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经的这几个领导人，你不知道的几个“秘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为何会明升暗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林彪为何会在1950年代对自己的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
叶群这个人物在林彪的身边特别重要，她是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属于1937-1938年去延安的革命女性，那时去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其中之一。
叶群在延安整风中被整过，整的时候不知道是神志昏迷还是半真半假，曾经把面盆当成尿盆，用一个盆，那个时候比较困难，这个盆洗脸用，打饭用，尿盆用，三用，也就是说被整得不轻。当时叶群曾经是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所以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找一棵大树，找一个大锤，终于找到了林彪。
她是有文化的，懂俄文，曾经在50年代翻译过俄文的东西，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中，跟她的夫君一同韬晦，闭关不出，深刻地研究宫廷政治，深有心得，夫妻共同在读书。林副统帅读书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他读书是在50年代，苦读，天天读书，研究宫廷政治学，而且是夫妇共同把书读。
叶群和江青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当她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增加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但与权力接近了以后就霸道起来了。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这两人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风格。
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情况，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马恩列斯毛都会讲，同时也会讲寨子里面的语言，跟她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林彪在这方面说得很少，林彪是不太说的。
那么，叶群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江青是听毛的，当然，江青能影响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太英明了，谁都不能骗他。
而叶群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林叶是夫妻店，林彪在50年代漫长的赋闲十年里面，已经形成了对叶群的依赖性，他们两个在家里冷冷清清，但应该讲夫妻是共患难的，他对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
而叶群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宫廷政治学很有研究，林彪从多年的经历中间相信叶群的判断力之准确，而且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成天没有兴趣，又不喜欢吃，也不喜欢玩，这个灰暗的人生啊。成天研究宫廷政治学有什么意思？比如我们的贺龙元帅对食品对体育等都有一些爱好，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天天枯坐在房间研究二十四史，所以心情灰暗，而且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点，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一定要迟一个小时，甚至要迟一天，等太太的意见，他对他太太的这个政治敏锐性有很高的评价。
每一次上天安门，叶群给林彪的意见把关，把关的核心是捧毛、捧江，给他的所有意见都要加上捧毛主席、捧江青的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林副统帅每一次上天安门都是叶群导演的，就是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钟到，为什么呢？早到太多的话抢毛主席的风头，迟到的话，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对这个一分钟的把握是很难很难的，叶群不知道费了多大劲，林副统帅跟随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你早到五分钟十分钟在那儿干吗啊？你是不是结党营私啊，你是不是跟别人打招呼，要拉拢人心啊？所以叶群给林彪设计的是早到一分钟的策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协调和毛、江的关系，因为林彪有的时候和江青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叶群协调。第四点，代表林彪指导军中重要的人事事务，叶群是管军队的，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但所有指示都要经过她。
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的揽权都知道，但是不加以制止，他是把叶群看成林彪的替身来看待的。
一位红军将领的死为何引发1958年两位老帅矛盾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
由于路线斗争和年代的久远，加之当事人回忆的不一，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说法不一。
最早对余天云死因作出结论的是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死于心理的脆弱。余天云的死，震动了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毕竟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说余天云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张国焘又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导致自杀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一部分人由于“左”倾观念比较严重，把余天云塑造成“反对南下”和反对“另立中央”的英雄，说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最后导致余天云死亡。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余天云在1945年七大召开时获得了平反，还被授予烈士称号。应该说，余天云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如果是因为“反张国焘”之说而被评为烈士，则显得有点狭隘，余天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说他是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英雄有点拔高之嫌。
余天云死因的第三个结论和刘伯承元帅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是刘伯承间接地害死了余天云。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的。
近年来，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又逐渐集中到张国焘身上来。据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主任张崇鱼采访记载：余天云有个堂弟叫余天生，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过桂林军分区副司令。1997年8月24日余天生接受采访时，为余天云抱屈，认为余天云是因为战功显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张国焘打击迫害，撤去军长职务。胡奇才将军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余天云“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对于余天云的死，官方的表态非常的谨慎。到目前为止，关于余天云的权威评价有两次，一次是《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一次是《解放军报》，两者都将死因简单的说成是“溺水”而亡。
《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是这样记载的：“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农民出身，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十一、红一、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任红四军12师36团团长。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四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2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率部参加反三路围攻。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军长。参加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4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5月，参加上门战役。7月，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同年冬，在川康边地区参加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不久，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1936年4月，于四川丹巴渡河时，溺水牺牲。”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解放军报》2006年8月31日，专门刊发了题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文章。对余天云的死因是这样描述的：“……4月随部队转移途中，于西康省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0岁。”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最终给了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解密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为何从来没有中过埋伏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部队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100%。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30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英雄中，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1958年罗荣桓等三元帅结伴视察地方揭干部弄虚作假
1957年进行反右派斗争时，罗荣桓已因身体原因不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还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他要求政治学院的领导划右派一定要十分慎重，要实事求是。他说：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那么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在政治学院，由于罗荣桓的干预，所以那里比其他单位少划了不少右派。当时，总政划了近百个右派，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罗荣桓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1958年3月的一天，在陈沂已定为右派后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罗荣桓亲自接见了陈沂夫妇，给予安慰。他说：“跌倒了，再爬起来嘛！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古人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你只要努力，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可能因祸得福。”罗荣桓亲切的关怀和鞭策，使陈沂深受感动。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罗荣桓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下半年，河北省徐水县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炒得轰轰烈烈，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去那里参观。罗荣桓也与贺龙、聂荣臻结伴去了一趟。到了那里，他们看到村子的墙上都刷上了白灰，上面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有其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可能抬得动的大白菜。他们来到幼儿园，只见一群为迎接参观穿上新衣服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欢迎一队队参观者。当来参观的人问他们吃什么时，他们便像背诵似地齐声说：“吃饺子、烙饼。”他们还参观了临时凑成的养老院，虽然床上铺了白床单，但四壁萧然，没有一点儿居家过日子的气氛。罗荣桓离开时不以为然地对聂帅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后来，他还向政治学院的干部讲了有关徐水县弄虚作假的情况。
罗荣桓与贺龙、聂荣臻元帅，还去天津胜芳参观过所谓“亩产20万斤”的高产卫星田，卫星田把其他田里的水稻集中移栽到一块地里。罗帅弯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风的稻棵，看到地头上架起一排鼓风机在给密植的水稻吹风。见此，罗荣桓就问公社书记：“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罗荣桓直率地说：“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不能算是成功。”旁边的一位同志笑着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毫不客气地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
贺龙向战士鞠躬道歉让高炮连住领导洋楼
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的两帧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那还是1980年，我刚参加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不久，到西南去收集资料时发现的。其中一帧是贺龙站在山丘上，手指山下的几幢小别墅；一帧是贺龙和高炮连的战士们亲切谈话。但照片却没有说明，也没有留下摄影记者的名字。为了弄清照片的内容，我访问了照片上的陪同贺龙的几位同志。他们讲述了如下极为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贺龙元帅对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的愤怒，对士兵的关爱，也表现了他处理问题的独特风格。
西南地区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由于经费很缺乏，部队亟需的营房、仓库、医院还没有全部建起来，剿匪部队送到后方的伤病员有些还躺在医院楼道里，有些武器装备油料筒在露天存放，不少部队还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
1952年秋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了美国的“华尔街”了，严重脱离了群众。
贺龙放下材料，就约上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后授上将，任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授上将，任副总参谋长)、干部部部长黄立清(后授少将，任军委空军副政治委员)、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后授少将，任第二炮兵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痴(后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等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事先也没有通知该部。
贺龙一行来到北碚的一座山丘上，远远就望见了几座新盖起来的“小洋楼”。他们来到楼前，两位房主人不在家，就径直走到屋里“参观”：这里电灯、电话、地毯、沙发、浴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贺龙从“小洋楼”出来后，抬头看到了附近山岗上有几个帐篷，便对闻讯刚刚赶来的该部负责人说：“怎么，‘华尔街’，还有住帐篷的？”
那位负责人回答：“报告贺司令员，那是高炮连的驻地。”
贺龙说：“上去看看。”就迈开大步朝山丘上走去，进了一个帐篷，仔细观看。他关切地向连长和指导员询问：“帐篷里这么黑，战士们怎么学习？”
连长说：“报告贺司令员，我们这儿还没有拉电线。”
指导员顺手点燃了煤油灯。
贺龙又问：“你们这里怎么没有自来水管？吃水怎么办？”
“我们每天到下边打水。我们换防到这里，担任保卫机关和首长的任务，战士们情绪很高，不怕苦。剿匪部队要比我们艰苦得多呢！”
贺龙点点头，不再问什么，走到外面，端端正正地站在围在帐篷外的高炮连战士面前，恭恭敬敬地给战士们鞠了一个躬，诚恳地说：“我贺龙对不住大家了。我有官僚主义，到现在还让你们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我向你们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