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给我一个关注，还你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作者：高华
来源：作者著《革命年代》
1948～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很多史料也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入“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渴，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入北朝鲜避难。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戡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慨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
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憎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白崇禧
对于白崇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
内战初，蒋介石的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 (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责美国袖手旁观，不救他。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自己和“党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先津贴，准予报销。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入解放军之手。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将失信心，兵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是从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泽东看到新形势了，就改说：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国民党那里，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内部盛传就成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以这句话做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让国民党“从容做好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大家对军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