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年代记忆：改革印记在庙堂，也在江湖

2017-10-08 李玥潇厉李翀 坤哥007

--- 第 313 期 ---

2017/10/08

“年代记忆”专题报道

改革印记在庙堂，也在江湖

作者：李玥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03版）

前不久，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播出。一时间，人们的记忆又被拉回到改革开放前。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深入反映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国青年报》请不同年代的读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故事，这一组特殊的“年代记忆”，成了改革的印记。

我们寻找的改革印记，在庙堂之上，也在江湖之中。政策从文件上走下来，从这个国家的首都出发，走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敲开每一扇门。国家的每一个改革脚步，也一一收藏在个人的影集里。

1977年，上山下乡的学生越过沟壑，在高等学府里集聚。一双双种田的手、扶犁的手、牵牛的手，重新变成握笔的手，开始奋力书写这个国家的未来。

上个世纪80年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出现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身穿粗布衣衫、时髦T恤衫的人开始涌向这片南中国土地。有人第一次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中国的街道上出现更多老外的身影，蓝眼睛、黄头发吸引了许多好奇的打量。在北京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中国个体第一家”的牌匾挂在一间餐馆门口，这是一位擅长做菜的厨师留在时光里的改革印记。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国仿佛按下了加速键，洋快餐、公用电话、变速自行车依次登场，拿着大哥大、开着高级小轿车的人定格在黑白照片上。大幅证券广告牌上，金币像雨点一样砸下来。勤劳的人们耕耘在一块块农田上，产出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未来。

迈进21世纪后，WTO（世界贸易组织）出现了中国的身影。白头发的萨马兰奇先生高调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时，中国沸腾了。几年后的国家体育场里，一个古老又年轻的东方大国，笑迎八方来客。

就是这些场景、这些照片，让一个个具体个体的记忆，拼凑成一份历史的底稿。这些记忆，形形色色，各有特点却又极为相似。在国家改革的浪潮里，每一朵浪花都有意义，每一个个体都不会被忽略。

如今，改革仍在继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些看起来宏大的概念，最终落脚在住房、教育、医疗等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上，落脚在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社会里。

快速增长的GDP也把百姓的钱包装满，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升。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动动指尖就能让一切成为可能。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深，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各地。脱贫攻坚战役持续打响，扶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指向山野里的每一户人家。

就在这样的每一步改革中，我们创造历史、成为历史、告别历史。每个人突突跳动的脉搏，都在此时此刻，在这片苦难辉煌的土地上，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同频共振。

一位“恢复高考”见证者的回忆

作者：潇厉 (50后，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03版）

我的大学记忆，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求学与任教的40多年里，我的人生，一直行进在教育的变化之中。从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大学老师，再到攻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再到晋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一路走来，感慨颇多。

恢复高考，让我看到受教育的希望

一切还是要从1977年说起。

40年前的一个早晨，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一场“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拉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这是中断11年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在那之前，接受高等教育，于我而言，仅仅是个梦想。

后来，我有幸通过考试，成为1978级大学生中的一员。我背着从家里带的衣服、被褥、蚊帐、席子，满满一包行李，一路到学校，心里总想着，终于有机会念大学了！

求学期间，寒来暑往，带来带去的都是书，塞得满满一个行李袋，特别是“大块头”的词典等工具书。后来，又冒出了许多新鲜的学英文的“玩意儿”，比如短波的收音机。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了电子词典，在我的学生的行李中，大部头词典都被替换掉了，他们肩上的负担与当年我们相比轻了许多。

“老三届”的大学生活

40年前，对于学习的渴望，与家庭的重担，就这样一同袭来。年龄跨度是巨大的，可以从十五六岁年龄、高一就参加高考的少年开始，到30多岁的“老三届”，毕竟到了而立之年，在求学的同时，他们还需要养家、养孩子，“拼命”地省下助学金养家。

白饭、馒头，加上免费的清汤……这是一位家庭困难的同学每顿饭不变的“标配”。在吃白饭、清汤的时候，你还会不时听到他在念念有词——“红烧肉、辣椒炒肉丝……”以帮助下咽。在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后，大家纷纷从每月仅有的18元伙食费里捐出一部分，帮他渡过难关。

正是这种坚持，让这些“老大学生”——同学中的老大哥、老大姐，在而立之年开启了梦想之路，他们的人生从此有了转折。

课余时间打打球、唱唱歌，那是属于大家的“自娱自乐”。夏天的篮球场，阳光炙烤着大地，锈迹爬上了老式的篮球架，周围丛生的杂草伴着阵阵蝉鸣。而现在，每当我走过被粉刷一新的篮球场，我的青春回忆总会被再次唤醒。

黑板变白板，教学的多媒体“进化”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方高校，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我再次选择了学生身份，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后来成教授、博士生导师。

又回校园，几十年，宛如弹指一挥间。教育的硬件水平、信息化程度以及多媒体手段给课堂教学带来的改变，真是“天翻地覆”。

那时候，学校已经有了计算机，教学方式已经开始有了改变。慢慢地，课堂的水泥地被贴上了瓷砖，黑板变成了白板，粉笔换成了油性笔，教室里更多了来自投影仪映出的光影，书本、黑板、粉笔这传统的教学“三件套”，已经“进化”成了多媒体教学。不仅是学习书本知识，如今的学生在学校也能创新创业，先进的教育理念就这样连同教学设施，一道往前迈进。

从学生到老师，一路走来，从学习方式、课堂教学、思想观念，到课余生活，40年来，国家教育领域的变化数不胜数。恢复高考让我站在一个成长的起点，时代的发展让我不断从教育改革中受益。如今，作为教育工作者，每当我看到一届届学生怀着对知识的好奇心走入校园，一届届学生学成顺利毕业，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求学的自己。

跨越半个北京城的那条路

作者：李林茂（60后，国企员工）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 03版）

年近六旬，或许是年纪大了，这些年，我感到北京“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有时，我会怀念初到北京定居时的样子——拉着一车西瓜的毛驴悠闲地甩着尾巴，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泡沫箱旁卖着冰棒，一口京腔的售票员拉着长音报起站名。多年前，这是北京一条寻常路上的风景。

那条路自西向东，连接城郊，从北京最西边的郊区门头沟到天安门，跨越半个北京城。天安门是我上个世纪70年代来北京定居后第一个去的景点，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带着7岁儿子第一次远行去的地方。

儿子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每隔几年，他的生活环境就会有点改变——停靠在路边的小汽车越来越多；黑白电视机被人们尘封，29英寸大彩电摆了出来；全区第一家麦当劳高调迎客，几乎人手握着一个甜筒；路边突然有了网吧，吸引着很多年轻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新地标不断出现。

前不久，我跟儿子一起去了趟国家博物馆，60后与90后再次奔向了北京中轴线。一路上，回忆和感慨颇多。

顺着马路走10多分钟就是车站，在繁华的新桥大街。现在，这里成了门头沟最热闹的交通枢纽，十几路公交纵横交错，每隔5分钟就有一辆在此停靠，载上一批乘客开走。

我们坐上了336路公交车，估摸着再有20分钟，就能到达地铁1号线的首发站苹果园。然后一路东行，奔向目的地。

1982年，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坐的正是这路车。

336路是北京第一条远郊区县通往城市的公共汽车，它的岁数比我的年龄还要大，50年代便开始运行了。

车厢记载着一个时代：以前，车身是红白两色，体积不到现在的一半，数量少，等来一趟，至少要半个小时。现在，售票员的声音逐渐被刷卡时发出的的滴滴声以及千篇一律的电子播报所替代。我想，可能再过几年，无人驾驶就大规模上路了。

这条通往地铁站的路，现在有了高架桥，公交前行的速度也变快了。车窗外，曾经低矮的平房变成了商场和写字楼，包裹着绿色屏障的建筑物破土而出。

我20岁时，在石景山的首钢工作，经常走过这里。1980年前后，摊贩驾着毛驴拉着瓜果蔬菜在道路两旁贩卖，被扒下的菜叶散落一地；交警站在十字路口的台子指挥着车辆；28型黑色飞鸽牌自行车遍及整条车道。

有了儿子以后，这条路似乎被按下了加速键：修路的声音变得频繁，站在老远都能感到脚下的震颤；卖糖葫芦、雪糕、掉渣饼的门面房被统一规划进了菜市场；自行车越来越少，小汽车呼呼地跑上了路面。

地上的风光很热闹，地下同样如此。

北京地铁1号线至今都能看到时代的影子，地砖有了碎裂纹，台阶被踩得变形，石柱子斑驳了——但它却不服老，纸质车票被一卡通取代了，车厢总在更新换代，车门上贴着各类互联网产品的广告，电视屏幕上滚动的都是行业前沿信息。古老的1号线里，两个时代不同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历史。

如今的1号线西起苹果园，东达四惠东，跨越门头沟、石景山、海淀、西城、东城、朝阳。80年代时，还没有天安门站。我要在前门站下车，再步行一两公里才能到天安门。

时代在进步，交通越来越方便，从门头沟到天安门，这条路上风景日新月异。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这条路的变迁，也见证了时代发展。

到第一家个体餐馆尝一口“改革的味道”

作者：李翀（90后，新媒体小编）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03版）

不久前，几个朋友说要去一个“有故事”的店里吃饭，号称是“中国个体第一家”。我对此饶有兴致。有故事的吃处总比寻常店家更有几分乐趣。

在靠近中国美术馆和华侨大厦的一条小胡同里，除了几个红灯笼下刻着“悦宾，中国个体第一家”的老旧木质匾牌，连一个像样的标识都没有。等到一推开木门，却恍惚从幽深处入了闹市，碗碟筷响，茶盏飘香，店里20余平方米的地方，十来张桌子，坐满了寻味而来的男男女女。

到店坐下，点一个招牌的蒜泥肘子，点几个平价的小菜、几瓶北冰洋汽水，就听到有人说起关于这家店的轶事。

据说，这家店的创始人，在一位领导家做过厨师，因为做菜做得好，周边邻居们红白喜事都请她去掌勺，后来就动起了开餐馆的念头，上工商局“磨”了一个多月，惊动了很多人，历经许多曲折，才开了这家小店。

开一个这样规模的餐馆，在现在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儿，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就是个破天荒的主意。私人开店难，一则虽然已有了改革开放的声响，但对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依然没有明确政策。二来那是个所有人都还在排队靠粮票领每月一家口粮的年代，开店所需的物件儿、食材都不是轻易能得来的。据说这家店开张那会儿，就是东家借板凳，西家借粮票才勉强撑起了门面。

这家3间平房中一间改成的“悦宾饭馆”，在许多年之后，像凤阳小岗村一样，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登上过中外媒体。

30多年前，许多外国人都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体餐馆”。邻居喻奶奶记得，“以前很多老外到这儿吃饭，那时候我们家穷，吃不起。现在我们都来吃，老外倒少了”。

像我这样的90后，对这些很难想象，但总听父母说起“那过去的故事”，所以对这些带着改革开放印记的东西，我总是带有一种好奇。

总听我妈说，以前每月到24日，她就要起早排队领粮票，按着人头算，每月每人四两油，刚够糊一圈锅。妈妈是家里的老大，她和几个舅舅，个个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全挤在一间间大院隔出的小院儿里，盯着冒热气的锅盖，姥姥只担心这顿吃少了就得饿着。街上捡一片白菜叶子，就能回家煮一碗汤。所以那时候“下馆子”是极其奢侈的一件事，对于我妈一家来说，一顿饭菜一二十块钱，就吃了一家人小半月的口粮。

后来，听妈妈说，她大点的时候，吃饭不再用粮票了，家里日子也逐渐宽裕起来，每个月都吃到一顿肉，逢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父母还偶尔带他们下次馆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口子逐步放宽，洋快餐肯德基进了中国，妈妈说她曾和朋友排着长队，花8块钱吃到一份原味鸡和土豆泥，那感觉就像是吃了一份“瑶池珍馐”。

她总说我们现在这些孩子没挨过饿，不知道珍惜。说得多了，我有些烦了，就开玩笑地回一句：其实，我们也经常为吃什么发愁，不过，不是像你们那时候没有东西吃，是因为选择太多，不知道吃什么好。

的确，作为一个时常跟朋友约饭的吃货，每次看着街上林立的各色美食，天南海北的口味都想尝一尝，父母辈吃一顿饱足的大米饭都难的艰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对我们来说，吃饱不是问题，吃的东西多了，就琢磨着怎么吃出花样，吃出情调。

食无乐不欢，像悦宾饭馆这样的，来品味美食，也为品味时代故事。

从吃本身来说，这家悦宾饭馆并没有什么特别，都是些平常的家常菜。但来这里的食客，大多和我一样，是为了寻个历史的来头。在这里，可以窥见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变迁的源头。一不小心，透过翠花胡同43号，尝了一口当年改革开放的“味道”。

世界那么大，不过是“你”和“我”

黎晓月（80后，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03版）

那一天，一个羞涩的少年接受了几乎整个班的瞩目。

在1993年陕西省西安市的一间小学教室里，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敢在老师提问时举手发言。

“我的理想是……去外国。”说完这句话，我足足花了1分钟。

我清楚地记得，那位温柔的语文老师的眼睛亮了一下。在同学们一片“科学家、医生、老师”的发言里，这个回答特别极了。

“去外国”迅速引起震动。接下来的几天，在教室里，在放学路上，在小卖部门前，我因为这个“高级”的回答享受到了同学们难得的注视。男生从我面前经过，“她想当外国人”，他们指着我大笑。我好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好几天抬不起头来。

我出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还是个遥远又陌生的概念。进入90年代后，“秦始皇兵马俑”渐渐成为吸引这些“远方来客”最重要的理由。那时，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寥寥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跟着旅行团拿着地图，好奇地张望着。路上，回应他们的是来自黑眼睛黄皮肤们同样好奇的打量。

但在我家，“外国”不是个新鲜词儿。父亲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跟着改革开放浪潮，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在我出生前，他去了日本。我3岁时，他在朝鲜。5岁时，他去了美国。1992年8月，中韩建交，一年后，他作为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往韩国学习韩语。在寄给妈妈的家书里，他写道，“在韩国的中国人实在太少，我们总被当成日本人”。

对于一个年龄还只有个位数的小姑娘来说，父亲的行李箱就是我的“外国”。那些对远方的一无所知，变成了美国、韩国、日本的各色点心、糖果、零食，在我的嘴巴里接力翻滚。

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只要看到外国人，我都要扭头行许久注目礼。他们，和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打扮，这些不同，把距离拉远。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生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是童年里隐秘又遥远的梦想。

老顾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

上个世纪80年代，陕西仅有一所外国语院校拥有引进外教的资质。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站上大学讲台。美国人Howard所在的基金会作为桥梁连接中美，为陕西输送了近50位外籍英语老师，他骄傲地给自己起了个文绉绉的中文名，顾培德。

这个身材瘦长的高鼻子叔叔常驻西安，是父亲的挚友。第一次见他，他蹲下来，重复着“hello”和“你好”跟我打招呼。我藏在父亲身后，无论如何也不肯出声。那是我第一次见识一个美国人的家，吃饭的时候用刀叉，鸡蛋煎得半生不熟，蔬菜不炒生着吃。

三年级之后，我的学校开始开设英语课。再见老顾时，我能噼里啪啦地往外蹦单词，指着他家的苹果、香蕉一一对应。90年代末，来西安旅游的外国人渐渐多了起来。秦始皇兵马俑景点门口的商贩开始扯着嗓子用“Hello”招揽生意，而这些西方面孔，也学会了用中文讨价还价。这座城市里各式各样的英语兴趣班，把“中国”和“外国”用语言连接在一起。我们这些初学英语的孩子，从见到老外只会窃窃私语，变成敢大着胆子磕磕巴巴地用英语指路。

2001年暑假，我趴在桌子上给白头发的萨马兰奇写了封并没有寄出的信，向他申请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读初二的我还没有办法想象那将是一场怎样的盛会，只知道到那时，世界的模样将完整地出现在我眼前。

那个7岁时懵懵懂懂地憧憬着“去外国”的小姑娘，在15年后，和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非洲、澳大利亚的志愿者一起，陪伴奥运圣火照亮2008年夏天的国家体育场。

“北京欢迎你”化身为5只张开双臂的奥运福娃。黄头发的莎拉·布莱曼和黑头发的刘欢牵着手，用一首《you and me》向世界宣告“相会在北京”。胡同里的大爷操着带着京腔的英语向远道而来的客人问好，包裹在皱纹里的笑容连同170万名志愿者的微笑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名片。

那个曾经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世界，像是被长焦镜头一点一点拉近。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考拉的饲养员抱着这只毛茸茸的小东西，托我捎回对中国大熊猫的问候。

在英国伦敦，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越南河内，我用越南语“新早”向陌生人问好，总能遇见一句用中文说出的“你好”。

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中餐馆里，英特尔前总裁贝瑞特有自己的专座；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会为了一口中国味道排队40多分钟，这里的招牌菜北京烤鸭是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非常迷恋的中国特色。

在韩国首尔，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我终于去到了父亲曾学习过的校园。

我把这些看到过的“世界”打包，一点一点塞进行李箱，带回我出生的地方。

对我来说，一个80后，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出生的一代人，正在亲历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变迁。不仅是物质生活，还有眼界和视野，都有逐年发生着变化。

那些对“老外”好奇的打量不见了，他们成为同事、朋友、爱人。曾经向我讲述各国美景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聆听者。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老顾，结束了他作为“桥梁”的使命，带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回到了美国。那些曾经听到我说“去外国”而惊讶的同学，在朋友圈争相晒出环球旅行照片。

世界，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我和他们分享一餐美食，共赏一程美景。因为一段段旅途的相遇，成为我远在天边的牵挂。世界那么大，不过是“你”和“我”。

月饼编年史

郑挺颖（70后，学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28日03版）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将至，本来每天忙忙叨叨，想不起快过中秋节了，结果一个朋友专门开车到我单位，给加班的我送来了有机食材做的月饼，让我感激之余又感慨——中秋又要到了。

下班夜深风凉，拎着月饼回家，小区里的虫鸣已清减许多。遥想千里之外，我那日光丰茂的岭南老家，稻田里的蛙噪定然昂扬依旧。祭拜月神的阿姆阿婶后面，却少了一个盯着月饼咽口水的馋小子。

年年岁岁月相似，岁岁年年饼不同。

在我还小的时候，月饼也很小。月饼的心思也如我一样简单，厚厚的面皮，裹着浅浅的豆沙。刚刚告别饥饿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糖还比较贵，大多数小伙伴都喜欢吃甜蜜蜜的豆沙。月饼平时也是难以吃到的。一脸馋猫相，跟着母亲去拜月神，想必是那时候的表情包标配。

随着月饼慢慢长大，我也渐渐长高。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月饼，先是发福了，块头更大了，很快，黑豆沙、红豆沙、绿豆沙也日见丰满，皮薄馅足。薄薄的饼皮酥酥脆脆，闻一闻都觉得香。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粤大地，春潮涌动，我印象里大人们坐下来就是谈赚钱。村里外省来的民工越来越多，我甚至平生第一次在村里见到来做生意的越南人。街上女孩儿的衣服日渐洋气，月饼也赶时髦，甩掉身上老土的黄油纸。送礼的时候，月饼的确是金玉其外，产家一般是广州的某某酒家，更拉风的是香港的。高贵的金属盒子上印着花体的英文，图案也是花好月圆各种幸福感过剩的热情洋溢。其内嘛，倒也不是败絮，但其心机颇深，馅有蛋黄、莲蓉、枣泥、椰蓉、蔓越莓、莲藕、西梅……

这样的月饼普通人家舍不得自家吃，节前大家送来送去，辗转多手。繁华过后，月饼小姐竟成了剩女。我清楚记得，这些盒子里都有塑料袋包装的保鲜剂，保质期基本到中秋节。中秋节一过，就过了保质期。时序已是中秋，大家怕凉，肠胃也消化不了太多，更不敢吃过了保质期的食物，高端月饼结局凄凉，多数是一扔了事。

从吃得饱，到吃得舒服，终于到了追求吃得安全。

转眼到了2000年，我来到北京求学，看到很多大商场的豪华套装月饼，动辄就是数百元起步，一时过度包装的歪风盛行。

我，就是去稻香村买两块，与爱人吃个意思意思，再携手看看城市的月光。

2013年的中秋节前，送月饼的少了，原因是“八项规定”之后，送礼之风煞住了。我去大商场看了看，月饼都在打折促销，欣喜之余，我买了几盒，大大方方送给我在部委的老同学们。不出所料，他们的中秋过得清汤寡水的。

话音刚落，我哈哈一笑，打趣说：“哥送的不是月饼，送的是个风清气正的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