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医学人类学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Elisabeth Hsu访谈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hina in Southwest China

——A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Elisabeth Hsu interview

【作者简介】 肖坤冰，女，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曾在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访学。研究方向: 物质文化研究、区域社会史、饮食人类学。

【摘  要】 本文以英国牛津大学的Elisabeth Hsu教授的学术经历为线索，介绍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医学人类学在欧洲的历史与发展，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医学人类学专业相关研究成就，医学人类学相对于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殊性。同时探讨了中国西南地区在世界民族志书写中的意义、影视人类学等新技术手段在田野调查中的应用，西南地区的物质文化研究等。

【关键词】 医学人类学；西南地区；身体生态学；物质文化

Elisabeth Hsu，中文名“许小丽”（1959-），女，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语言与文本典籍研究，身体研究，感官人类学。

    肖：许教授，可以聊聊你的教育背景吗?您早期所学的专业是如何与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医学人类学研究打下基础的？

    许：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在牛津大学任教。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我们的态度、计划和主动性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大的决定却是难以控制的。我先后学过三四个专业，我在瑞士初中和高中一共念了六年半。我的母语是（瑞士）德语，后来又学了法语、英语、古代希腊语、拉丁语。中学毕业以后又到中国学习了汉语，回到瑞士以后又读了生物学 (Biology) 的本科，然后又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读了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的硕士和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的博士。1978年时，我中学毕业以后有一年的空白期（gap year)。那时瑞士政府刚好有一个中瑞学生交换项目。当时我的父亲和中国大使馆有一些联系，因此通过这个渠道我19岁时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我在北京五道口的中国语言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汉语。也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我的爷爷。

    当我回到瑞士以后，我还不知道有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我当时对历史学感兴趣，包括我现在做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也是以历史视角为导向的，比如对中医典籍的文化解读。我对于自己大学本科应该选择什么专业很犹豫，于是我就和我的父亲商量，我记得他说，当今世界学习一门自然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与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相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这样你今后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因此我听他的，去学了生物学。后来他的话果真应验了，这也是我后来成功应聘到牛津大学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牛津大学希望聘请一个能够开设“医学人类学”硕士课程的人类学家，但同时又要懂得生物医学，而我的第一学历是正好是生物学。

    肖：那么您后来又是怎么样从生物学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呢？

    许：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我最初听说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那时的苏黎世正好经历了一场社会运动，因为主要是年轻人参与，因此被称为“苏黎世年轻人运动”（Zürich Youth Movement）。在1980年5月，一群年轻人在瑞士的苏黎世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反对市议会批准贷款重建歌剧院 （opera house），因为他们"反对单一的资产阶级文化政策"。警察到场后，口头抗议演变为暴乱。这时，苏黎世的一位人类学教授Lorenz G. Löffler由于介入了这一事件，并拒绝与政府合作，突然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因为他当时带的一个本科学生拍了一个影片作为“影视人类学”的毕业论文，刚好拍到了警察和示威者的冲突场面，从中可以看出是警察先动手攻击年轻人。因此政府要求这个教授将学生拍的这个影片交出来，但这个教授拒绝交出片子，声称这是学生交给学校的毕业论文，应该享有“学术自由”而受到保护。也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我开始认识了一些人类学家，并和他们一起去听 Löffler教授的课。Löffler教授事实上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他最早在他所在的系开设了移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性别研究等课程，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前来听课，为苏黎世大学的人类学学科奠定了基础。比如医学人类学就是自1977年以来，苏黎世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所以我接触“医学人类学”是很早的。从医学人类学在全球的发展来看，差不多是与此同一时期，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设立，但其实在瑞士苏黎世1977年就开设了“医学人类学”专业。我在《Medical Anthropology in Europe: Shaping the Field》这本书里对这段历史有介绍。但是如果你去读一般的医学人类学的教科书，“世界史”只会提到上述的三所大学，因为人们并不了解当时欧洲的情况。但是，苏黎世也并不是当时唯一在大学层面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地方，在意大利的佩鲁贾（Perugia）、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海德堡、挪威的奥斯陆等地方都有开设。

    事实上，欧洲的医学人类学也源自于不同的“传统”，比如：现象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enomenology)、精神病学遭遇的健康问题(psychiatry encountering health problem)——尤其是在移民中的，性别研究，发展研究，公共卫生。以及宗教学人类学、民族科学（enthnoscience）、文艺批评与文学研究、基层医疗（primary care）、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STS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等。欧洲的医学人类学有很多不通过的语言学传统，但是很多都是以医学和应用为导向的，或者涉及到今天被我们称为的“参与式医学人类学”（Engaged Medical Anthropology）。

    肖：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在人类学还并不是那么普及的年代，即使在校的大学生也是偶然地通过当时的社会运动而了解到这门学科。那么您本科毕业以后就转换专业读人类学了吗？

    许：我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 ）总共花了五年时间，于1984年获得生物学本科学位。虽然我对生物学依然有兴趣，而且我的数学和化学都学得很好，但是我并没有继续学习生物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学与军事、技术、资本主义等的联系太过紧密，因为我那时是一个积极的环保主义者，有很激进的道德观念。比如，我认为汽车污染环境，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欲望的象征，所以虽然我会开车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买车，我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也是“反资本主义”，“反西方”的。其次，我觉得生物学是非常依赖于“科技”的一门学科，而我比较偏向于追求那种相对自由，不那么依赖于科技发展的专业，比如针灸、人类学、哲学等。

    因此我又给了自己一年的空闲期（gap year）来思考和探索我究竟想要做什么。在这一年的时间中，我游历世界各地，开始思考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游历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国，一直想要探寻我究竟想做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在1982年再一次到了中国，这次在中国的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重大。那时我已经读了一些关于中医治疗的书，中医师所需要的设备——一张桌子，一个人，一支笔，一叠处方签……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这种朴素性（simplicity）反倒赋予了它一种优雅的美学（aesthetics），并且中医是非常自主的（autonomous）。所以中医的这些特点完全吸引了我，我觉得研究中医能够帮我更好地理解生命。我那时是作为一个瑞士登山队的翻译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我们和一些彝族的搬运工相遇，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挖掘“冬虫夏草”了。我在西南看到的这些现象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意识到我想要做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

    而“医学人类学”又是如何与我联系上的呢？那时虽然研究生物学，却对中国的道教文化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一个朋友建议我，那么你何不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你做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人类学研究，这样既和你以前的生物学有所联系，也可以探索道家哲学思想。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让我感兴趣的是道家哲学，比如“阴/阳”观念等。我对论证与概念的相关模式研究仍然有兴趣，但现在的研究更倾向于中医的“实践”（practice）。实际上，人们的宇宙观（cosmology）也体现在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 中。

    但在这之前，我先在剑桥大学攻读“普通语言学”的硕士学位。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学习背景，并且我以为语言是了解一个文化的必要途径。

    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剑桥大学获得，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教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各种资料也为我写作博士论文提供了便利。读硕士期间，我去听了Gilbert Lewis教授的“医学人类学”课程，尤其是对“医疗与仪式”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做过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于1975年出版了两本著作，被认为是“医学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他的课程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我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学习，但他最初却认为我应该跟从一个研究中国的专家。但是我坚持我要学习的是“医学人类学”，因为医学人类学的观点和视野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后来，剑桥大学的Geoffrey Lloyd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研究古代科学史的专家，读到了我的硕士论文，他对此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因此我又在剑桥大学继续攻读了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再加上博士后研究一共在剑桥大学待了九年。后来我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完成的教授论文（Habilitation）“The telling touch”，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在剑桥大学硕士期间形成的，我将中医的文本和这种心理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后来，牛津大学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想要开设“医学人类学”的课程，于是我就应聘到了牛津大学工作一直到现在。

    肖：我在牛津访学的一年中，切身感觉到了牛津大学医学人类学专业的活力。因为很多大学并没有能力开设“医学人类学”的课程，更无法培养“医学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但在牛津大学，医学人类学却有好几个相关的定期研讨会和非常专业的师资队伍。这可以说与您的工作分不开，能介绍一些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许: David Parkin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是他把我招聘到了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ISCA）。他的研究兴趣广泛，在撒切尔时代的英格兰，他凭己之力致力于推动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包括医学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他在欧洲创建了三个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一个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创立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一个在2000年年代初创立于牛津大学，另一个于2010年左右创立于德国的哥廷根。

    自从2001年到牛津大学工作以后，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医学人类学”教学方面，包括一年的M.Sc.课程与两年的M.Phil.的课程设计，指导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和完成论文。现在我们系里有三个相关研究小组的定期seminar，分别为“东方医学与宗教研究”（Eastern Medicines and Religions seminars）、“生物文化差异与肥胖症研究”(Biocultural Variation and Obesity seminars) 和 “生育力与生殖研究”（Fertility and Reproduction seminars）。在我培养的博士生中，有两位是以中国和西藏为研究背景的，我意识到这样的研究背景很难得到资金资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和联合相关学者，我成立了ArgO-EMR（牛津大学东方医学与宗教研究组•Anthropology Research Group Oxford on Eastern Medicines and Religions）。这个研究小组旨在促进对东方医学、治疗仪式、传统哲学等的民族志研究，强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对当地语言的驾驭能力，特别注重运用医学人类学的视野考察当地的历史与生态环境。现在ArgO-EMR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研究小组，并且吸引了很多各有专长的中国研究者的加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医”这个范围，还包括藏医、韩国医学、日本医学等。这些相关研究呈现出了医学人类学的不同面向：比如你关注古代中国的饮茶与健康，张建军通过对《左传》、《诗经》等的文本分析，探讨“医学与健康”的关系。明年，我们ArgO-EMR还会迎来两位研究者，一位是从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的角度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植物学，另一位是研究藏医的。

    肖：能够具体谈谈您在医学人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吗？据我所知，您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与中医研究相关的专著，您的第一本著作《中医的传送》（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medicine）是在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您是如何想到进行这样一个研究的呢？

    许：我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做中医研究，一开始是因为我对道家哲学很感兴趣，我觉得这是未来科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我对哲学中的因果关系（causation）非常感兴趣。当我做完田野调查回来以后，我写了中医传承的三种模式：一种是私密传承的模式（secret transmission），这是人类学家讨论较多的模式，第二种是公开的、标准化的教学，也就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课堂上的传承”（classroom transmission），第三种是个人的传承（personal transmission），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其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自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教学体系也具有这种“私人传授”的特点，但同时又与规范化的现代教育模式接轨。而中医在近代中国的传承也有类似的转变。但我认为在现在这种完全崇尚科学与理性的西方现代教育体系中，有的传统的传承方式的价值被低估了。

    现在我的研究兴趣已经从因果关系(causation)转变到了“影响、感染”（affect/affection）与“感应”的研究。“身体生态”(Body Ecologic)是我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其实从我在中国云南开始对中医实践的田野调查时，我对“身体生态”就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思考。我也将“身体生态学”运用于我的生活实践中。比如，我只是通过运用简单的，传统的建筑学的手段就改变了我的房间里的气候，这是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而不是现代的建筑学和科技。

    肖：可以具体地解释一下什么是“身体生态”（Body Ecologic）吗?

    许：“医学人类学”关于身体研究有三个重要概念——“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社会身体”（social body）与“个人身体”(individual body)，而我提出的第四种“身体生态”目的在于对身体与健康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在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西方医学中的笛卡尔“身体”。与其他三个“身体”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身体生态”强调的“历史性趋势”(diachronic trends)，强调在当代医学实践（contemporary medical practice）中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而其他三个概念都是同时性的（synchronous），结构性（structuralism），关注当下发生的事实。但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身体”概念中有一些未被揭明的，过去的历史的含义，其中暗示着某种生态经验。在很多医学中，人类与自然环境被视为是一体的（co-substantial）。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日常词汇，比如“寒”和“热”，不能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温度，因为这些词汇其实是与影响人群的环境过程密切有关，与环境氛围有微妙的联系。所以，“寒”和“热”的背后是整个大的环境过程对一个人群的影响。虽然我们用“寒/热”来描述身体感受，但它其实并不是人的身体内部所感受到的温度，而更是包括了外界的环境过程怎样影响了整个人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在这一点上，我与Tim Ingold 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写历史”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谁的历史”。为了避免重复过去那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医史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身体生态”这一概念为揭示那些隐藏于日常实践中但并不为人们所意识到，从而遭到忽略和冷落的历史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在我最为人所知的关于“身体生态”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和长时段的历史相结合，我展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系统。通过对它呈现出的表面现象的谱系分析，我意识到这个文化系统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感知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季节病。

    肖：“Pulse Diagnosis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The Telling Touch”是您的第二本有关中医研究的书，您在本书中援引了很多《史记》中有关汉朝名医淳于意的记载并第一次将之翻译成了英文，其中包括很多对汉代的脉诊“病历”的解读，那么您作为一个医学人类学家，为什么需要对古代的典籍进行“再解读”呢？

    许:其实人类学和历史学是互相影响的两门学科。 David Parkin曾经也说过，人类学家研究的也是一种“历史”，但是大多数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做的都是“社会史”，他们的兴趣点在于社会运动、社会形态以及思想潮流的转变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地原住民是如何思考和感受这个世界的，而我的学术主张是通过一些很小的“细节”去弄清楚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读了我的书以后，认为我描绘出了古代中医治疗中的很多细节，但我其实是想通过这些“细节”探讨更大的问题。而我之所以对中医的典籍如此着迷，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古书里记载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西方的逻辑思维，他们不会受其影响。所以有的人会说，你是在找寻一个本质上理想化的纯净世界，但实际上并不是。让我感兴趣的是和现在的主流医学思想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所以我真正吸引我的是“反霸权的”（anti-hegemonic）、“替代性”（alternative）的思维体系。

    肖：我们可否理解为“医学人类学”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一种非常独特的视野和方法？

    许：医学人类学家可以积极地参加到当地社区的卫生保健的实践中。比如说可以对当地人在营养不良、肥胖症、生育、消化方面遇到的问题给出实际的应对措施。同时，我认为医学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呈现，当我和社会人类学家讨论时，他们对“身体”的理解是非常结构化的，他们会通过社会规则来理解“身体”。但是当我们面临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时，“身体”就成为了链接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媒介，而社会人类学家可能会忽略掉这一点。因此，通过观察个体在日常实践中处理与外部物质环境的这种“变动性”（alternativeness），我们以此为媒介研究社会文化。这非常有意思，比如你正在进行的关于武夷山岩茶品味的各种词汇表达，如果你只是做当前的人类学研究，你可能只会觉得“岩韵”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将之和古代的文本，以及东南地区其他典籍中提到的“花”与“骨”的模式（pattern）结合以来理解，你就会意识到“岩骨花香”这个概念可能与“阴/阳”有关。但这也是人们对我的研究存在争议的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我在研究中医知识的传递时并没有特别去描述当代的TCM（传统中国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忽略了其社会学意义。但我想我只是直接跳到了其源点，因为我想要理解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所以我对“阴/阳”这种哲学结构很感兴趣，激发我的中医研究的更多的源自于哲学思考的兴趣，而非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等。

    肖：据我所知，您的博士论文是基于在云南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偏爱”西南地区。为什么会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您关注的地方，它在学术意义上的有何特别之处？

    许：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虽然我最早来到西南地区是偶然的机会，但其实也和西南地区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我的父亲小时候曾在重庆生活和学习过，我到中国以后又结识了来自这里的很好的朋友。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来看，西南地区的亲属制度与仪式非常独特，甚至可以与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的经典案例进行对话。当年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也引用过这一地区的案例来反证在而非洲发展而来的几内亚逻辑模式（genealogical model）。Löffler 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藏缅边界的莫鲁人（Mru）的书，他本人是研究这一区域的专家。事实上我主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西南地区纳西族的研究，这本书收录了各国人类学家对纳西文化的研究成果，云南的学者也参与其中。我对西南地区的兴趣点是“亲属制度”（kinship）。我在瑞士担任助理教授期间，曾经组织过一个由四个本科生组成的田野调查小组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我们想要做一个关于一个多族群杂居的河谷地带的民族志。当时每一个瑞士学生都和一个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结成一对伙伴，分别在普米、虚米、纳西和摩梭人聚居的四个村子里待了两个月。在1993-1995年间，我们每周一次跟随一个僧人学习普米族语言。这个僧人是在这一河谷地区长大的，他之后去了拉萨，又从那里逃到了印度，然后到了瑞士。他后来又回到了木里大寺，我的学生在这里做田野调查时碰到了他。当时学生们的研究都将这一地区的房子视为一个亲属关系单位，比如其中有学生关注社会性别，有的做视觉人类学等等。其中还有一个是做民族植物学的，多年以后当她做她的博士后研究时，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几个学民族植物学的学生又回到了这里，她研究虚米人的社会。

    西南地区的物质文化遗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古人的生活，它为我们追寻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线索。我记得在2005年，我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山谷里走了一天，早上从云南中甸出发，傍晚时到达俄雅的一个纳西族村子。这个村子的建筑很有特色，在村子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一个男人站在那里，手里提着鞍绳，穿着宽大的白色的裤子，布料是那种有些僵硬的麻。当我看见他站在这里时，因为他的服饰，他的姿态，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看一幅宋代的画里的人物，好像这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风格。因为这种物质文化（麻）在这一地区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而现代人大部分都是穿的面料。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西南地区非常特别，如果您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感兴趣，您会发现今天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甚至还保留了某些和古代仪礼相似的方式。

    肖：可以说您对西南地区的“情结”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您所带的研究生。上次我看到的那部由一名医学人类学硕士生拍摄的关于傈僳族的一个仪式《血祭》（Blood Sacrifice），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手段，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您觉得现在这种高科技的运用会对我们传统的田野调查产生影响吗？

    许：影响肯定是有的。我对“影视人类学”的未来的前景非常看好，我是受到了Gilbert Lewis的影响开始拍摄影视民族志。还有Wendy James教授，她的年龄非常大了，她也意识到运用摄影手段可以帮助人类学家很方便地记录很多仪式实践，之后可以再用文字记录下来。牛津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团队正在积极尝试将影视手段运用于教学和科研，比如你知道Green Templeton College的医学人类学影视小组（GTC Medical Anthropology Film Group），每两周组织一次Seminar, 我们所放映和讨论的医学人类学影片，不仅包括经典的医学人类学影视片，还包括我们的研究生自己在田野调查时拍摄的。我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多地运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段。

    回顾我的整个学术历程，我想并没有刻意地规划过什么。我一直有一种确信，这种确信就是付出了努力，但是很多大事还是不能控制的，而更多是对小事的把握上。总的来说，我比较喜欢追问一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喜欢做“填补空白”式的研究。非常幸运的是，在我的科研道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对我帮助很大的良师益友。前辈导师们不仅指导我的科研，并且为我提供了从事科研的机会，这对一个学者的成长而言非常重要。在我的我工作中也遇到很多既有能力又具有热情的同事，他们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编      辑：李智环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王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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