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刘鹤！（刘鹤系国务院新任副总理）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是一位真正的专业学者，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行合一的洞察者，更是有着坚定改革理念、大国理念、知行合一理念的真性情者。
这里，我们忍不住找来《中国新闻周刊》推出的一篇重磅文章，深度解码这位务实的行动者。
10年之前，资深媒体人凯雷、海岩曾到海里访问过刘鹤，之后形成了逾三万字的采访稿，今天就撷取其中23条印象深刻、有趣、有料的金句与大家分享。
十年后回想，仍给我们以思想的闪烁与洞见。
1、“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
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
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2、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
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 37 46342 37 17278 0 0 4903 0 0:00:09 0:00:03 0:00:06 4904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
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3、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
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2016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注：本文首发于2016年6月13日总第759期《中国新闻周刊》
延伸阅读
到海里访问刘鹤未见报稿逾三万字
资深媒体人10年后撷取23条金句分享
作者：凯雷 海岩
11年前，2007年两会后，我和香港文汇报资深财经媒体人海岩到海里专访人大校友刘鹤，见到校友，这位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隐形学者”敞开心扉，谈历史，谈当下，谈个人当兵求学举办事业做研究，谈人民大学谈五十人论坛……问无不答，知无不言，访谈3小时，逾4万字。
刘鹤是一位真正的专业学者，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行合一的洞察者，更是有着坚定改革理念、大国理念、知行合一理念的真性情者。他对我们的写的内容一字未改，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11年过去，刘鹤讲的内容，我想起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他一个上午传递出的坚定的理想理念与智慧谈吐与洞察，令我和海岩今晚谈及，那闪光的智慧片断让我们忍不住回看、讨论，浮现在脑海。
这里我们忍不住撷取23条印象深刻、有趣、有料的金句，十年后回想，仍给我们以思想的闪烁与洞见，撷取百分之一，和大家分享先。
1.我觉得许多经济学家的眼界比我们要深得多。
2.之所以就选择人民大学，选择工经系，四个现代化中，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支柱就是工业现代化。在这个背景下就选择了人大，读本科、研究生，当过一年教师。
3.插队在吉林陶安县白城，当时若是留在北京最好的工作是在北京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
4.还有一个感觉是民间的智慧和潜能超出想象，很多普通的农民讲历史典故、讲英雄人物、讲文化，比城里的人要强得多。学农活，对人的锻炼比较大。
5.（参与八五、九五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世界最前沿的。中国作为搞经济工作的人，非常幸运的就在于这一点。他所研究的问题都是转轨经济大国遇到的最前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作为中国政府官员是不能不理解和回答的问题。
6.如果说个人的信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希望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
7.我认为应该率先加大改革的力度。中国的很多改革都做了，高校的改革现在需要积极地探索。
8.在肯尼迪学院，给你一个600种不同课程的单子，你自己去做“windows shopping”，“team work”。出的题特别刁钻，超出任何个人的智力能解决，必须有四五个人讨论……
9.跟着时代走，中国不知不觉走在世界前台。所以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知识界、报界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要做一个负责的大国。
10.科学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但是要与时俱进，还要开拓创新和脚踏实地。【实际并不是要变得特别现实】，如果你能很好地解释实际，这本身就是科学。就是发生了什么，你的解释本身就是科学。
11.在北京无线电厂，最初当模具钳工，是做半导体模具外壳的工作，兼车间团支部委员。这个工作使你树立一种整体意识，除了干活之外，还需要工作进度监督，形成工人阶段综合的思想意识。
12.我是1997年到国家信息中心当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国家发改委的常务副主任，我是法人代表。当时到国家信息中心的最主要任务是把一个国有的事业单位转制改革，后来办公司都是转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信息中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事业机构，在全国各省各市都有分支。是庞大的一个系统，【全国有几万人，北京也有几千人。所有的优势都具备，但是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国有事业单位要断皇粮】，断皇粮以后，这种事业单位该怎么办……
13.我的一个很主要任务是怎么构建一个新的体制框架，使它焕发活力。当时在信息中心赶上新经济的IT泡沫，信息全球化的背景。【当时我兼7个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在事业单位当了6个机构的法人，同时创办了中国五十人经济论坛】。那时特别忙，特别累。
14.我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需要的政府官员将越来越多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学者型官员】，否则难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知识的爆炸，不断变化的事件以及很多新的情况，政策很难具有预见性，或者对事件的深刻的理解。
15.中国的改革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改政府，过去改企业，改微观，现在改政府，政府能不能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整个体制，第二就是在中国推广新技术，从政府做起，带动企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16.我到现在都认为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的难题，是有可能通过信息化方式解决。比如现在农民工的管理和教育、社会保障，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所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推动中国建设，带动中国信息化，这是一个至高点，这个至高点始终是正确的，但是走的路还很长。
17.母校应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敢讲真话，坚持真理这些优良传统。因为人大在国内和国际形象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更结合实际，所以在这方面应该继续发扬。
18.当时选择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母亲是人大五十年代的学生。感觉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比较结合实际的人才。人大和其他学校相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多地参与实际的政策研究，甚至参与实际的决策……
19.我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国家，在面临着全球失衡和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仍然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重要的是尊重市场经济发挥的作用，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
20.怎么使经济摆脱这种萧条，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衰退中复苏。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激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热情。
21.你必须从全局考虑问题，要求你有这种思想方法，而且特别能够忍受寂莫……你不是决策者，你提供的是服务，需要默默地做一些事。
22.很多事涉及到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使得你不得不追踪这些事。长期要做一些准备，比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和环境变化、石油不够用。
2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摸着石头过河，走中国自己的路。
★改革再出发！刘鹤这篇旧文值得重读
今年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最后三年的冲刺，中国的全面深改措施需要狠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但任务依然艰巨。于此同时，2018年也是2008年世界级的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2018年，注定不平凡——
这10年间，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受挫。当世界经济惊魂未定之时，2018又以一次全球股市大波动开场。十年一危机，2018年的世界经济，再次迎来大挑战。而中国身处其中，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所以，2018开局之时，不妨再回顾下中财办几年前做的一个课题：“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比较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异同。虽然两次危机看起来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有不同，但很多共同点却是世界经济的“老毛病”，足以为中国2018年改革再出发的镜鉴。
当时的课题负责人是刘鹤，他为研究报告写过一篇序言，可以再次推荐阅读。刘鹤当时判断说：
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此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和平崛起。
侠客岛截取了其中的部分，以飨各位。顺祝大家开工大吉！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2008年）之间只隔了30余年。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图：两次危机之前，美国均处于金融监管宽松时期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图2：两次危机前美国收入两极分化达到历史高点（最富1%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图3：1870-2010美国债务率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
图4：两次危机发布前的货币政策
7、危机爆发后， 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图5：危机发展过程中意外不断数据：ReutersEcowin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
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图6：危机前后世界经济实力对比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三点政策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节选自《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刘鹤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