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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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畔时空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地下党员。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唐绍华将殷杨安全送出南京

张道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张道藩的下属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当作国民党特务逮捕。

根据当时的政策，像唐绍华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一天，监狱看管告诉唐绍华，上海公安局长扬帆要见他。唐绍华很奇怪，他这个小案子难道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扬帆的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

已经是革命胜利者的扬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道公”，是扬帆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扬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心。然后扬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

唐绍华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说明唐绍华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唐绍华身负特务之名，和国民党和“战犯”张道藩，都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有机会让他去北京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唐绍华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

扬帆当然知道唐绍华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而且国家也需要外汇。”这明显就是在暗示唐绍华逃离大陆。唐绍华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发展，为国家、为人民赚外汇。

这样，唐绍华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市公安局发给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万千,扬帆的命运众所周知。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是中共队伍里难得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曾做过大学教师，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2年，他加入中共组织，并在上海从事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他率领上海人民慰问新四军代表团，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名义奔赴皖南，随后留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新四军政委项英的秘书。不久，他被调任军法处副处长、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可算是粟裕的老部下。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与市公安局长扬帆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一案震惊全国，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9以87岁高龄逝世。

晚年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道藩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扬帆义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才。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剧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着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扬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毫无疑问，张道藩、唐绍华和扬帆，各自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放走扬帆，无论是对张道藩还是对唐绍华来说，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但对扬帆而言则完全不同。扬帆清楚，放走唐绍华之后他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被关押了10个月。放走恩人唐绍华，将承担怎样的风险，扬帆心知肚明。在这个问题上，扬帆对情义、良知、道德的考量，超过了一切。

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扬帆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