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一生（第366章）

话说第四届一次人大会议结束后，因周恩来病重，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安排，由邓小平主持了国务院工作，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上任伊始，就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方针，开始大刀阔斧地在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

从1975年2月开始，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布置“全面整顿”工作。邓小平说：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在“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组织的整顿，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通过整顿，解决有些班子“软、懒、散”的状况，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邓小平又提出，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做臭老九。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

邓小平的这次前面整顿，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l0月份。详情容后再叙。

且说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中还写道：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核批准的《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知要求将毛泽东的有关淡话内容发至基层党支部，要口头传达到群众，“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各级干部要带头学好”。

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

2月22日，周恩来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2月22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并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得知公安部在释放战犯的报告上说，拟给每名特赦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他立即指示对在押的最后一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2月28日，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后来在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27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到3月19日，在押战犯全部处理完毕。此是后事。

再说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他还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1日这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中也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经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商议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是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那些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它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350人。”

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

周恩来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后来，张玉凤从杭州给周恩来打电话说：

“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社论中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正式发表了。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董必武在京因病逝世。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他因为不能亲自去为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1天。张元干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 34 38157 34 13314 0 0 4040 0 0:00:09 0:00:03 0:00:06 4040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也就是从4月份开始，毛泽东诵读了很多的宋词，他不但自己吟诵，有时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详细讲解那些作品的内容。

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当消息传到杭州时，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平静地说：

“知道了。”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小平修改后，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毛泽东逝世后，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此乃后事，就此打住。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是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他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I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恩来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说话不好，眼睛不好，腿不好。但我能想，能睡觉，这两个好，就可以了。”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

“我不谈政治，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见。

4月23日，新华社起草的《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阅修改后，呈送给毛泽东。报告中提出，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与会者就反对“经验主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发言，指责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邓小平还说：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等人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

会议结束后，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说：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1975年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住处打电话，反映叶剑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他们的情况。张玉凤接了电话，她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据张玉凤记载：“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1975年5月。”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陈永贵的手说：

“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又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接着说道：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笔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接下来，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说到了他在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时，那几个表现比较好的铁路、矿山的工运情况。他还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他随口念出了无锡锡山和长沙天心阁下白沙街“白沙古井”的那两幅著名的楹联：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他说：

“不要低看教条主义。”

他还提到了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

“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这次又提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王明的问题，是他鉴于目前党内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正在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采访华国锋的记载，可供史学家们对照、印证、参考、研究。谨抄录如次：

“我问他：‘你看过毛主席著名的那9篇文章吗？’华国锋打了个愣怔：‘什么9篇文章？’我说：‘就是毛主席在1941年左右亲自写的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篇文章呀。那里面涉及到了许多的人，批判的语气都很厉害、尖锐，那是老人家在四十年代对我们党内的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的总清算，至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听说刘少奇、包括周恩来等人都十分害怕9篇文章的发表。江青那几个人都企图在9篇文章上作文章，你怎么能忽视了呢？’华国锋显然想起来了：‘记得，记得，那9篇文章我还学习过几遍呢。1974年和1975年，毛主席把这9篇文章拿出来，让我们几个人看，让给他提点意见。’我连忙问道：‘哪几个人？’他说：‘我、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这些人，当然还有江青。9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王明那些人的。当时包括我们的周总理都在那时犯有错误。毛主席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中央文件，有重点地从理论和现实上作了驳斥。’我说：‘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恩来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地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再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现状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他借用“样板戏”中的一句话说：

“老九不能走。”

尔后，毛泽东郑重告诫大家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我的意见，我的看法，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陈永贵后来回忆说：“绝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你不要总是和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给大家讲起了古代三国的故事。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叶剑英朗诵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感叹地说：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又指着叶剑英说：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后来有人评价毛泽东这一段讲话说：“吴法宪、刘震、曹里怀是3大空军将领。毛泽东在赞扬刘震和曹里怀是当今英雄人物的同时，以吴法宪之“吴”，代指吴国，借喻当今，以“当今惜无孙仲谋”，非常委婉地批评他的接班人不如意。这实在是古今仅见的一种批判艺术。”

在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这次会议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

5月4日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了解了毛泽东5月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5月8日，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会议上说：把钢铁工业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还说：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这3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边，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就说：

“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小李临走时，毛泽东又送给她两句话，说：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旁批和批示，他在对贺诚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词处旁批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批示是：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毛泽东由此想起了被林彪迫害致死的傅连暲，又写道：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还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

5月21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提出了整顿的具体办法。他还不无解嘲地说：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这次钢铁工业座谈会一直开到5月29日才结束。

5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就事先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的意见，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说明了前一时期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全过程，点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并且说：如大家同意，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张春桥在信中批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周恩来又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诚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张春桥看了来信，在上面写道：“不再改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病中能否安心养病？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