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伟人的家风，让多少中国人骄傲！又让多少人汗颜...
毛泽东的家风
毛泽东的家风，有一个醒目的标签：严。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毛泽东严格的家风，为人们称颂，值得我们学习。
严以教子
毛泽东对子女品格修为的要求非常高。他教育子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对待他人。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相别19年的父亲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开始，毛岸英是和毛泽东住在一起的，但不久，毛泽东就让毛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便生气地责问毛岸英：“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毛泽东如此“苛刻”，就是要让毛岸英“接地气”，让他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疼爱有加，但也一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努力过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李讷。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因为从小上干部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在学习了《庄子·秋水篇》之后，认识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这让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进步。
行动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为和品格。因此，毛泽东教育子女：汝是党之子，革命是汝风，要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泽东却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也正因为此，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但是，毛泽东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岸英的牺牲，让毛泽东万分悲痛。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向毛泽东详细作汇报时，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开怀家国事，不言身与家，就是毛泽东严以教子家风的精准概括。
严以律己
毛泽东严以律己，有着严格的做事原则。在原则面前，他是个明白人，沉淀出了铁骨铮铮见清廉的家风。
“人不以规矩则废”。讲规矩，守纪律，是毛泽东在亲情面前的选择。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这一请求却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了。毛泽东在写给杨开智的回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后来，杨开智也领悟了毛泽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的教诲，根据自己的专长，安心留在了湖南的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简单的一句“人们会说话的”饱含着毛泽东是“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毛泽东不为“少数亲友谋利”的清廉作风。
毛泽东常常批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因为身份原因，就自以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外祖父老家一些姓文的亲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可有些人回到老家后，就以为和主席攀上了关系，在乡亲们面前牛气哄哄，甚至以特殊身份自居，不服从管理。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他非常重视，专门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的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清廉不是亲情之殇，正是因为对家人深深的爱，毛泽东才没有眷顾纯粹的亲情。毛泽东的亲情，不是营私寻亲、沾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隔线、吃透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他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用行动告诉他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是讲亲情义务的基本原则。
严以持家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在生活中，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不仅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铸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庭”勤俭节约的风气。勤俭节约，是毛泽东严以持家家风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是个“恋旧”的人，他的生活用品总是能跟随他很久，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毛泽东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来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非常为难。后来，李银桥就为毛泽东家制定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
在具体的饮食安排上，毛泽东始终奉行简单适合的原则。他很少按照保健医生的安排吃所谓的营养餐。每日三餐，他吃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毛泽东才会同意多加几个菜，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顿便饭。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算是毛泽东的儿女们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毛泽东家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儿女们与他同桌共餐，儿女们平时都是去机关食堂就餐。当然，毛泽东的生日餐并不算是生日宴会。毛泽东非常反感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他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
毛泽东深知：吾是无产者，勤俭是吾本。所以，他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根据李敏的回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解放后，虽然生活好一些了，但毛泽东仍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在这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做了一件睡衣，而这件普通的睡衣，他却穿了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下了73个补丁。这些补丁，体现了毛泽东的家风。
周恩来的家风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就业上学等问题。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在考虑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长辈，以减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的责任，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家风。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家规中要求：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周恩来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进了后辈们心中。
从这10条家规可以品出，周恩来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十分严格，也十分具体、细致，细微中透着关怀。周尔均是周恩来的堂侄、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队被批准入党，很兴奋，立即把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了回信，在祝贺的同时，提出三个必须：“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周尔均深有体会地说：伯伯对我们的要求“看似无情胜有情”；“他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
周尔均的体会是十分准确的。周恩来虽然对亲属要求很严，但却是一个充满温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他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因曾经照料过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万分。在战争年代，他把父亲接到身边养老送终。装着父亲遗像的皮夹，他始终贴身带在身边几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细细品读周恩来的10条家规，有两点核心内容。
一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周恩来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她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不是。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的党员很少，所以把我抽调上来。”周恩来听后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嘱她的含义，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北京市人口，国务院曾出台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调往外地。当时，周秉德在朝阳区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领导找周秉德谈话做动员。周秉德说：不用动员了，四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周秉德调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来又随丈夫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周恩来对侄女的做法很满意。要求后辈不搞特殊，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二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和侄女周秉建为例，他们都曾经为参军问题受到伯伯的关注。对周秉钧，周恩来希望他穿上军装；对周秉建，周恩来则要求她脱下军装。这一穿一脱，体现着周恩来严格的家风。
1961年夏，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到学校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事后，周秉钧向伯伯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在谈话中，周恩来问了一句话：“那大学就不考了吧？”周秉钧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周恩来又问：“既然决心参军，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周恩来的意思实际上是让他不要参加高考了。为什么呢？周恩来对周秉钧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不足，政府研究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不但加强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也减轻了农村对城市商品粮的负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周秉钧根据国家需要参了军，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飞了近20年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30年。周秉钧后来才知道，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被周恩来动员参军的另一个城市青年是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龙飞虎的儿子。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两年半以后，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的周秉建怀着高兴的心情回北京过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当面去汇报情况。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两位老人误以为她是“后门兵”。她到西花厅时，周恩来正站在院门口等她。看见周秉建，周恩来很高兴，迎上去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小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强地吐出一个字：“能。”在饭桌上，周恩来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中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事后，周恩来又派他的秘书专门到部队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去当兵的，确认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当的兵。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几天后，北京军区有车去内蒙古，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约见周秉建，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那天，天下着雪，气温很低，周秉建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周总理对自己的亲戚太严格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体会到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那阵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来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在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这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赵炜说：“周总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
对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他的晚辈们感触颇多，邓颖超体会更深。她曾经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他们结婚后曾经协商，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间，他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的资历和她对革命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周恩来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将其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家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建立的严格家风和具体家规，不仅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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