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批官员作风：该发声时不发声，该斗争时不斗争，“和风细雨”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接到送钱拉选票问题的反映，仅仅批示退钱了事却不制止；让贫困生请领导吃饭被曝光，第一时间不是处理问题而是公关媒体……几起典型案件，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不仅让小伤口变成大毒瘤，更让从政环境污浊、政治生态恶化。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作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可以说，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先生”，不仅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纠正“四风”新表现，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那些“知情不报、听之任之”的做法，正该好好捋一捋了。
作风建设，不仅是“不能干什么”的负向禁止，更有着“应该干什么”的正向要求。客观来说，现在顶风违纪的行为少了，党员干部做人有尺、行止有度。然而一些人却玩起了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一套，还美其名曰“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其实，对于错误的容忍，就是对于正确的挤压。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手段是置身事外，目的是讨好卖乖，麻痹了是非、善恶、真假之心，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看似好人，实则害人。有落马官员感慨，“要是当初同志们提醒一下，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塌方式系统式腐败的盖子被揭开后，当地干部反思自己“既是污浊风气的受害者，又是造成这样环境的一部分”……现实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该发声时不发声，该表态时不表态，该斗争时不斗争，面对问题冷漠旁观，看似“和风细雨”的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现实中，也存在反映问题被孤立排挤，“吹喇叭”“抬轿子”反成座上宾的情况，助长了明哲保身、哼哼哈哈的“官场哲学”。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都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既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更是一种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的官僚主义。无论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还是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抑或是爱惜羽毛的“开明绅士”，这些时常见到的角色，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党性修养、理想信念的缺失。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1954年底，西北地区群众来信反映，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习仲勋当即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什么才叫共产党员？什么才叫对党忠诚？老一辈革命家以自己的行为启示我们，对党忠诚，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于攻坚的勇气。
千言万语，说到底还是担当的问题。被誉为燃灯者的邹碧华，迎难而上、不计毁誉地推动司法改革，有人骂他不近人情，他却相信“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90多岁的杨维骏反腐30多年，有人劝他都退休了就别管闲事了，他却说“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谁欺压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面对矛盾和问题，邹碧华和杨维骏选择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的事业发展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账。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善县调研时，针对“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个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抛开呢”。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唯有每个党员干部都勇于批评、敢于斗争，才能以每个细胞的主动性凝聚起党的强大战斗力，在新时代赢得新胜利、收获新光荣。
人民网评：只会对群众“发狠”的干部怎能做好工作
近日，一段镇干部强按群众头部令其鞠躬道歉，并伴有不当言辞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经查，视频中的干部系重庆巫山县大昌镇长陈勇。巫山县委决定，暂停其镇长职务，责成纪委依纪依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陈勇的言行都已跌破公仆底线。作为领导干部，本应努力为群众服务，陈勇却摆出一副凶狠嘴脸，粗暴对待贫困群众，他被停职、面临严肃处理是咎由自取，是广大干部的反面教材。
据巫山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李泽龙家每月能领392元低保，镇里还给了3.9万元危房改造补贴。但在县里扶贫工作组回访时，李泽龙却说没享受相关政策。李泽龙为何这么说？他到底有没有领到有关补贴？扶贫款是否存在“跑冒滴漏”？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调查。
从已知情况看，李泽龙60岁，体弱多病，妻子是二级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母亲87岁，吃饭靠喂，这是个典型的老弱病残特困家庭。即便每月可以领到392元低保金，三口人的生活恐怕仍然艰难。这样的家庭无疑是扶贫攻坚战中的难点与重点，要帮他们实现“脱真贫、真脱贫”，对扶贫干部提出了很大挑战。对特殊家庭给予托底性保障，更是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勇呢？非但不体谅李泽龙家的现实困境，反而因为县扶贫工作组回访时，李泽龙的回答让他“难堪”，大为光火。陈勇对李泽龙动粗还不算，更威胁李泽龙“还想不想吃低保”，哪有半点同情心与责任心？群众领低保难道是某些干部的“施舍”吗？困难群众应当获得的帮助是个别人可以随意剥夺的吗？这不仅是行政态度上的严重错误，更折射出权力滥用的危险苗头。
在扶贫攻坚的紧要关头，干部担心上级考核没有错，但考核的压力应该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落实在提升工作效率中。反过来说，罔顾“群众利益无小事”、只会对群众“发狠”的干部，会严重挫伤群众感情，令精准扶贫执行不到位，甚至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这样的人与事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谈领导者的修养，第一条就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这个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其他都无从谈起。”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只有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真心真情对待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