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迹再现】CA-72三排座车型及衍生型号
说起第一款国产加长版的轿车，很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都是奥迪A6L，也许有人在经过一番思索后会回答桑塔纳2000或是夏利。而实际上早在1960年，一汽就制造出了在CA-72基础上加长而来的红旗三排座样车。
CA-72一经正式投产，就被广泛地使用在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中。但是由于技术和经验上不够成熟，该车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没有中间折叠座椅以满足外事活动时翻译、随员或高级领导人的保卫人员乘坐的需要，发动机、底盘若干总成性能有待改善，造型笨重等。1959年末，一汽设计处开始了对红旗CA-72轿车三排座车型的设计和试制工作。为支持更高级别红旗轿车的研制，周总理将法国送给他的雷诺轿车赠送给一汽做样车；朱德委员长把捷克送的斯柯达轿车转入一汽名下；中南海仅有的两辆奔驰600也送给一汽一辆（另一辆为外交部长陈毅乘用）。1960年2月，一汽成立了轿车车间，1961-1964年将轿车的发动机、底盘部分零部件加工、总装以及试验的冲压件生产相继迁入。为提高产品性能质量，1961年4月成立轿车联合办公室，集中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解决技术难点，开发新产品。1963年8月，国家投资3000万元，建起了一汽轿车分厂，“红旗”从此有了正规的生产基地。
1960年3月，第一辆三排座车试制完成，该车是在CA-72的基础上增设中排折叠座椅而来。这种三排座车重新设计了中网，其余部分均沿用CA-72基本型的造型与结构。该车开展设计工作期间原CA-72设计者程正因公在北京出差，故相关任务由时任车身科吕彦斌科长和造型组其他同志承担。第一辆三排座样车的前部水箱面罩采用仿美国凯迪拉克“Fleetwood”车型的栅格，加了一个由设计处艾必瑶同志设计的“众”字厂标，其含义表示当时一汽正在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路线管理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为当时国家认定为我国的“工业宪法”。可惜，文革时代这个厂标不幸被造反派诬陷为 “三座大山”（即毛主席指出的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三座大山）而使这种厂标自此销声匿迹。同时，第一轮三排座车型的样车也没有了下文。
第一辆CA-72三排座车型试制完成后，未得任何结论，但研制CA-72的三排座车型的设想并未结束，厂内仍准备再一次开发的尝试。为了使设计过程缩短，相关方面设想在造型设计方法上进行简化。1960年夏初开始，设计人员从1：5油泥模型着手，在1：5油泥模型上取样板，把样板直接放大到1：1，然后画黑板图交付钣金工人试制真实零件。从油泥模型取样板，工人用样板直接制成车身零件，进行装车——全套流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证明这一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这一有意义的探索基本上符合现代汽车工业的设计的流程，极大地缩短了所需时间。
第二轮样车1：5油泥模型
在这次试制中，除车体轴距延长400毫米、增设中排折叠座椅外，还对车身外覆盖件进行了大量改动。CA-72投产后有关方面普遍反映认为该车的造型过于臃肿；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师们将目光投向了世界汽车造型领域彼时正在流行的意大利时尚风格——设计追求减少镀件装饰，以车身的浮雕来替代。第二轮三排座样车车身侧面裙部采用凹形风格，减少肥胖沉重之感，不加任何高反光装饰材质。前大灯框采用立式的椭圆形，前保险杠造型力求轻、薄的效果，取消圆锥造型防撞块；后轮采用了半包围的设计。造型相对第一轮设计更加大胆创新，新的大灯和散热格栅让人耳目一新，凹型车身使整体更加具有流畅感和力量感。
第二轮三排座样车，摄于长春南湖
在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命运”取代了客观规律，对于第二轮三排座样车的设计试制工作，厂内没有进行任何的评论与探讨，相关事项变成一股浮云漂浮在渺无边际的天空中，看得见而摸不着。不料在1966年文革时代此车的设计师程正因为出身之罪被批判、斗争（程正父亲程克为辛亥革命元勋，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天津市市长），造反派把这辆车诬陷为：“设计者为讽刺‘三年自然灾害’把车身侧面浮雕的凹陷处，象征人民饿瘪了的肚子。”这辆车被送到马路上，作为反革命事件的罪证，游街示众；然后用此车去拉运钢铁货物而成为“废品”。这一段历史成为后来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中可见后排空间明显加大
左为CA-72基本型轿车，右为第二轮三排座样车。可见后者造型更为现代
1961年年中，在试制CA-72三排座的同时，一汽的工程技术人员对CA-72标准型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对该车的侧面进行了一次简化，将原来C柱后三角窗下的空调进气口装饰件取消（由于配装空调未实现装车，进气口形同虚设）；车身涂装再次尝试浅灰色，试求产生轻快感。
该车再次采用了CA-72样车阶段的“古车”前标（详情请见【旗迹再现】轩辕起置号凌云——从第一辆红旗到CA-72），未安装红旗立标
1962年末，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委托一汽为他们将一辆30年代美国道奇（Dodge）公司生产的旧车改制成新车，红旗轿车设计团队接受了这项任务。轿车厂要求设计处为改制车辆设计造型，车身开发人员利用了这次机会作为对“红旗”新造型的探索。该车沿用了原道奇轿车的底盘和发动机，车身外观方面则尽量利用“红旗”的相关零件改制，经过不到两个月时间任务完成。此车没有一汽的正式编号，因而得名“温州车”。
温州车，摄于长春文化广场地质宫
该车采用了全新设计的红旗立标
设计人员们在这辆车上的试验探索所得到的成果是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设想，为此后在1964年开始重新设计试制第三轮“红旗”三排座车型提供了较丰富的造型设计的经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述这一辆非一汽正式产品的“温州车”的意义全在于此。
温州车的前脸造型，将转向灯与中网融为一体
温州车尾部悬挂“三结合”厂标，将D柱缩窄以减少笨重感；同时，设计人员对该车的尾灯进行了简化
在1963年完成“温州车”试制工作后，相关人员对三排座车型的造型设计经验得到提高；1964年初，一汽领导决定再次设计试制三排座车型。一切设计程序按部就班，利用原CA-72车型的车身覆盖件，局部切除后用油泥制成全尺寸油泥模型，以求减少雕塑模型的工作量。雕塑全尺寸油泥模型时分管技术的副厂长王少林同志亲临现场参加劳动，每天和设计师们一起工作，直到一个月后全尺寸油泥模型完成。1964年9月第三轮“红旗”三排座样车试制完成，全部相关工作前后只花费约三个月时间。
1965年底“四清”运动开始，政治运动冲击了生产，CA-72三排座的设计工作被挤掉。设计师程正的出身成了他的“终极罪证”，每逢政治运动他便绝不可能幸免。当时批判程正的人为罗织罪名，又从第三轮“红旗”三排座样车的设计上寻找毛病。他们认为程正设计的造型使A柱和前三角窗支柱倾斜度过大，如果司机倒车时想把自己的头伸出窗外观察后方就会十分不便。于是这些人把这一点设计的“缺陷”作为罪证，召开全厂大会对程正进行批判。
选用全新设计的“红旗”变形字体尾标和在“温州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简化造型尾灯
在CA-72基础上开发的三排座红旗轿车一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和经验不足，对原有底盘的加长导致整车机械部分可靠性有所降低，行驶性能发生劣化；同时，CA-72底盘布置结构限制使得加长之后的车内空间依然有限，在打开中排折叠座椅的情况下第三排乘坐空间明显不足，舒适度严重下降。综合上述各方面相关因素，一汽终于下定决心：必须重新进行总布置，更换总成。于是这三轮试制的样车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探索。虽然相关方面对于此前五年间的工作未做出任何进一步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先前的努力也从另一个方面为一汽的设计能力积累了可靠的经验和教训。试制所取得的无形经验在后来的红旗车型的设计生产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为1964年底开始“红旗”CA-770三排座全新车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1965年转产CA-770型三排座红旗轿车前，一汽累计生产CA-72型红旗牌轿车206辆（其中敞篷检阅车4辆）。
参考文献：
程正.2007.《“红旗”历史图片集》[M]
责任编辑：朱智千 审核校对：谢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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