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主义的陷阱
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
一个概念受到追捧的程度，往往与它的合理性成反比。
概念之所以能口口相传，意味着它契合了人们在当下的某种集体情绪。问题是，我们往往会把这种情感共鸣，错误地理解为概念的正确性。
一旦我们从口号式的狂热中抽离出来，就会发现这些概念多少都有一些逻辑漏洞，甚至它可能完全不适用于现实情况。
“长期主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价值、管理与“时间的朋友”
中文互联网在 2018 年前后密集出现“长期主义”一词，并且一开始就与“公司文化”“企业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搜索引擎上进行检索，能找到的最早一篇提及“长期主义”的文章，是发表于 2018 年 6 月的《长期主义取胜的亚马逊模式，会在二手车电商第一股优信重现吗？》。
这篇疑似公关稿件，将中国公司优信的经营模式与亚马逊的长期主义战略进行了类比，并得出前者“未来可期”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跟长期主义有很强的绑定关系，而贝索斯本人则一度被认为是长期主义的践行者。
类似讨论不是中文媒体的自嗨，你用 long termism+amazon 的关键词组合在谷歌进行检索，会发现 2011-2015 几年间，纽约时报、FT 等西方重要媒体也有过密集的报道——这正是亚马逊声誉极盛的几年。
直到近几年，中文媒体对“长期主义”的使用仍然集中在对企业战略的分析上，只不过曾经的主角亚马逊改换成了其他公司。
在中国知网，最早一篇跟长期主义相关的文章，是吕丹发表于《首席财务官》的《长期激励主义》，时间是在 2009 年。论文的主题是分析企业高管长期激励方案的重要性与可行路径。
这篇文章算是一个奇异值，而且“长期激励主义”与“长期主义”显然不是一回事。后者的真正爆发，要在 2018 年才开始。
2018 年 12 月，齐向宇在《人力资源》杂志发表了《长期主义》一文。这是最早明确提出这个词汇的中文论文，主题也是企业战略。
2019 年 1 月，北大国发院教授陈春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有长期主义的关键词。加上一篇访谈，仅 2019 年，陈春花一共在 9 篇文章里提到了“长期主义”，她也因此成为了最早且最高频引荐“长期主义”的学者。
不管是齐向宇还是陈春花，都没有在文章中交待这个理念的源头，但他们对长期主义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即企业要坚守基本价值判断，做出符合长期发展利益的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主义不是这两位或其他国内学者的原创，而是一个舶来品。在 2010 年前后，英美商业评论杂志对 long termism 的讨论已经相当常见。
作为著名管理学者，陈春花对“长期主义”的关注是必然的，但她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学术圈和企业界。
真正把这个概念推向大众视野的是一众投资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
张磊在公开演讲与访谈中，将他本人与长期主义紧紧绑定在一起。而在《价值》一书中，他更是提到了几十次“长期主义”。
张磊对长期主义的定义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把时间和信念投入能够长期产生价值的事情中。在他看来，这既是一种内心法则，也是看待世界的“最佳视角”。
2019 年前后，基金市场的火爆促使越来越多新人进入投资领域，而长期主义也循着这条路径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并成为很多人认可的一种投资理念。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长期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十分泛用的词汇。它不再局限在某个领域，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决策依据，一种思维方式与成功范式。
长期主义开始拥有为数众多并且十分忠诚的信徒。他们坚信，长期的力量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并且是唯一可行的成功秘诀。
他们把长期主义挂在嘴边，经常一起出现的关键词还有“复利”“价值”以及“做时间的朋友”。
从学术界到业界，从企业管理到投资领域，长期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链条和关键节点并不复杂。在短暂的流行历史中，除了适用领域有所泛化之外，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涵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长期主义”完成了信息壁垒内建构和反复强化，作为结果，大多数人对它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理解：
一种区别于短期主义的投资理念，一种个人的价值标准和行动依据。
我们为何如此执迷于“长期”？
对长期主义的推崇不仅仅出现在国内，国外也是如此。
欧美商业媒体也把长期主义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2010 年左右，商业报道领域开始密集出现对长期主义的研判，而以《哈佛商业评论》为代表的媒体是鼓吹这一理念的主力。
直到近几年，欧美商业媒体上也常常出现大量篇幅用以分析长期主义。这些讨论直接启发了国内对这个概念的了解和引入。
不少西方主流思想都暗含“长期主义”理念，比如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美性，他认为这一体制拥有自身增长和内部秩序调节的能力。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相信市场缓慢而长期的力量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一个问题是：从西方到东方，从历史到现代，我们为什么会对“长期主义”如此沉迷？
这可能不仅是因为概念本身说服力有多强，而是人类在认知层面的某种共通性。
人是隐喻性的动物。隐喻决定着我们对世界和周边事物的认知、态度，并最终影响我们如何行动。
而在人类认知图式形成过程中，“长”与“短”这两个形容词，在隐喻层面就被植入了不同的蕴涵。
“长”往往是正向的，比如源远流长，博采众长；“短”却通常意味着残缺和不足，比如目光短浅，英雄气短。
对于长期主义的看重，以及对短期价值的摒弃，也属于这种隐喻逻辑的一环。
长期主义能够给人带来一种道德严肃感和思想深度。它具有天然的价值正确性，这或许是它如此迷人的原因。
但隐喻的问题在于，它往往会凸显强化某些维度，但也会遮蔽某些维度，从而让我们难以对一个概念达成全面思考。
长期主义真的是百试百灵吗？短期价值就是必须要被抛弃的吗？未必。
长期主义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事实业已证明，信奉长期力量的古典经济学并不完全可靠。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不能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短期问题，比如生产过剩和失业，否则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也不会爆发。
所以面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念，凯恩斯才会吐槽：“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1994 年，两位管理学权威吉姆·柯林斯和杰瑞·波拉斯出版了一本赞美长期主义的作品《Built to last》（中文译名《基业长青》）。
这本书提到了 18 家公司，股价在几十年里一直跑赢股市指数。根据作者总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信奉长期主义，在研究和培训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并且设定了以几十年而非几个季度为周期的衡量目标。
但《经济学人》5 年之后的一项后续研究发现，这本书里提到的公司中，只有 8 家持续优于市场。IBM、摩托罗拉等公司后来也都陷入经营困境。
可以说，许多长期主义神话，只是辉格史观的产物。它们只是管理学者对成功者经验的“事后总结”。
这种总结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成功所依赖的因素很多，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比重。许多公司活得够久，往往只是因为它们足够幸运。
而将“长期主义”视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成功原因，往往会陷入预测失灵的困境。
这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你只看到了巴菲特、贝索斯这些所谓长期主义者的成功。但你没有看到，大部分被贴上长期主义标签的公司们，其实成功者寥寥。
而这些没有成功的公司，就会被开除出“长期主义”籍，从长期主义的叙事神话中摘除出去，自然也不会有人将它们再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很多长期主义的鼓吹者并不能做到真正的长期，尤其是在投资领域，一遇到风吹草动，跑得比谁都快。对他们来说，长期主义已经成了一种卖弄的口号，一种概念的游戏。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长期主义并不是不重要，只是你不能确定自己所选定的就是值得长期投资的方向。
尤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哪个方向对，已经不可能拿捏得准。看似万无一失的规划，永远都无法避免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
方向不对，越长期、越努力，离目标就越远。
短期主义作为靶子，一直被污名化。但快速试错、快速总结、快速迭代其实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
最可怕的是自我感动派，相信自己在践行长期主义理念，吃了亏还不及时调整方向，安慰自己要做时间的朋友。
这显然不是长期主义，往土了说叫“吃亏是福”，高雅点说勉强算是一种阿 Q 精神。
极端长期主义，一切皆可牺牲
从定义层面看，长期主义虽然被称为“主义”，但完全是一个尚未厘清的概念。不管是哪种长期主义，都没能界定“长期”到底有多长。
到底是一年，一个月，一个星期？还是要长到超越个体的生命，甚至是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命？
如果一个概念的意涵，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灵活变动，最终解释权在提出者和信奉者手中。不要怀疑，它就是一个伪概念。
这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危险性所在。关键在于，对长期的极度迷恋将遮蔽你对现实的关注，忽略短期和附近的人和事物。
这里有一个例子。
现今西方学术界，对长期主义的主流讨论并非管理学和成功学，而是集中在哲学领域，并且属于严肃的道德哲学范畴。牛津大学的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是主要推动者。
在他们的构想中，长期主义是一种新的利他主义道德世界观。基本理念是人类不能为了自己当下的生活，肆意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而是要考虑千百年后子孙后代的利益。
因此，当下人类行动标准的界定，取决于对其长期影响的预测。
长期主义者把实现人类未来的潜力提升到高于一切的高度。他们认为，人类还处于婴儿期，但一个人的潜力往往要到青壮年才能发挥出来，所以必须活得够久，才能发挥物种使命。
所以，任何可能威胁人类长期潜力的破坏性风险（“生存风险”），都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比如核战争、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也包括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等等。
虽然听起来很像某种激进环保主义者们的理念，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表面政治正确的“长期主义”，实际上非常极端。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长期”的定义拉得特别长，甚至是 10000 年之后。放在这么长的周期中，现在的人类遭遇的一切都不再有意义。
贫困、战争、动物保护、气候灾难……他们反对把资源浪费在这些“效果不理想但是感觉良好”的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不会损害人类在未来数万亿年的长期潜力。对于人类未来而言，它们不过只是小插曲，就像一个 90 岁的老人在两岁时戳伤了脚趾一样。
核心创始人 Bostrom 认为，从宏大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破坏性的暴行几乎都是难以察觉的小事。
两次世界大战、艾滋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尽管这些事件对直接受影响的人来说是悲惨的，但从事物的全局来看，即使是这些最糟糕的灾难也只是生命大海里表面的涟漪。”
但如果不能成为后人类，就会阻止人类实现巨大的、光荣的潜力 。
Nick Bostrom
Bostrom 甚至主张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侵入性的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以扩大 “预防性治安的能力”。他还认为，国家应该使用先发制人的暴力战争，以避免“生存风险”。为了长期，现在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和彼得·泰尔等企业家都向长期主义研究提供了资金。
Bostrom 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对长期最极端的假设。这些假设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反思现实长期主义的一面镜子。
为了实现万年之后的人类甚至宇宙人的潜力，而放弃今天和不久之后活在地球上的人遭受极端伤害和死亡的可能性，这样的长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现实中的长期主义践行者也有这样的问题。亚马逊，作为长期主义的代表，虽然公司市值持续增长、规模不断扩充，但是员工却成为了宏大愿景的牺牲品。
他们待遇不断缩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监控算法被大规模应用于管理中，能够监控工人的一举一动甚至直接裁员，工人就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
为了一个长期的、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的愿景，而放弃关注当下，关注“附近”的人和事物，显然缺乏理智，甚至等同于恐怖主义。
不要成为概念的奴隶
长期主义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选定一个有价值的赛道或目标，长时间的投入，显然会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但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长期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宗教般的信仰，使人看不到它的缺陷所在。
概念具有可怕的力量，它能描述现实，也能塑造现实，以任何概念作为生活的尺度都是不明智的。
警惕概念，不要成为概念的奴隶，在你自称为某某概念的信徒时，也就摒绝了接受其他思想的可能性。
树立长远目标，但不要自命不凡的说是长期主义，以自身生活为准心，永远应对变化。
不要沉溺于遥远的愿景与宏大的叙事，要爱身边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