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泳丨高度警惕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
前两天，湖北扩大了对新冠病毒疑似感染人群的集中管理。拉网范围远远超出了疫情的中心，扩大到武汉周边黄冈和孝感两座城市，且封锁程度已缩小至以社区为单位。很多人称，这是“战时”管制。
但是，上周在武汉首次采用这种管理措施时，却导致了一些混乱。据众多媒体报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押上大巴，没有保护措，存在感染风险，就被送往临时的医院。但到医院后，无人指导，且这些地方并不能提供他们康复所需要的支持。
医疗资源的匮乏，恐慌性的医疗挤兑，让这样的情况越来越糟。
而在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看似边缘的、却也更加严峻的问题，正摆在人们的眼前。
据我们的读者透露，其嫂子的外婆一直在江汉路独居，身体也一直很好，放在平时，每天都有家人去看望她。但昨天突然降温下大雪，加之防疫管控，几天都没法见到老人的面。而老人却在这个时候摔倒，爬不起来，等到早晨发现时，已经冻死。
换句话说，这个看似边缘却又严峻的问题就是，未感染新冠病毒，但却能力较弱，或是身患其他急性疾病的等等弱势的人们。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曾在1月20日左右，朋友圈流传过一则笑话：“刚去医院检查，发现还好不是肺炎，而是肺癌，长舒一口气。”
但笑话归笑话，实际情况是，癌症才是我国国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据国家卫健委的健康年鉴数据。2018年，我国死于恶性肿瘤的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例高达26%。2018年，湖北省死亡总数41万人。由此推算，湖北一年内死于癌症的总数为10.7万。平均每天由于癌症死亡292人。
而在昨天，因新冠病毒感染的湖北地区新增死亡人数是143人。
以292:143，并非想说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没有那么大。而只是想借此说明，癌症，以及其他急性疾病的患者，同样需要重视。
这两天，无数非新冠病毒感染的求助帖在社交网络上流传。
据昨日一名求助者透露，其母亲因胆囊肿瘤突发，急需到医院做PTCD经皮肝内胆管穿刺引流手术。但经过20多天的多方求诊，却无一家医院接收。
“武汉所有医院我们都跑遍了，结局都是拒绝接收新冠以外的病人。120打了好几次了，均被告知如果我们没有联系好收治我们的医院，120车来了也没用。”
该求助者透露，目前市内只有两家三甲医院能救治其母。但据其中一家医院回复，“医生都去救治新冠病人了，没有医生，没有手术室。”而据另一家医院回复，“现在有规定，目前手术室只对在院内的老病人开放，一律不许收新病人。”
从癌症患者手里抢病房，去救助新冠患者，虽有难处，但无不让人痛心与无奈。
那怎么办呢？
善于调配资源的经济学上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边际。
而边际的本质，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比如，边际成本就是每新增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边际收入是每多卖一个产品能够带来的新增收入；边际效用是每消耗一个单位的产品所能带来的新增享受/新减痛楚。
明白了边际的概念，就能理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原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这个定律是说，在单位时间内，随着人们消耗的某种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消耗这种产品所能带来的新增享受/新减痛楚迟早都会下降。
而明白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通过追求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的平衡，就能使得总收益最大化。
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只有把资源用在别的地方去，才能获得比把资源用在一个地方上更高的边际效用。
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定律出现，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就像目前武汉的医疗资源一样，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其获得最高的效用呢？
办法就是把资源分摊到不同的用途上去。
这几天，全国有很多医护团队来到武汉，同样是将更多的资源挪用到边际效用最高的，武汉这个用途上。
但实际情况是，除却医生护士外，诊治的过程中还需要其他配套硬件设备与医疗物资的支持，反之亦然，不然也是有米无炊。许多医生护士过来，两手空空，徒手作战，可能不会起到那么大的效果。
换句话说，虽然将资源调配到边际效用最大的武汉了，但由于资源的不完整性，并没有达成边际效用最大化这一目的。
那该怎么调配呢？
如果将所有资源放在武汉，效用难以达到最大。那将效用的本体，武汉的病患送到资源所在的地方上去呢？
这两天，有人曾提出过这种观点，即将武汉不能收治的病人转移到其他医疗资源充分的省市去，就能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即最大化收治。
这样是否可行呢？首先谈资源的现状是否匹配武汉的病人。
在广州，截止2月14日晚24时，广州累计确诊病例335例，已治愈出院106例，无死亡病例。现有229例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而广州总体的医疗资源情况是，市八医院是以传染病为主的医院，共有病床1500张。广医附一是以呼吸道疾病防治为主的医院，共有病床1500张。其他包括南方医院、中山医院等，每一家都有500～800张病床，合计整个广州至少超过5000张病床。而广州目前的感染人数仅229人。
还比如在北京，截止2月14日晚24时，北京累计确诊375例，已治愈出院98例，死亡4例。北京佑安医院病床数800张，北京天坛医院病床数500张，还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每一家都有500～800张病床。相关病床总数同样超过5000张。而北京目前的感染人数是277人。
其次还有二线城市的杭州、重庆等，每一座城市都有超过3000张床位，而病例数仅在百位数出头或不达百。
换句话说，目前全国其他一二线城市都有一定闲置的医疗资源。
而重要的是，这个病床的概念，一般都配有心电检测系统、血氧饱和度检测系统、急救警示系统、配套的手术室、后勤管理人员等。这些概念并非目前武汉建成的方舱医院所能提供的。
那么将武汉未能得到救治的病人、那些未患新冠而是患有癌症等其他急性病的病人转移到其他省市，是否就成了更好的办法呢？
答案其实是无疑的，但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
大概两周前，全国除湖北以外大多城市流行起一股“恐鄂”情绪。我们曾写过文章，市民的“恐鄂”情绪，其实十分好理解，担心自己和自己家人因此被入境的湖北人感染。在政府没有出台更多的管理措施之前，他们只能用这样最简单与粗旷的方式，去抵制同时保护自己与自己的家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省市不愿出台接收湖北人的措施呢？
在全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接收了，可能会带来自己管辖省市的更多感染风险。不接收，也不会有错误的惩罚。那么最优解，肯定选择不接收。
在面对前段那些可能被感染的湖北人面前，大多尚已采取了拒绝接收的方式。而将确实感染了的湖北人转移到自己管辖的省市，可能性无疑更小。
笔者也曾想过，至少建议，其他医疗资源充分的省市，可以先接收武汉的癌症以及其他急性病患者。
但问题是，如何确认他们是只带有其他急性疾病而未感染新冠病毒呢？他此前未感染，但在最近去医院求治的过程中被感染了呢？更重要的是，万一造成更大面积的爆发，恐怕谁也无法担此重责。
那么怎么办呢？
可能还是需要放下成见，放下官僚主义，放下形式主义，以更大的魄力，以更高层面的资源调度，以更坚定、更务实、更一体的决心，才能够避免那些“万一”情况的发生，这件事才会有解法。
昨天，我们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其中谈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笔者是一个武汉人，目前也在武汉。虽然知道，将未得到救治的病患转移到其他省市，是目前一种能达到最大化救治的解法。但这个解法同时也会使我们的同胞省市陷入到更大的风险当中。
而这个风险与武汉因未能得到救治的风险相比，实在说不清孰轻孰重。
笔者同时也知道，现在疫情防控可以说是最严格的管控状态，对防止人传人、减低感染率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事实也证明，这样特殊的时刻，最简单与最粗暴的方式，就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在这其中，对于一些社会生存能力较低的群体，比如独居老人、非新冠急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经济困难群体等，他们也真的很难。
这几天在社交网络上，还有社区老人因病痛折磨又无法就医，自己跳楼自杀的，老伴在楼下抱头痛哭。让人痛心又无奈的事情，正一件件的在这座孤绝的城市里不断的发生。
而与之延伸的，还有很多心理问题、婚姻问题、人性问题等等，都成了沧海里的一栗，被新冠病毒这场21世纪最大的洪流所淹没。
而其中最让人感动又痛心的是，其实在中国，“水是往下流的”。父母永远是最无私的，当危险来临时，他们总是最心甘情愿也最无怨无悔的为你挡下第一颗枪子的人。
所以我总觉得，这场疫情既是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亦是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弱点。 这既是在考验武汉，亦是在考验其他城市，更是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这个国家。
但不管怎么样，笔者还是心怀乐观。1938年，当抗日战争进行到10个月的时候，毛泽东曾说，“在绝望中看不到希望，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的人，不是机会主义者，就是懦夫。”
笔者相信武汉人不是懦夫，其他省市的人也不是懦夫，中国也更加不会是懦夫。
有时候我觉得，是强者还是懦夫的标准，或许不仅在自身的强大与否上，它亦在我们每一个人对其他人、对父母、对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勇气、气魄与胸怀上。
所以希望在这场大疫结束后，全社会都能更加关爱老人、关心父母、关注能力弱的人。
而从可操作性上来说，要避免此次疫情产生的次生灾害，需要更加细致地考量社会对于“硬核防疫”与“严重疫情”，在不同区域、境遇下的承受能力。再防止疫情的主战场之外，还要开辟防止次生灾害的第二战场。
具体考虑到政府的行政资源多寡与利用效率，还应有序实现救灾主体的多元化，比如，主战场只要靠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解决，而第二战场则更多发扬民间力量的灵活性、敏捷性，引入企业、校友会、行业协会、NGO、慈善机构乃至广大志愿者群体来发挥作用。
办法总比困难多，真正的困难是看不见苦难。或对困难视而不见、束手无策。
多管齐下，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笔者相信，本文中所叙述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悲剧，将不再一次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