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人类】积沙成塔，跬步前行——方铁教授访谈录

积沙成塔，跬步前行

——方铁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尤佳，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博士后。

  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民族史、边疆史和边疆历史地理。发表论文1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主要著作有《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边疆民族史新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多种文集。著作获国家图书奖二项，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二项，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项，三等奖三项。论文获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二项。

    尤佳（以下简称尤）：您研究民族史、边疆史数十年，可说是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大家都想知道您工作和治学的经历。

    方铁（以下简称方）：1969年我在昆明师院附中读高一。同年下乡到瑞丽县弄岛乡插队，以后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1971年招工至云南燃料二厂，分配在技术科管理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经刻苦自学并虚心向师傅请教，逐渐参加重要产品的技术管理。我负责管理的军用导爆索因性能优异，在对越自卫作战中深受参战官兵赞誉，获得国防部通令嘉奖。1975年入党。1977年恢复高考，因地处山沟消息闭塞，不知道高考恢复而错失机会。1978年我参加高考，以楚雄州文科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入学后连续四年被评为云南大学三好学生，1981年获云南省高校三好学生称号。1982年毕业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党史教学。1986调到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1999年教育部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党委决定，以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为基础组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0年，该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贵、桂三省高校仅此一所，学校任命我为基地主任。2015年10月学校进行机构调整，因基地建设条件改变，我辞去主任职务，仍继续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仍继续从事科研并指导博士生。

    方家子女共四人。姐姐方慧、弟弟方钢和我，文革中下乡到瑞丽县插队，以后招工到工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三人和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妹妹方敏，先后考取云南大学或云南师范大学。1978年，方家的四位子女、我和方钢的女朋友以及方慧上幼儿园的孩子，聚集在相馆围绕父母合影留念。在这张照片中，考上大学的六位年轻人佩带闪亮的校徽，表情喜悦而自豪，堪称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生动写照。2007年，为庆祝恢复高考30周年，《南方周末》杂志社派记者来采访我和几位昆明知青，主要谈下乡、进厂及参加高考的经过。成文后以“我们要上学”为题在《南方周末》发表，该照片与其他照片同时刊出。文章和照片被多家网站转载，引发网友围绕“知识是否改变命运”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大学毕业后，我和方慧在云南大学教书，方钢在云南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方敏在昆明二中任教师。我家三代人及配偶大都投身教育事业，分别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两所中学任教。方家三代人及配偶中有八位教授、副教授，有四位博士及一位博士后，有一位硕士，有两位博士生导师，《云南日报》曾以“教授之家”为题采访介绍。在2007年拍摄的全家福照片中，方慧的女儿周芳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现已成长为云南大学的副教授、博士。

    尤：您的父亲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蒙元史泰斗。您继承父亲研究的事业并有所拓展，大家都说您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能否谈谈这一方面的情形？  

    方：父亲方龄贵教授，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摆脱贫困，祖父支持他外出读书。高中毕业后，他报考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元史专家姚从吾、邵循正两位教授，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因与母亲结婚留居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一年，1947年转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先后任历史系的副教授、教授，兼任过系主任与校图书馆馆长，以及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云南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他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元朝秘史通检》《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史丛考》等六部著作，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2007年8月，云南师范大学与元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在昆明举办“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来自全国的知名学者数十人参加会议。一些多年不出门的老前辈也参加了，时称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会后编辑出版《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由各地书店发行。父亲于1987年退休，2011年去世，享年94岁。母亲是云南大姚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在昆明七中教书至退休，今年92岁。

    父母对我有极大的影响。父母均是教师，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忠诚，对学生的衷心热爱和无私关怀，深刻影响了子女。父亲的自传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改革开放后，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均投身于教育事业，为之兢兢业业辛劳终日，与仿效父母树立的榜样有关。我的女儿方悦萌与两位侄女，也分别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任教，接过了方家教书育人的接力棒。女儿获得专门史博士学位后，赴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学习。

    父亲对教学十分看重。他长期讲授元史、蒙古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等课程。父亲说上课繁忙之时，曾同时讲授中国通史、蒙元史、中国史学史、史料踏勘学等几门课程。听过父亲讲课的学生说，方先生讲课准备充分，条理清楚，往往是总结性的话刚讲完，下课铃便响了。父亲退休时未赶上实行学位制度，未直接指导过研究生。但经常为后来学校招收的研究生上课，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母亲对教学也很认真，学生的评价甚佳。改革开放后，有几位20余年前母亲教过的学生，相约到家中看望敬爱的董老师。

    受父母的影响，方家子女也以教学为重。姐姐方慧任云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1949年后云南省培养的首位女博士。她为本科生讲授中国民族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民族政策与法规等课程，为硕士生讲授人类学、南亚语系民族研究、民族理论、民族法学等课程，为博士生讲授少数民族法制史、元代云南史研究、元代云南古籍碑刻研究等课程。她备课认真，因材施教，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曾获云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三次被评为云南大学优秀党员，荣获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以及全国师风师德标兵、云南省十佳师风师德标兵等称号。方钢担任云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副系主任与工会主席，他以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著称，多次获得学校颁发的教学优秀奖，退休后担任云南师范大学的教学督导。

    父母对知识的渴求，对师长的尊重和对书本的热爱，都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幼年时起，我们便经常看到父亲与上门求教的学生研讨学问。父亲经常与我们谈他的治学与师友的近况，言及琐事的不多。父亲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凡有重要学友来访，他必定让我坐在一旁聆听谈话，从中汲取知识，增长见闻。在父亲狭小的书房，我见过翁独健、杨志玖、韩儒林等史学大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民族所的一些知名学者。1975年我到北京出差，时在京参加《中国通史》编写工作的父亲，携我看望《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并探访中央民族学院的诸位师友，他们笑谈切磋，我深受教益如沐春风。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后，父亲携我登门看望方国瑜、李埏、江应樑、张德光、尤中等知名学者，实则是行拜师之礼。目睹前辈学者儒雅的风度与辉煌的成就，我深为叹服，立志不懈学习并终身追随。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的收入虽不宽裕，但订阅书刊、购置书籍却从不犹豫。家中长年订阅《小朋友》《少年文艺》《中国青年》《边疆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春城晚报》等报纸，父母还支持我们购买各类书籍，父亲经常从师范大学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父亲的藏书十分丰富，国学典籍大致收集齐全，还经常购买补充。这些书籍也成为我们读物的一个来源。父亲珍惜自己的藏书，留下遗嘱：“书不能流散，要永远保存下去。”父亲手书的“书不出室”字条今天仍贴在书架上。但凡子女阅读他的藏书，父亲都热情鼓励，并讲述书籍的价值与版本等知识。小女方悦萌自上小学，在祖父家等待吃中饭时，便习惯从书架上取书浏览，家父十分赞赏，多次对我言及此事。“文革”中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当校图书馆馆长时，花3000元钱购买一部《四部丛刊》，父亲说该书买得值得，此书现成为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革中武斗开始，父母不让我们随便外出。阅读家中丰富的杂志和藏书，便成为我们打发时光的方式。如果说我见识未落浅陋的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饱览家中所藏的杂志与藏书，并养成博览群书、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1978年考上大学赴昆明报到，我乘坐拉货的卡车离开供职的工厂，携带的东西除行李外，便是常年陪伴我、装满十几个纸箱的各类书籍。可以说，从下乡插队到进工厂，只要有空闲，我便手不释卷读书学习，这一习惯沿袭至今。

    上大学后，父亲有计划地给我和姐姐方慧（时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上课，系统讲授中国史尤其是蒙元史的知识与治学方法，我们认真做了笔记。讲到一些历史记载，父亲从书架上取下史籍翻开给我们看。谈到自己的研究，他取出手稿让我们浏览。这些讲授使我和姐姐受益非浅，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1979年，《中国历史大词典》的编纂接近尾声，但云南计划完成的辞条尚缺少一部分。经《中国历史大词典》编委会与云南辞条编写组商议，决定吸收我参加剩余辞条的撰写。因时间紧迫，我除完成学业外，将剩余精力全都投入紧张的撰写，经常深夜才得休息。我写出初稿，父亲必亲笔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并说明修改的方法，一条辞条反复数次才能定稿。如此工作近一年，对我的锻炼很大。父亲还指导我系统阅读史籍并写作多篇论文。1980年我写的论文《赛典赤治滇评述》，荣获云南省首届大学生论文竞赛一等奖。次年我持该文参加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会后出版的《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收录此文。毕业以后，父亲仍关心我们的工作与科研，但凡发表论著他必细读，指出不足及有待改进之处。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我掌握了史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尤其在史料学、踏勘考证、学术规范方面经受严格的训练，为以后登堂入室奠定了基础。父亲将我引上治学的道路，正如由我口述整理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尤：听说您和父亲把族籍改为蒙古族，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形？

    方：父亲出生于吉林省，同时对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云南为第二故乡。父亲退休后经常怀念祖母，祖母是蒙古族。父亲获得家乡政府开具的证明后，通过民政部门把族籍改为蒙古族。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得知此事，上门动员父亲和我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愉快地答应了。以后经民政部门同意并办理手续，我和女儿的族籍也从汉族改为蒙古族。2003年，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与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在玉溪市通海县蒙古族乡召开蒙古族历史文化研讨会，同时纪念蒙古族进入云南750周年。父亲饱含深情为纪念碑撰写碑文，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格吉勒图译为蒙古文，用两种文字镌刻于碑，表达祝愿民族和睦、云南蒙古族兴盛的愿望。我则担任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副会长，积极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增进云南的民族团结做了一些工作。

    尤：同学们都喜欢听您讲课。认为您讲的课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观点新颖，颇受启发。另外您讲课条理清晰，表述流畅幽默；聆听您的教诲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请您谈谈教书育人方面的情况。

    方：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应首先把课教好。1982年毕业留校，我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中共党史教师。报到第二个月便奉命登上讲台，给两个系的文科混合班上课，面临的压力很大。经认真思考与探索，同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逐渐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备课时下足功夫，将教材内容熟记于心，同时大量阅读相关材料与研究成果，拟定讲课大纲，结合大纲再做发挥性叙述。这样讲的优点是既不脱离大纲与基本要求，而讲述的内容又可灵活掌握，并有概括、比较及分析的空间，可避免照本宣科或漫无边际的乱聊。前提是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几个学期下来，同学们反映不错，我对讲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收集讲课、演讲方面的书籍，研究备课、记笔记、板书、讲课的语速与节奏等相关环节，并与同学们加强课下交流，希望进一步把课讲好。据听课的同学说，听方老师讲课的遗憾，是至高潮处下课铃响了而意犹未尽，于是期待下次上课。

    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以后，感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在讲授的内容、深度与方法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给博士生上课，对导师的要求很高，导师的责任是引导同学们进入学术前沿，分析深度和复杂的问题，同时介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还必须重视与同学对话及答疑等环节。我给博士生上课，经常有其他专业甚至其他系的同学来听课。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对“教学相长”也有深切体会，尤其体现在介绍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听取同学们的驳议方面。我还鼓励研究生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另辟蹊径的意识与能力，也取得较好的效果。研究生与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凡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上之事，经常向我通报并希望得到指教。研究生找工作、谈对象通常都征求我的意见。我与他们不仅是师生，同时也是良友。研究生毕业到外地工作，我借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看望他们，为他们开展工作出谋划策，并与工作单位的领导交换意见，介绍研究生的情况，为他们的顺利成长助一臂之力。

    毕业留校至今，我讲授过中共党史、中国民族史等十余门本科生课程，教过的本科生有上千人。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多年，与我相逢随即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我担任过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培养硕士十余人。先后担任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中国边疆学三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独立培养博士18人、博士后一人，合作培养博士六人，他们分别在云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浙江、山东的高校和党政机关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大都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一些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其中有云南省、贵州省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有16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项目，有数人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生基金资助，一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数人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奖励。我指导的研究生中现有正教授11位，主要在高校供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双肩挑干部）13位。我为他们而自豪，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喜。

    尤：您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可说是乐此不疲。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方：我认为学者的职责是探索真理，并把研究的心得告诉大众。留连于象牙塔，与三五好友沉溺其中的做法为我所不取。因此，我愿意通过讲座的方式，把自己的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学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书育人”职责的延伸。近十余年来，云南省社科联等单位主办“云岭大讲坛”，聘请一些学者向大众讲述人文社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到各界的欢迎。一些优秀的讲座，经录像整理后在网络上播放，据统计观看录像者达百余万人。受邀学者在云岭大讲坛昆明主场演讲后，还到省内各地巡回讲演。据说组织者经网络调查，认为我的讲座粉丝众多，听众评价甚高。自2010年以来，我连续八年在云岭大讲坛讲述西南古代史方面的讲座，包括历朝经营云南的得与失、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地位、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北方游牧民族两次南下西南边疆、元明清三朝对云南的经营、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等选题。2017年演讲的题目，是古代滇东北发展的三次高潮。只要听众欢迎，我还将讲下去，并把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

    除云岭大讲坛、云南大学东陆讲坛等讲座外，2015年，我应邀担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主讲嘉宾，赴京作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受中央委托，“邀请某一领域国内外的学术权威，向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介绍该问题的最新研究状况。”邀请之前国家图书馆在国内外做了一年的调研，确定人选后到昆明与我商谈，后经上级部门批准发出邀请。100余位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讲座并做笔记，并接受由国家图书馆赠送我的著作《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演讲后国家图书馆向我反馈听讲领导干部的意见，普遍认为讲演者视野开阔，讲述有分析与深度，提出一些有启示的看法，给予充分肯定。按照惯例，国家图书馆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演讲的内容，整理后编入《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书籍，正式出版发行。经国家图书馆推荐，2016年，贵州省邀请我为“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作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

    “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主要是介绍西南边疆形成的过程，以及西南边疆具有的历史特点。指出云南地区开发早，地位十分重要，在西南边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西南边疆的形成演变较为典型，是中国边疆地区形成过程的缩影。西南边疆的形成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历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思想、方略与措施，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与开发，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演变，历朝与西南邻国的关系，西南边疆居民的构成与社会状况。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以下特点：以蒙元时期为界，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了生重大改变；西南边疆长期处于中原王朝可控的范围；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经历了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深度经营与认真开发始于蒙元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有渐进融合的特点；中原王朝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关系，经历了从蛮夷到邻邦关系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等。

    尤：您的科研成果质量较高，发表论著的数量亦多。从中国知网的统计来看，您撰写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读者的转载量、下载量均颇可观，表明产生了可观的学术影响。请介绍一下您在科研方面的情形。

    方：我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著作与论文。代表性著作有：

    《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与方慧合作，30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研究范围包括今云南、广西，以及历代进入中国版图的滇、桂以南的一些地区，主要探讨远古至1840年历朝对上述地区的经营与开发。阐述以下内容：秦汉以前边疆居民的早期开发，隶属中央政府后边疆各族在开发边疆中的作用，南越国、南诏、大理国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历代移民开发边疆的贡献，交通业在边疆开发中的特殊地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民族统治政策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及评价，各个时期西南边疆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如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含矿冶业)、交通业、商业在各个时期发展变化的情形，边疆文化在不同阶段的进步，边疆各民族在开发边疆中的贡献等。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出版后获得普遍好评，《云南日报》《中国史研究动态》《思想战线》等报刊发表文章，予以较高评价。2001年此书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西南通史》（与古永继教授合作，100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为马大正先生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之一种。该书阐述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包括今滇、桂、黔诸省、川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发展演变的历史，涵盖各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交流、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写的八篇综论，叙述历朝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与治策方面的重大问题。该书大致能反映学术界研究的前沿水平，促使人们从全国的视野与中长历史时段的视角进行审视。该书系统阐述西南边疆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注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刻画历史的场景与人物。其中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对事态演变内在因素的探索，也描述让人会心一笑的细节，基本上实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探讨相结合、让作品清新可读、雅俗共赏的最初设想。本书因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文笔清新受到读者欢迎，第一版印刷3300册，不久销售一空。美国几家大学的图书馆派人到中国来寻购此书，但书店销售无存。以后经人指点，在旧书网购买得了其心愿。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提名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2005年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我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与一些同道和研究生交谈，据称大部分人看过《西南通史》。

    《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50万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为继《西南通史》之后的又一力作。如果说《西南通史》较注重内容、结构方面的均衡，写法类似百科全书，《方略与施治》则重点探讨中原王朝、边疆政权经营西南边疆的理论、实践方面的问题，学术性与理论性较强。该书汇集《西南通史》面世之后，我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与深入思考的研究成果。本书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视野宽阔，研究的难度甚大。突出表现在研究的时段长，探讨的地域范围广，涉及的问题多且复杂。二是注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创新，综合从内地看边疆、从边疆看内地的两种视角，并较多应用历史时段、整体史、比较研究等较新的研究方法。三是在前期发表80余篇论文的基础上提炼完成，具有持续深入、厚积薄发的特点。四是勇于探索，提出一些有启迪意义的观点。该书还阐述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形成与特点。认为受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西南边疆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边疆民族长期受内地文化浸润，民族融合呈现渐进式发展、相嵌式融合的过程。秦汉在西南边疆始设郡县，内地汉人陆续迁入。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相对松弛，外来移民逐渐被本地民族融合。唐代出现汉人迁入西南边疆的又一高潮，移民与本地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明清时期通过驻军、流徙等途径，内地汉人大量迁入西南边疆，融合白蛮等群体形成本地汉族并发展壮大，在边疆各民族中起到粘合剂与稳定核心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2期发表书评，对该书予以充分肯定。

    《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与厉声研究员等合作，160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本书为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本所人员与全国的知名学者，历时八年完成此书。本人撰写西南部分，共24万字，包括历代中原王朝和南诏、大理国等边疆政权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与开发，中原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方略与措施，边疆政权的治理方略与施治措施等内容。该书按发展顺序分为四卷，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叙述秦汉至1949年历代重要的边事与边政方面的问题，是迄今系统阐述该方面状况的专门著作。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前主任吕一燃，在序中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精湛的论述、独到的见解和写出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所具有的扎实的理论功底，我深感钦佩。”“这部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前沿水准。” 2017年6月,《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与我参撰的另一著作《西藏通史》（与张云研究员等合作，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双双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我的又一著作《中国饮食文化通史·西南卷》（与冯敏教授合作，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

    除上面提到的著作外，我还撰写并出版以下书籍：《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边疆民族史新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方铁学术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地学水利航运卷》（与诸锡斌教授等合作，广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与厉声研究员等合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与周平教授等合作，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与和少英教授等合作，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史》（与马大正研究员等合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云南文史博览》（与谢本书教授等合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主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一至三辑)、《亚洲民族论坛》《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等文集。

    除著作以外，至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60余篇发表于CSSCI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1期刊载署名文章，根据文献大数据，分析2006年至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文章作者以论文发表的篇数、读者对论文的下载量、论文的转引量等为衡量标准，提出历史学突出之全国的十名核心作者，我名列第四。我的代表性论文有：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与黄禾雨合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3年2期）。中原王朝治边有无文化软实力？经过认真研究，我提出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便形成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传播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机制是文化传播。宋代以后，先后出现元、清两个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元明清诸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其内容、传播载体、施用方式等也相应发生变化。该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新华文摘》2013年19期转载此文，2014年此文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6年获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科研成果一等奖。

    《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5期）。提出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问题，具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历史与现实问题并重、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存在多样性、边疆史地和人文社科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学科相结合、研究成果不仅有学术意义还有应用价值等观点。认为有关研究应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传统方法，同时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新华文摘》2008年23期转载此文， 2010年此文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及其他南方类型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后我国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持续升温。目前进行的研究，涉及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和少数民族的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土司地区社会与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变化、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论文回顾近百年来的研究，总结学人对土司制度的认识，提出今后拓展的方向，并就深化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新华文摘》2014年7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4年4期转载此文。

    《抓住重点问题推进中国边疆史研究》（《人民日报·学术版》2016年16日）。本文应人民日报理论部邀请撰写，与中国边疆学领军人物马大正先生的文章《不断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同版发表。我的文章提出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实现边疆地区稳定发展，妥善处理中国与邻邦的关系，需要抓住重点问题进一步深化边疆史的研究。汉、唐等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并未明确区分边疆与邻邦并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而是通过推行以朝贡、封赏为基本内容的封贡制度，将自身的观念、制度、文化等传播到华夏以外的区域，企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圈。元朝则对南部边疆与邻邦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以制度的形式肯定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疆域趋于形成的事实。清朝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将在边疆、邻邦采用不同治策的做法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论文提出基于边疆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形成以下的治边方略：“守在四夷”的方略，对蛮夷施行德治、教化的方略，通过封贡制度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还认为中原王朝逐渐形成博弈谋胜的方略，具体包括注重长远和全局的方略、善于造势和用势的方略等内容。指出这些领域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亟待进一步研究。《人民日报》在该文的题头添加“学科走向”的强调语，肯定文章具有的价值。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思想战线》2017年1期）。论文以近两万字的篇幅，阐述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治边方略方面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两个部分，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与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除阐述中原王朝治边方略的内容与特点外，文章还探讨边疆王朝治边的方略。认为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存在彼此对立、共存、逐渐交融的关系。前期两者的差异较明显，后期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趋于成熟。元、清两代，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发展为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后期的形成。《新华文摘》2017年9期转载此文，这是《新华文摘》第四次转载我的论文。

    学术界评价较高、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还有《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9期）、《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1期）、《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4期）、《土司制度与元明清三朝治夷》（《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10期）等。

    尤：请介绍一下您承担科研项目的情况。

    方：我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级与省部级的一些研究项目。主要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清史·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项目《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古代南北方民族关系比较研究》。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参加并完成以下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研究·历史与民族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项目《西部大开发与文化多元化研究·跨境民族》、国家社科基金新疆历史与现状项目子项目《当代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与经济发展典型调研·云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东北历史与现状项目子项目《中越历史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项目子项目《云南边疆治理研究·历史部分》、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封建边事边政通论·西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理论研究·历史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云贵等地部分》。

    在以上项目中，研究难度最大的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清史·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由我与云南大学的古永继教授共同完成。该项目的任务是撰写清代南方3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志。所写民族数量众多,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基本上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经过国家清史委员会在全国招标，我获准承担该项目。据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项目中标情况公示，西南四省区仅承担了两个项目，还有一个项目为四川大学承担。为撰写30万字的书稿，我们前期收集、整理的史料便达200余万字。经认真研究与撰写，《清史·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的成果顺利通过验收，并获得充分肯定的评价。

    尤：您长期研究民族史与边疆史，断代史、专门史均较熟悉。还涉足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文化等研究领域，参与的学术活动也不少。请介绍您学术兼职与社会评价方面的情况。

    方：我现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云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西北民族论丛》《区域文化研究》《中国方舆研究》等刊物或集刊的特邀编委。此外，还应邀担任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大理大学、昆明学院、玉溪学院、楚雄学院、文山学院、昭通学院等高校的客座教授。

    我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多项奖励。著作（含合著）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三项，国家图书奖二项，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二项，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项、三等奖三项。论文获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二项。2003年，我被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授予 “云南省高校优秀党员”称号，还获得云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奖、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科研成果一等奖、伍达观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红云教育功勋奖等荣誉。2016年荣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此外，个人简介及代表性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历史学·史家集林、中国史·史家）发布，学术简况被《云南日报》《大观周刊》等刊文介绍。

    尤：在承担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同时，您还主持过一些管理工作。请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在本科学习期间，我四年担任历史系七八级党支部书记。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师时，兼任教研室党总支副书记。调到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后，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学校委托历史系管理该研究所，在从事科研的同时，我还在历史系承担繁重的教学与管理任务，除主讲中国民族史基础课外还讲授多门选修课，并先后担任民族史教研室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以及两届班主任。

    1999年11月，云南大学党委决定组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提出举全校之力建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心、申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目标，责成由我主持组建。申请重点研究基地的门槛很高，各个学校尽力而为，云南大学也不例外。以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愿望得以实现。学校任命我为基地主任，经我提名，李杰、林文勋两位教授担任副主任。学校文件明确规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学院同级，配置13名专职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以及不少于200平方米的研究和工作用房，配备图书室与专家用房。作为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心承担的任务，是构建高层学术平台，并组织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开展西南民族、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面的研究，体现出在西南民族、西南边疆研究方面的权威性与不可替代性。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基地的建设进展顺利，经过三年的建设，教育部组织评估，在全国民族学类的五个重点研究基地中，本基地名列第二。至2005年10月我卸任主任的职务，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心共主办重要会议11届，其中国际学术会议三届，全国学术会议八届；出版专兼职研究员著作69部，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一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还与本省的一些地州，以及西南、中南五省区的一些高校合作，建立21处调研工作站，初步建成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在民族学领域拥有较高的声誉。我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学术界同行普遍的赞誉。

    尤：您已退休数年，仍指导博士生治学不辍。今后有何打算？

    方：今年我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在教学方面大致画上句号。以后，做学问的时间当随之增加。2014年我获准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较之过去关注较多的历朝治边的思想与治策，传统治边战略有注重应对策略与实践环节等特点，可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使我得到进一步学习与提高的机会。圆满完成“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的研究任务，是我的一个心愿。另外，我还将继续探讨古代治边、中国古代文明、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区域历史与文化、南诏大理国兴衰、云南历史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将来还准备以灵活多样的笔调，写作史学随笔一类的文章。正所谓：“学术未有穷期”。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谈话就到此吧，以我写的一首小诗作结：

七律·问学

吾生有幸与书逢，卅载矢志问尘封。

意境留连时驻筷，昼思难解常入梦。

倾心浇溉多桃李，不辍笔耕望文工。

诸生辩诘喧笑语，师友切磋坐春风。

跬步登山未及顶，玉石在地任择用。

来日方长细打理，踱入宝山不空回。

    尤：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祝您心想事成，获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建议您张弛相济，不要太过劳累。

    方：谢谢！

编辑说明：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      辑：毕跃光 李联廉

编辑助理：王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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