不相信孩子能够跨过顶峰,进入S形曲线的陡峭部分,那么孩子自己或许也不会尝试:教师会忽视成绩落后的孩子,家长也不再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许能取得好成绩。

 


亚里士多德说:”教育是富人的装饰品,穷人的避难所”。对于富人来说,名校文凭不过锦上添花,而对于穷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也永远无法也不应阻止优势方的资源倾斜,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得认识到,为梦想修筑的路永远不能阻断,人们为之付诸的行动,即便再笨拙,再简单,也没有理由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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