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与回忆丨俞梅荪：追思耀邦和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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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是耀邦逝世28周年祭日，“天狐观察”公众号承蒙作者俞梅荪先生亲自授权，特发他的亲历与回忆，以兹纪念。

   以下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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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梅荪

    今天各界依旧从不同角度赞美他，原因是我国现实所面临着太多无法或无人去真诚解决的问题，历史的困境越发明显而令人不安！在纪念前贤时，更应关注当下现实，不是期待出现耀邦这样的所谓“明君”，而是要具有现代理念，超越自我局限的政治家群体。

    2015年春节，央视一套重播《转折时期的邓小平》系列片，我再次观看剧中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奋力奔走，想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惨死的我父亲得以平反昭雪，使我和弟弟摆脱“黑五类”子女的贱民身份而正常工作；我家现住航天桥外的60平米住房是落实政策分给的，原住月坛北小街5号院财政部宿舍，父亲去世后，母亲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

走过冬天的人，

渴望温暖，

是你打开家门，

向未来跨越，

自由的空气，

是那样新鲜，

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

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

    深情的主题歌，使我沉浸在对耀邦的无限思念之中……我请中央机关的几位秘书老同事观看此剧，重温耀邦和那激情燃烧的大时代。

《1965：耀邦早春行》封面

    随后收到耀邦幼子胡德华所赠新书《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长篇书评，我拜读而震撼。

    陕西“百日维新”与胡赵万新政十年

    1964年11月，胡耀邦赴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该省原本贫困，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又大搞极左，大批干部群众被当成敌对分子，被诬为有政治经济问题而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整死六七百人，几近人人自危。不少农村无法正常生产，耀邦紧急叫停，设法解救被关押的人们。

    他奔走乡里，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向周总理反映困难，把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从17亿斤减为14亿斤，拨给化肥3万吨，拨款建化肥厂；为吃不饱饭的广大农民分别减轻征购负担，鼓励多种经营，放开农贸市场；建水塔、建路、建桥，发展工业和手工业；要求解放思想，尊重知识和人才，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努力解决了很多原本应该解决，却又没人敢于解决的极左问题。他风尘仆仆三个月，体恤民艰，兴利除弊，扶贫帮困……

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在这一切初显成效之际，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中发20号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耀邦的政绩被陕西省委视为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而全盘否定并遭受围攻。在全省三级党政部门全面揭发批判四个月，直至耀邦重病住院，尚未痊愈，又被迫出院继续面对揭发批判。在西安出差的叶剑英和张爱萍获悉，执意把耀邦带上专机而返回北京治病。之后，执行耀邦新政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省委副秘书长林牧等均陷牢狱之灾，林牧陷冤狱8年，祸及许多基层干部群众挨整。①

    胡耀邦提出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惠民政策，还权于民，顺应民意，仍被广大基层干部默默执行，而取得成效。1965年秋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24.96%，其中农业产值增长28.96%。在耀邦曾八天跑了七个县的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10.68亿斤，比1964年6.99亿斤增长了52.8%，改变当地人均口粮每月20斤以下，断粮人口达3.6万人（饿死12人）的贫困局面；粮食大幅增产，农民上交更多公粮，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这一切，超过耀邦的预料。早在6月20日，把耀邦带回北京的张爱萍将军见到陕西境内的庄稼比邻省的长势喜人而感慨：“陕西肥了，耀邦瘦了！”之后，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之举，被民间称为“百日维新”。②

1969至1971年河南省黄湖农场，胡耀邦在水田里插秧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重灾区，耀邦迎难而上，大刀阔斧地实行新政，可见他致力改革的理想信念和雄才大略。

    1976年，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冒风险冲破“农业学大寨”的“左”的束缚，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的猪饲料田地，果断实行包产到组，在贫困山区允许包产到户，还权于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连续两年粮食增产共达130亿斤，群众盛赞“要吃粮，找紫阳”；1980年又大胆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府，使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1978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冒风险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粮食增产而出现“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这与11年前，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解放生产力，一脉相承！

    1977年起，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拨乱反正，力排众议，组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建普-世-价值概念；为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惠及亿万人民，为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耀邦还顶着各种压力，支持四川、安徽打破农村管理体制而解放生产力的探索。当年耀邦在陕西初试锋芒，如今在全国迅速展开，风云激荡，欣欣向荣。

    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党的最高领导人；9月，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常务副总理。他们齐心协力，冲破传统保守势力和制度束缚，不断取得成效，深得民心，国家逐步走上正轨，形成胡、赵、万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势格局。

    1980年9月，胡耀邦支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提出的“试行包产到户”，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央75号文）而付诸实施；1982至1986年，耀邦和万里连续五年主持制定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③

1982至1986年，胡耀邦每年主持制定的五个“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胡、赵、万新政十年，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举国上下，勃勃生机。1987年1月16日，耀邦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辞职，更为忧患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疾苦。他抄录马克思的话给秘书刘崇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的，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后果。”

1989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者多次见到胡耀邦，图为4月4日闭幕式，耀邦在主席台前排右4就座，图小而显示不清（十天后耀邦去世而作者前往送别）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作者常常情不自禁走到中南海东南围墙的胡家门口，缅怀耀邦拨乱反正的光辉业绩……

    耀邦客厅飘书香

    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祭日。8时半，我来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胡府，遇耀邦长子胡德平迎面出来。他拉着我的手说：“看了你寄来的《顾明回忆录》，其中‘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当年顾明和耀邦一同历经“延安整风”挨整的困境，致使顾明在日后从不整人而宁愿自己挨整，耀邦也是如此（1939年起，20岁的顾明和24岁的顶头上司耀邦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共事多年，志同道合。耀邦在台上时，顾明从不联系，耀邦去世后，每年清明，我随顾明来这里探访李昭老夫人。顾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任顾明的秘书）。

    胡德平大哥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实，说是要赶赴陈野苹百年诞辰会议，匆匆辞别（陈野苹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协助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胡家客厅的耀邦青铜像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前来祭拜的人们络绎不绝

    客厅保持耀邦生前的陈设，桌上的耀邦青铜像，金色基座雕刻着党徽，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墙上耀邦和李昭夫妇的画像。

    客厅的一面墙都是书柜，有《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欧洲共产主义土地政策》、《革命领袖论青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问题》、《宏观经济分析》、《环境保护通论》、《周恩来传》、《雍正传》、《于右任文选》、《西行漫记》、《国际法》、《历代刑法考》、《台湾府志》等，竟然有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上学时读的法律书籍而惊喜。这只是藏书的一小部分，实际藏书数万册。

《胡耀邦传》作者张定之女张宛佳和俞梅荪看耀邦的藏书

    耀邦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每到一地，先找来《县志》细读，了解当地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当前问题。他博闻强记，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奋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我凝视着墙上栩栩如生的耀邦大幅画像，感受他在这间房里留下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我久久未能平静。

    反思耀邦“简法护民”立法观

    “百年耀邦”摄制组正在全程拍摄，面对韩勃编导的提问，我谈起当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受到耀邦批评的往事。

作者向韩勃编导谈耀邦的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1982年5月3日，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的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通过多年努力，立法规划基本完成。

    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我不服气地认为，耀邦不懂立法。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是“法由司法人员掌握即可”。

作者当年在中南海办公室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上海《文汇报》负责人求援，我因公指导其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该报社受到“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有关文件却被其盗印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1994年初，我身陷囹圄，茫然无知，被禁看法律，被枉法加害，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江平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为我做无罪辩护，败诉而受辱。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一声闷响，耀邦的严厉批评，犹如晴天霹雳，我猛醒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④

    由此可见，法治建设的前提，必须向广大民众深入普及而使其掌握，必须对司法人员监督制约，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三者缺一不可；但在实际中，三者完全缺失，法治走向反面，不幸被耀邦在1982年的批示“法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所言中。到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成千上万，法律从业人员上百万，俨然成了暴利行业；官场腐败，司法黑暗，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广大弱势群体和我的合法权益更加得不到保障，许多访民和我求告无门。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社会的转折时期，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大力开展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普法教育，由广大民众起来掌握法律，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17年3月12日，85岁高勇（耀邦秘书）前往胡家李昭灵堂悼念

2017年3月17日，在文革期间随耀邦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安家劳动多年的一批团中央干部及其子女，前往八宝山送别李昭阿姨，缅怀耀邦伯伯（陈龙狮摄）

    1977年底，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全国推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为蒙冤21年的全国55万“右派分子”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后因邓小平（当年中央“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⑦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只恢复基本名誉，未能给予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累计21年的工资未能发还。

    1989年4月5日，耀邦向李锐谈起此事，深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去世，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⑧

2017年3月12日，101岁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前往胡家李昭灵堂悼念

    把颠倒的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

    1977年7月，耀邦为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理论和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创办党校内刊《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组成员曾在耀邦家（富强胡同6号）开会十多次，在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写出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章。

沈宝祥向作者谈1977年起十多次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开会的往事

    1978年5月6日下午，在耀邦家召开的理论动态组讨论会上，耀邦亲手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定稿，4天后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载，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全国百家报社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举国上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十年“文革”乃至1949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对推动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人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沈宝祥深情地说：“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同志长期居住，在此运筹帷幄，革故鼎新，处理解决党和政府在转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有了特殊意义。不久前，我又到那里怀念耀邦，感到厚重的历史感。”耀邦1984年搬家至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这里，与中南海一墙之隔。

胡德平留下俞梅荪，签名送上《胡耀邦传》三卷本（征求意见稿）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回首1977年“文革”结束，党和政府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耀邦竭尽全力，发动各级党政部门大规模地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还在家中热情接待上门喊冤的各地访民，如赶上吃饭时间，则留访民和自己一起吃便饭。

    李昭积极协助耀邦接待上访人员，安抚受难者，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李昭对找到她办公室或尾随她进家的上访人员总是热情接待，从不嫌烦，以致她所在的北京纺织局被民间称为“第二信访站”。⑨

2017年3月12日，李昭去世次日，人们前往胡家的灵堂敬献花圈（《亚洲周刊》记者江讯摄）

    1976至1979年，我在北京清河毛纺厂（大型国企）当工人，李昭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党组书记而常来我厂蹲点，我曾见过。不少干部和工人认识她，有的很熟而到过李昭家。他们有时议论李昭如何如何，都直呼“李昭”其名而很亲切。对一些老大难冤案，他们会向李昭反映。李昭总是认真接待，听取申诉，对有争议的案件亲自调查核实，妥善处理，使一大批纺织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在北京清河毛纺厂有一批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工业学院（理工大学前身）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被开除的高才生，当年被送来监督劳动已20年，厂部及时为他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率先于全国的反右派受难者而走上科研岗位。其中有我车间班组熟悉的师傅叔叔，我看着他们从被监督改造的贱民壮工转而成为正常公民，恢复其工资待遇，其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得以充分发挥而又成了时代精英，进而谈恋爱，结婚生子，成小康之家，如今安度晚年。

2017年3月17日，近三千民众前往八宝山殡仪馆送别李昭

    当时，全党面临“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巨大障碍。

    1977年12月起，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努力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拯救了千百万受难者。

    1978年9月20日，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讲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

    耀邦下达这一艰巨的硬任务“死命令”，又不断找相关省委书记单独谈话，告诫“如不完成任务，拿你是问！”各级党政领导积极行动起来，所属信访部门努力操办，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得以迅速纠正，信访部门的职能和作用达到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当时，不少老大难案亟待攻克解决，如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是被判无期徒刑的“极右分子”，冤狱18年，出狱4年，未能改正，贫病交加，走投无路。1980年4月2日傍晚，70岁的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找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递上《申诉状》，耀邦不在家。他晚上回家，连夜审阅并批转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苹督办。次日葛佩琦拿到耀邦签署的回信，激动不已。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宣判他无罪，历时9个月，可见阻力之大也！

    1984年，耀邦要求：“对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能留尾巴，不能歧视，要使其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国家建设急需他们。”1979年，不少所谓问题严重的“右派分子”虽被改正，但却仍留下“曾犯错误”的尾巴，又被第二次改正而割去尾巴，彻底恢复政治名誉。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右派分子”陈奉孝，1957年22岁作为“反革命要犯”而关押在重刑犯监狱22年，1980年出狱，奔走多年而未能完全改正。1984年49岁的陈奉孝（山东省潍坊市第三中学数学教师）意外收到《改正通知》，彻底恢复名誉，喜出望外。在耀邦26周年祭日，80岁的陈奉孝向我谈起此事，热泪盈眶，对耀邦感恩戴德。

    葛佩琦和陈奉孝这两起冤案是当年最高领袖钦定而震惊全国的特大案件，纠正的阻力之大自不待言。耀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力排众议，为不计其数的冤民讨回公道，挽救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座谈会，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光辉一生和丰功伟业。

    在耀邦百年之际，搁置十多年的《胡耀邦传》书稿终于可以出版了，因一些“定论”尚未改变的历史局限，100多万字书稿，被删去20万字。此书的出版，毕竟打开一扇窗，可使人们洞见和思考耀邦的功过是非和精神遗产。对耀邦的深入研究，有待吾辈继续努力。

    耀邦诞辰101周年座谈会

    2016年11月20日上午，耀邦诞辰101周年，我前往胡府祭拜，胡德华大哥对我谈起耀邦的往事和家风。他忧郁地说其母李昭重病而住在协和医院已数月，回不了家了。回想2016年4月15日耀邦27周年祭日，我在胡家见到李昭老夫人被搀扶着散步。

    当日，耀邦身边工作人员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聚会座谈，回忆耀邦日夜操劳的往事。胡启立、顾秀莲、郑必坚等老同志到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中国日报》周小燕（右1）等30多位职工来到胡家耀邦灵堂敬献花圈

    周小燕（中国日报原秘书）对我说起：父亲曾彦修亲历胡耀邦为纠正‘文革’冤案而殚精竭虑的往事，尤其是1978年为纠正震惊中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耀邦排除种种障碍，顶住层层压力，最终取得见证人于光远和曾彦修提供的铁证，为该案彻底平反。1976年7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曾彦修积极向耀邦反映，在耀邦的努力下，得以平反昭雪。曾彦修对耀邦的评价：为人正直，有魄力，有担当的共产党人（曾彦修，1919-2015，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1949年后任《南方日报》社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反-右-派运动受难者）。

2017年3月17日，94岁何方（张闻天的秘书）座轮椅在八宝山送别李昭

    在耀邦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短期内得以全面纠正，无时效的限制，无对象的限制，从“文革”上溯到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冤案，人不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的各级干部，上百万知识分子，直至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十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及华侨和台胞，18万“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右”及其“黑五类”子女的贱民身份等等，都被陆续纠正，亿万人民终于摆脱了被冤屈，被株连，被欺压的劫难，占我国人口的十分之一；20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古今中外，前所未有（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奋力解放400万黑奴后遇刺身亡）。⑩

    耀邦14岁参加共青团，为民求解放，从革命的红小鬼，到身居党政要职，历经战场的出生入死，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他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变法图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他带着这个无以释怀的心结，走了……

    胡耀邦是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最得人心的领导人，无人超越。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李洪林，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

    “在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时，我从未听到过诸如运筹帷幄、高屋建瓴、高超的领导艺术、驾驭全局的能力等肉麻的颂扬语言。原因很简单，他厌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田纪云，国务院原副总理）

88岁田纪云（原副总理）前往胡家李昭灵堂向胡德平致意并题词缅怀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是其祸也。”释义：国家的兴旺，是君王对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而加以抚慰，是其福德；它的灭亡是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来欺压而成大祸害。

    人们对耀邦和李昭的深情怀念，是对他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积极倡导宪政民主法治的向往和期盼。

    耀邦为民舍命，活在人民的心里！

2017年3月17日，近三千民众前往八宝山送别李昭

注释

    ①② 摘自李大斌《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第219页。

    ③ 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逝世，胡德平前往杜家灵堂吊唁而感言：“当时每年的‘一号文件’可惜只出了五个，如再出五个，对改善农业和农民的生活的作用会更大。”（当时俞梅荪在杜家灵堂）

    ④ 摘自《俞梅荪：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0-03-18/19273.html

    ⑥ 谢列平（1918-1994）长期担任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1958年起，任克格勃主席，致力纠正冤假错案；1961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为苏共二号人物。他为官清廉，反特权反贪腐，实行仁政；后被下台，贫病抑郁而终，命运与耀邦相似。（百度百科）

    ⑦ 邓小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摘自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原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7-208页。

    ⑧ 摘自《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原载《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公司2001版，第296-302页。

    ⑨摘自《李昭同志生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www.hybsl.cn/bwtegao/2017-03-17/64911.html

    ⑩ 胡耀邦发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数量分类，根据我的老同事师长郭道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副主任、“反右派”运动受难者）的相关论文。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生，1969年初中毕业，在江西南城县农村插队7年，在北京当工人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84至1994年从事立法工作，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时任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参与《“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等工作。2005年以来，他帮助数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而取得成效，其中为四万失地农民讨回五亿元补偿款。

    2017年4月1日，李昭逝世“三七”日完稿，原载《史客儿》微信公众号。

    承蒙《天狐观察》编辑先生的精心排版，再次推送，深为感谢！

    俞梅荪 于201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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