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一生（第365章）
话说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在会谈中，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状问题时，说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话，也转告了江青的话。毛泽东要她们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说：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一、二把手——笔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到了长沙。
李先念带来了周恩来这一天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毛泽东当即在信上批示道：“已阅。同意。”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特立尼达和威廉斯。
会见结束后，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李先念说：
“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说：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
“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说：
“钢铁公司利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3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4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都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与邓小平同行的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了会见。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谈话，他问起了10月17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愤然退场的情况。他还说：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说：“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他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又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这个好。”
邓小平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中作了批示。
江青在信中写道：“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欠党和人民的帐，决不能给主席脸上摸黑。”她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建议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
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头露面很多，许多干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积怨很深。毛主席不愿意让她再冲到第一线发号施令了。在我参加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说：‘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学习呢，你不好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干部的成长，除了一定的理论学习外，主要的还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江青你如果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了，你就拥有了党内最宝贵的财富。’他还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你江青是打头阵的，功劳大，也必然缺点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积怨，与这个很有关系。’这些话，江青并没有很好地听进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许多干部已经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对毛主席明显地采取了应付和敷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骗毛主席，得过且过，根本无心好好地为党工作。”
再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她写道：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的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而二的分析。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江青
1974、11、19
11月19日这一天，张云逸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2岁。张云逸将军是10大将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11月20日，毛泽东就江青19日来信，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确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
关于东汉人李固和黄琼二人的故事，本传在第八卷中毛泽东将《李固传》、《黄琼传》推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读的时候，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话，便出自《李固给黄琼书》中。毛泽东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江青能够从中有所领悟。
11月29日，步履蹒跚、行动艰难的毛泽东，仍然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到12月4日，他已经游了4次了。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病逝。
12月5日，毛泽东第5次在室内游泳池里坚持游泳。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迟缓。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轻轻地对陪在身旁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
“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脚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
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便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第2次会见了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蒙博托对中国给予扎伊尔在农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连声称赞在扎伊尔的中国专家。他还说，中国和扎伊尔对国际问题没有不同的看法，两年来，两国在联合国阐述的观点总是相吻合的。他觉得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他说：
“因为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它考虑，没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在扎伊尔，我们清楚地了解，对非洲不存在‘黄祸’，而是‘白祸’，中国有8亿人口，但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密度低得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邓小平说：
“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
“可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
“工业10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
毛泽东说：
“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
“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
1974年冬，毛泽东特意嘱托王震在路过上海时，带口信询问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工作。
王震来到上海，住进东湖宾馆，向有关方面打招呼，说是要见见谈家桢。谈家桢来到东湖宾馆，王震握着他的手说：
“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还没有忘记你。这次主席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
谈家桢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王震看着他说：
“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说：
“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
12月20日凌晨，周恩来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他亲笔写的准备提交四届人大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出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他还交代说，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
12月23日下午，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带着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飞到长沙；王洪文也乘着另一架飞机到达。他们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2月24日，周恩来、王洪文来到毛泽东住地，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名单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说：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
“他政治思想强。”
又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
“Politics比他强。”
毛泽东说着还写下一个“强”字，又写下“人才难”3个字。周恩来问：
“是人才难得吗？”
毛泽东点点头，放下了笔。周恩来趁机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据吴德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来、邓小平滩牌，他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小平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他的后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届人大可以让邓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马都可以拉出来，党的副主席给他，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再说毛泽东又问道：
“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恩来谈到了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3个人选，毛泽东开玩笑说：
“罗荣桓。”
接着，他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把张春桥任命为总政主任，王洪文成为军委常委，原来计划让姚文元也在军队里任职，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辞的。毛主席说：‘那好，将来打起仗来，你们都要参军去，都要在军队里挂帅。’这就看出来，毛主席是从那时开始，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毛主席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团结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毛主席这话对好多人讲过，对我也讲过。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就讲得更加露骨了，他说：‘春桥你已经在军队里有了职务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军队的工作，要抓军队的干部，要过问军事，文将其实完全可以变成武将。以后军队的重要事情你都要过问，就说是我说的，不服不行，谁不服可以动用组织措施，我这次就是要动用组织措施来解决庐山的问题。’”
再说在这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说他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一走，还说：
“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第2次谈话。他对王洪文说：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4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
“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我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的问题上是对的。”
毛泽东还说：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他还说：
“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本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由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直接地进行大的举动了，再加上总要有一个休整的阶段，毛主席才又一次做出了要安定团结的部署。”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清晨起来，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地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里，看到鲜花和果盘，会意地朝工作人员笑笑，没有说话。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也特意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了贺寿礼物——苹果。毛泽东得知金日成也患有眼疾，就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后来他还亲自审阅了有关金日成眼疾诊治情况的电报。
这一天，王洪文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到韶山去参观学习。
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还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请全体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吃面条、喝酒，他自己也吃了一点面，喝了一口酒。
晚上，宾馆人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是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单独长谈，直至次日凌晨。这是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他们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在押战犯问题，毛泽东说：
“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在后来由周恩来整理、经毛泽东修改、曾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第3次谈话。他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又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还提出是不是让邓颖超当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在提出意见，只是交代要“问候郭老”。
王洪文见人大的事儿谈完了，便提出了江青任职的问题。他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说：
“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最后，毛泽东嘱咐周恩来说：
“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他也说他自己：
“从明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
周恩来、王洪文回京后，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先后在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而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则是先和江青谈了话，尔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传达。
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可能——一切都遗忘。”
据曹轶欧后来回忆说：大约在1974年和1975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康生陆续收到了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信中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曹轶欧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在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和春桥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后来，迟群破口大骂说：“部长的席位差不多给他们捞光了!”
1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1月4日这天，毛泽东在江青12月30日的来信中批道：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刘大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笔者注），暇时可以一阅。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1975年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月9日，李富春在京病逝。
1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十届二中全会讲？周恩来还说：
“我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说：
“劝总理不要讲。在二中全会闭幕时，由总理传达我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0日，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毛泽东同意，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864人。
朱德主持了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庄严地宣告说：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恩来还重申了1965年初第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
张春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宪法，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力。
大会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月17日，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进行了换届选举。
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会议选举副委员长22人，他们是：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任命国务院副总理12人，他们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周恩来在会议闭幕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曾经这样对陈永贵说：“中国的农民就需要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数千年了。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翻了身的，他们不跟共产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跟共产党走，就需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斗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农民自己。你说对吗？”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大量便血，再次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住院以后，毛泽东在长沙得知了周恩来的病情，他多次让秘书张玉凤往周恩来处打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饮食、起居等情况。
1月下旬，江青飞往长沙，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江青说：
“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5年初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如果总是搞小团伙，怎么能担负这么重的历史重任呢？’我清楚，总理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要给毛主席传递信息，对江青这些人有所教育，这也说明了总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
1月25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把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要在地方和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所开出的第一炮。
1975年2月3日清晨，湖南省委负责人应召来到毛泽东住处，他们见毛泽东要走了，就说：
“2月1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希望毛主席能在家乡过一个新春佳节。”
毛泽东说：
“我在长沙住了100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我们走啦！”
毛泽东的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尔后，毛泽东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结束了他在家乡114天的休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故地。
毛泽东一行登上专列向江西南昌驶去，他在南昌停留了3天。
2月4日，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1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圈阅的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说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共总后勤部委员会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
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
2月8日，毛泽东抵达曾经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着病状较轻的左眼阅读和工作。
欲知毛泽东的病如何治疗？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短评：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至今仍值得一读。一位德国记者的话，似乎是为这个工作报告作了注脚，还可以说是为新中国成立24年的伟大建设成就作了最好的说明。那位德国记者在访问中国后是这样说的：“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此言不虚，历史可证！开天辟地，伟业永存！郭沫若晚年的故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5月，郭沫若病情几度恶化，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他们牢牢记着：“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家属遵照郭沫若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