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一生（第370章）
话说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应该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了，即把生产搞上去。”
毛远新还说：
“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信与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11月2日这一天，毛远新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找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他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讲了出来。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一听就炸了，他说：
“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4人的谈话以及邓小平顶牛的情况，毛泽东并不感到以外，他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弯转。”“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指名不要江青、叶剑英参加。江青是因为毛泽东不要她多出面。叶剑英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参加会议不利于邓小平转弯子。
毛泽东又说：
“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3日这一天，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随即，清华大学内部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发端。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8人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批评了邓小平，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在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里支持邓小平整顿的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
8人会议后，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他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了批评。胡乔木提醒他说：
“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毛主席早就有意见。”
11月4日晚，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8人会议情况汇报。毛远新说：
“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毛远新讲到了汪东兴在发言中说：“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他还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远新请示伯父说，下一阶段的会议还怎么进行。毛泽东说：
“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他还是不愿意让江青出面，特意交代毛远新说：
“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初，毛泽东就姚雪垠的来信作了一个批示。
这是一封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写成的长信，由宋一平、胡乔木交邓小平转呈给毛泽东的。姚雪垠在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送政治局传阅。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孟锦云建议毛泽东多找几个护理人员护理他，省得老是显得那么静。毛泽东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孟锦云看到毛泽东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就问他说：
“主席，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泽东说：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毛泽东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对孟锦云说：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没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毛泽东说要看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侯永奎身体有病，不能再演了。毛泽东问：
“谁还能演？”
后来，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侯永奎的儿子侯少奎专门为毛泽东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后继有人。”
1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于10月28日的一封来信。周海婴在信中写道：
“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心中总是深深想念您……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
因为早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周海婴又写道：
“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卒，用笔。”
毛泽东看完周海婴的信后，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出了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他还说：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指示，他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给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5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指示后，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这一天，毛泽东当即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道：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王洪文的一封来信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信中请示传达他在7月14日对江青、张春桥关于文艺政策的谈话精神。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
他是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关于毛泽东提议的在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的问题，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事过很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有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闲话打住，再说11月2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上说：
“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11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青年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小平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说：
“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的第一书记，发出了一个《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进行分组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11月26日这一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正常运转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美苏之后第3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
“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12月1日，美国新任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随行的还有布什。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与福特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基辛格、布什。这是基辛格第9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第5次见到他。双方寒暄后，福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说：
“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对福特只停留在口头上议论，很不满意。他幽默地说：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福特不明白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
“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觉得与没有情趣的福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指着基辛格说：
“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美方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他不要我去见上帝！”
美方人员这才知道是自己虚惊了。基辛格得意地扶了扶眼睛说：
“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
“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基辛格故作吃惊地说：
“如果你和上帝同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博士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上帝和我的关系，厉害呀！”毛泽东喜欢和基辛格开玩笑，他是越说越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疑惑地问基辛格：
“他是给上帝下命令了吗？”
毛泽东抢先说道：
“是向我下命令！”
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写道：
“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病逝，终年77岁。
在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审定的追悼词中，称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在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1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12月20日，毛泽东在叶剑英18日以个人名义报送的《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上批示：
“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第82个、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生日。毛泽东早已发话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因此，诺大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没有一点祝寿的气氛。
毛泽东躺在宽大的睡床上，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了一些。李敏和李讷都回来了。姐俩平时很少回家，很难见到爸爸。她们围在爸爸身边，说着，笑着。毛泽东很高兴。女儿们又听到了父亲乐呵呵的笑声，他也又听到了女儿们的祝福声。
这时，工作人员轻声向毛泽东报告说：
“有一位农村妇女非要见您，说是给主席送寿礼来的。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她都不肯走。”
“农村妇女？”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停了一会儿，他嘱咐说：
“去代表我谢谢她，礼物不能收，还是劝她走吧。”
大约10分钟后，工作人员又转来报告说：
“讲了很多道理她也不走，她说是遵照她父亲的遗嘱，有重要的情况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她父亲是谁？”
工作人员说：
“她没有讲报告什么，只是说她父亲是西柏坡的老支书。1948年12月26日大清早，她代表她的父亲和全村人给您送寿礼。开国大典时，主席还派专车接她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说她叫小樱。”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小樱，我想起她了，我记得，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吧。要有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
小樱进来了，她看见衰老多了的毛泽东，一下子跪在床前，动情地哭了。毛泽东看着昔日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怎么也认不出27年前的小樱了，也不由得心里一酸。他伸手拉起小樱，让她坐下。小樱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本来有一肚子的话，现在也开不了口了。毛泽东亲切地问她说：
“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小樱“我……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说：
“不要怕，大胆地讲真话。”
小樱这才说：
“不少人议论您老人家听不进反面意见，只高兴听假汇报，相信瞎宣传……”
小樱说到这里，又不忍心说下去了。毛泽东说：
“说得好，快说，全都说出来。”
小樱摇摇头，说：
“没有了，就这么多。”
毛泽东早已猜透了小樱的心思，就说：
“怎么会呢？你还是怕？怕什么？有我支持你，你大胆地讲真话吧。”
小樱被毛泽东的话感动了，就鼓起勇气说：
“西柏坡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公社搞了这么久，社员们的生活还是改善不大，农村还是很穷……”
毛泽东听着听着，感情冲动了，开始是睁大双眼，感到震惊，然后就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坐起来，拉着小樱的手说：
“讲得好。讲得好啊！今天我破例，在我82岁的生日里，设宴招待你。”
小樱激动得大声哭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让厨师准备饭菜。小樱一听，马上止住哭声，起身告辞，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樱坚持要走，毛泽东怎么也留不住，他再三说感谢小樱讲了真话。
12月31日午夜，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仰靠在书房外的沙发上，等待着两位来访的美国客人。他面色蜡黄，头发稍微有些乱，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呼吸有些困难。
1976年1月1日，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美国已故的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在乔冠华和黄镇的陪同下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起来，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迎接客人。待毛泽东站稳后，其中一位女士用手抚平他的头发，随即和另一位女士退后几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影机的耀眼灯光前，毛泽东和来访的这一对年轻小夫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戴维感觉毛泽东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两位女士又搀扶着毛泽东回到沙发椅上坐下。戴维一直凝视着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突然笑着问：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吃了一惊，毛泽东虽然底气不足，吐字还算清楚。在戴维看来，毛泽东的声音与他那超乎想象的苍老十分不协调。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回答说：
“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上半部很……很出色。”
毛泽东听完工作人员的翻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朱莉询问她父亲当年会见毛泽东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她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请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说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朱莉换过座位，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她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说：
“我爸爸给您的。”
毛泽东打开信，看了一下，又用英语低声读出了信尾所署的时间：“1975年12月23日。”朱莉和戴维对望了一眼，显得异常兴奋。朱莉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让毛泽东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也显得很兴奋，再次和朱莉握手，微笑着问：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好多了。”
戴维插话说：
“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
毛泽东说：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戴维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毛泽东说罢，又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利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戴维和朱莉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戴维说：
“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还对戴维说：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该分手了，毛泽东又对朱莉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10年之后她将是了不起的！”
朱莉和戴维乘坐的红旗轿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朱莉轻轻地问丈夫：
“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这次会见，使两位美国客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斗争”。朱莉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朱莉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第2天，《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夫妇的消息。
欲知毛泽东此后处理国家大事？且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