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一生（第371章）

话说1976年1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面还印着毛泽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笔迹明显有些颤抖。

各大报纸同时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中写道：发表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社论中还发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他两手颤抖，连举起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在此时，张耀祠匆匆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闻此噩耗，禁不住泪水双流，泣不成声。张玉凤立即拿来蘸过热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眼泪。

毛泽东许久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朝侍立在一边的张耀祠挥挥手。张耀祠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他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旦听说周恩来去世了，立时便有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更主要的是，周恩来这一走，使他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失去战友和助手，他心里自然是十分的难过。

这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眼泪为他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地溢出了两行泪水，而他仍旧是一言不发。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病逝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全国人民像毛泽东一样，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告别周恩来的灵车。

1月12日，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示中，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14日下午，中央将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草稿，他听着听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据张玉凤回忆说：“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据张玉凤回忆说：“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宣读了追悼词。

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邓小平心中却燃起了一线希望。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其中写道：

“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问：

“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据张玉凤回忆说：“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月24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唁电。

按照惯例，在唁电末尾的署名中还有总理的名字；但此时华国锋的代总理职务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就没有署他的名字。

在春节期间，毛泽东请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他看着这部电影，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地流着眼泪。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毛泽东一问她，她流着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顿时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毛泽东搀走了。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除夕之日，这天晚上，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那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毛泽东的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除夕夜。

这时，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连“饭来张口”也非常艰难了。年夜饭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吃的。他在病榻上侧卧着，只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就不吃了。工作人员搀扶着他下床，把他送到客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看看眼前日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歉意地说：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立时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拿到值班室外放了一会儿。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他那瘦削、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

“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小平区分开来，撤销邓小平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28日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后来，叶剑英对邓小平说：

“看形势的发展，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提醒他说：

“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2月2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作为1976年1号文件正式发出。《通知》中说：

“1、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2、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3日这一天，张春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他本以为邓小平正在受批判，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按照递进的顺序，自然是他这个第二副总理的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又提了一个华国锋为代总理，心中就十分懊丧，于是便写下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的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评述中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评述中还使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振”一语，作为邓小平的代名词。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了外国驻华使节。

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文章中将“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振”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2日，毛泽东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刘大杰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在1975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他还在信中说，他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一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激。”

这是毛泽东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2月20日，江青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丁盛等人谈话时说：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啦！”

“要集中精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2月23日，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应邀于2月21日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这一次会见，持续了1小时40分钟，中方只有毛远新、张玉凤和翻译等少数人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身边。

后来，尼克松对毛泽东接待他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1976年我再度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一个本子，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毛泽东，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此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话，的确连翻译都听不懂了，他们有时求助于护士，有时连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说的话。”

据张玉凤回忆说：“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请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话语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说：正是由于张玉凤的聪明伶俐，她在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位党内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张玉凤是代表共产党人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的呵！”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出不少风言风语，目的就是要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就是这样的无稽之谈，一时间也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张玉凤的爱人刘爱民曾经对某报记者说：“最了解张玉凤的是我。她是个诚实、正派、直率的人。我们没有因为各种风言风语的干扰而失去幸福的家庭。”后人有《狂犬吠日》一诗云：

一犬吠影百吠声，公母大小各不同。

此也鸣，彼也鸣，泥牛入海原是空。

声嘶力竭为底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且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分批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华国锋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这一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而整理出来的，其部分内容前边已经按时间顺序作了交代，后边还要全文敬录，这里不再赘述。

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后，又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

当前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同志，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她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3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去年4月底突然袭击，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到6月。凡是造反的，他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

“去年7、8、9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步的谣言很多。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75年1月出来，刚刚只有1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那个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

“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转对张平化说：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

张平化说：“是。”

江青接着说：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点。有一些还有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害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邓小平整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是，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位封建的伟大的女政治家。她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据纪登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后来发生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也同样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再坚持他认为的错误的结果。邓小平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错误地估计了毛主席对他定的既定方针的喜爱和对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结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为毛主席那时在病中，毛主席对江青再三交代：‘你就是观察国内的动态，研究各种力量的对比，少讲话，少表态，少出风头。国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研究这个问题，组织好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些话我们听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没有很好地理会。最后还是毛主席为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曾经向江青建议：‘你不要冲在前头，主席是要你隐蔽一点呀。’江青冲着我喊道：‘我不冲在前头不行呀，有几个在真心实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着急呀！’弄得我无法再说什么。”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泽东逐字逐句地审阅了他的指示和通知内容，并在3月3日6时在文件中批示道：‘同意’。

通知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报告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内容，根据纪登奎保存的资料，全文敬录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新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感觉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历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的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规，有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3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国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像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有一些区别，邓自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还印发了华国锋在2月25日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江青就这样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开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点就是处处革命，时时创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维是不那么相同的。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跟不上的原因。’这话现在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他对邓小平始终在研究，是在观察。邓小平的东西，毛主席总是让身边的人员给他念，给他讲。后来他对我们说：‘我以为他重新站出来能有什么新东西，搞了半天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唉，这个人改也难了。我每次都对他抱有希望，可是他总是使我大失所望。’这话，我们没有选进去。毛主席的话，批判太严重的内容都没有选进来，选择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内容。选择的时候，张春桥曾经这样说过：‘子弹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点余地，逐步地发表。这样便于我们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把这场斗争打好。’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充分地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度时间里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来的省委和各级领导都打乱了，开展了群众性的夺权斗争。这种方法是在那种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不是那样了，是在各级领导和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的发动群众，不让群众组织战斗队，不准进行串连和打乱党委部署的情况下进行。这是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我们要充分地掌握各种斗争的技巧，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敢说，江青说不出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图的。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批判邓小平的话，但是也是针对当时全国的整个形势而讲的。毛主席这个人一辈子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是绝无仅有的伟大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几百年出这么一个领袖。毛主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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