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泳丨1979-1992：风口浪尖汉正街
武汉大名鼎鼎的汉正街被“唱衰”已有很多年了，甚至整条街都已被湖北首富阎志的卓尔集团搬到了汉口北——彻底“长街寻遍无踪迹”了。
然而，在二十年前，身为小商品圣地的汉正街还被誉为天下第一街。而今日声名远扬的义乌在汉正街面前还仅仅是蹒跚学步的后生晚辈。
今天，裸泳和大家回顾武汉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不应忘却的一段往事——汉正街传奇。
一、敢为人先1979
汉正街并不单指一条街道，而是以那条街道为中心南北延伸的一大片城区，其范围可说是西到硚口路、东到江汉路、北到中山大道、南到汉水长江——粗暴的说，整个武汉硚口区，都是“汉正街”。
汉正街三个字，武汉的骄傲，长江上的明珠。在更远的年月中，这三个字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时称“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
这一切的荣光，始于1979年。
那年，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央认可。面对小岗模式，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既然农业有家庭联产承包制，商业是否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问题在私营经济尚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无异于一颗原子弹爆炸——十年浩劫刚过，人们的政治神经并未放松：私营经济，究竟姓资姓社？这冲破禁锢的一步，究竟走还是不走？这时代的大门，究竟开还是不开？
历史没有如果。面对着未知和艰险，武汉人就像1976年武汉大学在全国第一个迁走主席像时一样，再一次选择了一往无前：在中央尚未对私营经济做出明确定性的1979年，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在硚口区，发放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
年底，总计103位“无业”人员在汉正街正式上岗，持证摆摊。
在今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小商品市场买到几乎一切产品，但在当年，一个商业街究竟可以卖什么，是个红线问题。
汉正街上的103位先行者，持有的是“小商品“买卖证，只能够贩卖”小商品“。而且，有着清晰且严格的分类：可以卖童装但不能卖长袖衬衣，可以卖纽扣电池但不能卖装着纽扣电池的计算器，可以卖伞布但不能卖伞……
这种一刀切式的产品划分，让汉正街上的商贩束手束脚格外难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商品买卖的限制，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告终：
一位汉正街上的小贩王仁昌，去汉口小商品百货“看货”——好巧不巧，他居然在国营的“小商品百货”里看到有卖雨伞——“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王仁昌当即买了十把雨伞，拿着伞和发票硚口工商局上门“告状”。面对此情此景，工商局上下陷入两难：雨伞算小商品的话和明文规定的范围不符，不算小商品的话，汉口小商品百货里又大大方方的在卖——
急中生智的工商局给出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官方答案“这是大小商品交叉的一种商品”。令人纠结的汉正街小商品分类限制，就在武汉人狡黠的智慧中，消散在时代前进的呼啸声中。
如果仅仅是商品买卖的红线，用这样的“智慧”和“巧合”也不难化解，但是对于这103个吃螃蟹的人，有着更大的危机：
1981年，北京的报纸登载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另一篇则更让人寒毛耸立——《汉正街是社会主义么？》。坊间更是盛传汉正街上有三个70%，“70%是出狱罪犯，70%是无业流氓，70%是投机倒把”。
舆论质疑之声一时间铺天盖地。
由汉正街引起的私营经济大讨论，传遍大江南北：私营经济到底行还是不行？以至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南下摸底汉正街模式，武汉市委市政府更是连夜起草报告上报北京。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
2018年，《人民日报》整版刊文改革开放40年纪念文章《对内搞活看汉正街》，其中对汉正街103位先行者如此评价：“他们怯怯的叫卖声，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也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中国经济舞台”。
怯怯的叫卖声，仿佛一曲改革长歌的领唱，最终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一同加入进来，汇聚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最强音。
“没有汉正街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没有今天中国商业的繁荣。汉正街模式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亚于‘小岗模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延福教授
二、改革标志1982
1982年，中央肯定了汉正街的发展经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
在那个时代，汉正街代表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各国记者、欧美政要的目光都聚集在汉正街上——美国助理国务卿隆伯格访问中国时点名参观汉正街、法国总统密特朗派《生活》记者到汉正街采访盲人商人郑举选……
汉正街不仅是武汉的、湖北的，更是中国的、亚洲的。“天下第一街”的名号不胫而走。
而1982年的义乌，则乘上由汉正街开启的体制改革东风，也走上了大胆开拓的道路，开始摸索着启动民营经济。相比店铺林立、摩肩接踵的汉正街，义乌尚是“马路市场”、“地摊生意”，跟着汉正街“亦步亦趋”的做起小商品的买卖。
全年，汉正街的销售额突破1600万，1988年更是达到了7个亿，1991年则达到了8.5亿——当时武汉的GDP也就200亿。
在万元户就能算是“一方首富”的80年代，汉正街走出了中国第一个“百万元户”——盲商郑举选。
1940年出生的郑选举18岁便在汉口做摊贩，到了66年稍有眉目，十年动荡的来临把他八年的辛劳全盘否定：1966-1978十二年间，抄过家、被出卖过、进过“学习班“……以至于后来回忆那段往事，郑选举说”那时眼睛还能看得见，看到穿制服的人拔腿就跑“。
然而无论怎样的艰难，郑选举从未出卖过别人。靠着远扬的诚信名声，到了1978年郑举选是汉口小商贩心中的“摊联会长“。
1978年1月18日，“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将郑举选抄家，给他挂着”武汉市百货总头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等到入狱时候，审讯的工作人员承诺，只要郑选举把和他合伙做生意以及在他那里买货的人供出来，就可以免除牢狱之灾——郑选举不为所动，这班房，一蹲就是十八个月。
狱中因为思念孩子而终日以泪洗面的他，彻底失去了光明。然而因为咬死不出卖别人的义气之举，“盲侠”成了郑选举新的名字：再度开街的汉正街，正等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回来。
但郑举选此时却无心重出江湖，“我就是去垃圾沟里捡烂菜叶吃，也不做生意了”。
后来汉正街上摊贩越来越多，来劝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盲侠终于重出江湖，拿着身上仅有的15块钱再战商场。
当年的人们感恩于郑举选的诚信仗义，纷纷帮他筹资、赊销、搬货，很快盲侠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百万元户——中国首富，盲商郑举选。
人生几起几落的郑举选早已看透繁华富贵，1992年，郑举选辞去武汉华侨贸易部董事长职位，淡出汉正街，隐居在了墨水湖畔。
盲商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模式的主要开创者，2018年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100人。与他并列的名字还有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柳传志、霍英东。
汉正街的伟大不仅是因其经济建设的恢弘，更是因其领一时之先河的开放。汉正街的开放，不单单是场地的开放，更是政策的开放、经济体制的开放——伴随着汉正街的开天辟地，整个武汉涌现了一大批全国第一：中国第一个技术市场，中国第一个放开蔬菜价格的城市，中国企业的第一个外籍厂长，中国地方政府中第一个撤局改委，中国第一个兼并市场……
那是风云激荡的一代人，武汉与汉正街不仅是中国地理上的中心，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80年代初的汉正街是无论如何不会将义乌放在眼中的——一座浙江中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小小县城，又如何会是九省通衢、时代创造者的挑战者？
而然现实是残酷的。汉正街的辉煌来自敢为人先的突破和创新，日后义乌的超越，正是因为曾经代表先行和创新的汉正街，变得固步自封。
三、盛极而衰1992
1979—1992年，汉正街无可争议的占据着中国小商品经济的头把交椅，经过了十三年的积累，汉正街迎来鼎盛：69个专业市场中容纳了近3万商户，20万种商品，2万多名人力挑夫一年搬运150万吨货物。
汉正街就像盘踞于长江上的巨龙，一呼一吸间吐纳着天下商气。
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全面推广，汉正街却把全国小商品市场交易额第一的桂冠丢给了义乌——截至2018年，义乌蝉联了27次小商品销售冠军。
义乌的突然崛起，时至今日都让人难以置信，曾经一位中央领导在浙江任职时造访义乌，也不禁发出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中国第一”的十二字感慨。
更始料未及的是，越来越多的后来者将汉正街甩在了身后。山东的临沂、福建的石狮、广东的虎门、河北的白沟、沈阳的五爱……小商品市场百花竞放，在全国经济大发展中，传统的商贸逻辑似乎全部打碎重组。
2005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减。‘天下第一街’被‘水货第一街’所取代。”
“汉正街不行了”成为了一句武汉本地流行语。
虽然汉正街自2011年“搬迁”以来，已无“官方”说法，但根据各方数据，大致估算出汉正街地区2018年销售额约800亿，汉口北地区约600亿左右，合计约1400亿——仅看数字，汉正街依旧是稳居全国前十的小商品市场，谈何衰落？
然而看到万商商场、新街市场中日益减少的商户，昔日多达2万多人的“扁担”群体如今只剩下寥寥1000余人，这一切又仿佛是在对汉正街的衰落无言的肯定。
与之相对，2018年义乌市场国内销售额达到1593.1亿，出口额达到2521.6亿，合计达到4114.7亿——接近汉正街的三倍。
对于曾经照亮改革开放航线，如今偏居一隅的汉正街而言，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他再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先者，而变成了业态落后、亟待重生的往日余晖。
关于汉正街的衰落，负责汉正街搬迁的卓尔董事长阎志在其主编的《汉口商业简史》中语焉不详：“因为种种原因汉正街落后于浙江义乌等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在3-5年内将整体搬迁至汉口北，过去汉正街的辉煌已成历史”。
而这些“种种原因”可以很多：街道布局导致的物流困难、私有铺面带来的租金成本过高、空铁发展对武汉枢纽地位的削弱、本地制造业的落后……
然而，义乌一个三面环山、交通不便、毫无工业基础的县级市创造的中国奇迹，将这一切原因踩狠狠在脚下——从来只有开拓和创新才是硬道理，不直面症结，仅依靠搬迁而不是改革，丢掉了汉正街开拓进取的精神，自然只有被超越被甩下。
汉正街的辉煌来源于此，汉正街的衰落也是如此。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尾声 、2019：汉正街四十年
汉正街80年代领时代风气之先，开拓出小商品市场模式，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正如吴双墩所说“汉正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酝酿、产生、发展、深化过程中，最具标本意义”。
时光荏苒，四十年前汉正街开天辟地的传奇往事，每每重温依旧让人感到荡气回肠。汉正街的辉煌已经远去，但它在改革开放史上所探索出的经验让人永远铭记：
敢为人先，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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