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里的穷人，心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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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夫妇的大寨情

作者： 国新刚 

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相信对大寨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从大寨走出来的那位头扎白毛巾的农民副总理，有点岁数的人更是不陌生。 

2006年初春，笔者出差进京，从新闻界同行那里打听到了陈永贵夫人宋玉林在北京的住址，几经周折，采访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在宋大妈北京的寓所里笔者与她一起，再一次真切感受了她和陈永贵与大寨和大寨人的一生情缘…… 

一对劳动模范的“门当户对”

上世纪60年代，“大寨”名声渐响的时候，宋玉林独身带着一个儿子居住在离大寨5公里远的城关公社。她是县里的劳动模范，在村里带动妇女们修梯田，早上做好饭带着，中午就在田里吃，一干就是一天。 

宋玉林认识陈永贵是在县里的劳模大会上，陈永贵在山西省昔阳县可以说是无人不晓，特别是1964年，人民日报刊载了《大寨之路》的文章后，陈永贵更成了了不起的公众人物。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奔好日子，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大寨不仅让周围七里八乡人羡慕，而且成为了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宋玉林知道陈永贵“天天土头土脑在地里”，是个实干家，很敬佩。

1965年，正当陈永贵意气风发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妻子李虎妮因病撒手人寰，为了不让家务事拖累陈永贵，县里领导和周围的同事，都希望陈永贵尽快再找一个能为他操持家务的伴侣。曾经是劳动模范的宋玉林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 

有人向宋玉林介绍陈永贵，说：“著名的劳动模范陈永贵需要再找一个伴，因为他家里没有人照顾，要一个家庭妇女。”后来这个介绍人跟她说了好几回，便带着她去大寨看一下。

去了大寨，人家说：“老陈在地里，去叫回来吧。”见了面，媒人就说：“你们两个真是‘门当户对’。” 

当时，大寨有32眼窑洞，陈永贵就住中间两眼，他家两边的邻居也都来了，都跟宋玉林说，跟了这个人你可好了，这个人身体可好呢，他是以身作则、爱护群众，顾大局，不顾自己地劳动，很能吃苦。他不分白天黑夜忙工作，晚上回来自己洗衣服，不麻烦别人，大家都很喜欢他。而且很爱护妇女，他说毛主席解放了妇女，妇女是半边天。 

又一次见面，陈永贵对宋玉林说，你来我家可得吃苦了。宋玉林说，我不怕吃苦，我跟你这还不一个样，你也吃苦我也吃苦，咱两个人互相都吃苦，是不是。我不过是没有你这么大的能力嘛，你给咱在外边好好地劳动，我一定把这家庭搞好，把孩子们看好，把饭在你回来前做好，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也有时间了，也不惦记家务事了。

宋玉林决定嫁给陈永贵。两个星期后，宋玉林带着儿子明善来到大寨，与陈永贵的儿子明珠、女儿明花，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一年宋玉林38岁，陈永贵大她一轮，他们都属兔。 

宋玉林老人年纪大了，有些事她的确是忘了，但只要和陈永贵有关的所有的生活细节，她的记忆还是非常清晰。

宋玉林说：“我做别的不会，做针线我会，在大寨的那段时间，他那箱子里装的都是我给缝的衣裳，我会给他张罗，张罗着穿点儿黑布，冬天我们那儿叫马甲、马褂，我给他拿下来都给它拆开，拆开都给煮黑，染得黑一点，两侧给他拉两个插手口袋，上边再弄一个小口袋，他插个小本本，他也没什么文化，也不插笔，插个本本。他这就觉得高兴了，出去大家都说，哎呀，你看看人家宋玉林把老陈收拾的，老陈，你可年轻好几岁了，他就高兴。”

在宋玉林的精心操持下，陈永贵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1969年，宋玉林和陈永贵又有了一个孩子，陈永贵和宋玉林为儿子起名叫陈明亮。那一年，54岁的陈永贵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一是喜添贵子，一是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副总理的夫人苦却很幸福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大地上“农业学大寨”浪潮的空前高涨，大寨的名声越来越响，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1973年，陈永贵在中共十大又一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了铁姑娘郭凤莲，把家庭的担子全交给了宋玉林，前往北京赴任。

1975年，60岁的陈永贵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有着许多头衔，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党支部委员等职务。

不过，他仍然是一个拿着大寨工分的农民，有报道说，当时陈永贵每年挣大寨360个工分，每个工分1.5元，山西省每月补助他100元，国务院每天补助他1.2元，有人戏称陈永贵是国务院里的穷人，而当了副总理夫人的宋玉林也确实没有感觉到陈永贵职务升迁对家境有什么改善。

陈永贵也没给家里留下生活费。陈永贵给明亮买回来那玩具和给宋玉林买回的新衣服，都被宋玉林给偷偷地卖掉了。卖下的钱，买点儿咸盐，买点儿油，家里不缺吃喝，但也要有零花，要招待客人。

每逢陈永贵回到大寨，便是宋玉林既舒心又有些发愁的日子，发愁的是老陈回来客人多、开销大，钱不够用；高兴的是一家人又团聚了。 

中央首长也经常去大寨，周总理、李先念都到过大寨，陈永贵带领首长们上山去参观了，宋玉林就摊上煎饼，玉米面煎饼、压饼，炒点儿瓜子，都放那儿了，首长们下来了，就进家了，都捏上尝尝，都愿意吃点儿陈永贵这儿的东西。那会儿陈永贵跟毛主席、跟周总理都是常来常往的，周总理都特别爱他，周总理去了大寨三次。 

陈永贵到了北京，当然也可以把家属的户口办到北京，但是陈永贵没有这样做，也阻止别人帮他这样做，就连自己的户口都留在了大寨。陈永贵曾经向毛泽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自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面上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蹲点。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陈永贵不在大寨时，宋玉林也往往只能从广播里、报纸上了解到丈夫的行踪，知道老伴今天在哪个会上讲话了，明天又去哪个国家访问了，宋玉林为丈夫感到骄傲。 

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为了照顾陈永贵的饮食起居，宋玉林带着13岁的儿子陈明亮迁居北京。

“永贵大叔”没有离去

1980年以后，陈永贵再没有回过大寨，但是他十分惦念大寨，对家乡来人， 他和宋玉林也总是热情相待。 

大寨一年给陈永贵提供360个劳动日补贴，他还兼任着大寨、县里、地区、省里的一些职务，都补助他钱。公社补助钱，地区补助钱，省里补助钱，哪儿的他都没要，都退回去了，只有大寨这360个劳动日都兑成粮票，拿上粮票到北京买粮吃。

那时候在北京，家里来的客人多，要花掉的粮票也就多，没有二两粮票买不下一个馒头，什么也得要粮票，来人都往家里放粮票，陈永贵夫妇却不要，有好多人往茶几底下、坐垫底下掖下了粮票，有时候还掖点钱。 

有的时候，他们怕客人费钱不让住旅馆，就在家里地毯上睡。

1982年，陈永贵落选中共十二大党代表，失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跌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闲居家中。

1983年，陈永贵写信给中央，要求到基层做点调查研究，中央安排他担任了北京东郊农场顾问，这个官职与国务院副总理相距甚远，不过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无论当多大的官，陈永贵都是扎着白毛巾的“永贵大叔”。 

说到陈永贵晚年最后的日子，宋玉林老人有些动情：“老陈去世之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小儿子明亮。当年的遗嘱我现在还保存着，他一共留下8300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得到的3000元钱，当时老陈的意思是全部交给党组织做党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明亮考上大学后的学费，并对他说，你把钱都交了，孩子考上大学后学费怎么办，为这，我还和他吵了一架。最后，老陈按我的意思，把遗嘱做了改动。”

1986年3月26日老陈去世那天，老陈流着眼泪对宋玉林说：“本打算再多活四年，想亲眼看着明亮考上大学，现在看来，老天连四个月的时间也不给我了，陈家至今还没出过大学生，咱俩连小学也没读过，可惜我连这点愿望也实现不了了。”说到这里，宋玉林的眼圈红了。接下来，老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沉默不语。

在宋玉林家中，你会感到陈永贵并没有离去，他已经成了宋玉林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逢有什么心事，宋玉林老人总是要对陈永贵的像唠叨两句，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宋玉林觉得组织上很照顾，儿孙们挺孝顺，她算是享上福了。

宋大妈现在行动不便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大寨，这几年虽然一直有亲戚从山西赶到北京来看她，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只要一有机会到北京开会就会来看看她。宋大妈乐于听她们讲起大寨，听说大寨有了新变化，她就会睡得特别香。

宋大妈眼力不怎么好，也就不怎么看电视，但是每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是必看的，这个时候家里人谁也不能跟她抢电视看。宋大妈说：“我就是想看看新闻里有没有关于大寨的新闻，一定不能漏看了。”她的心还在大寨。

陈永贵生平 

陈永贵，1914年生，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1959年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1961年任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7年起，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

1975年――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3年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