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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钱穆 梨園雜志 2022-05-01

钱穆

钱穆(1895-1990年),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着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


(一)

 

 今天来讲中国的京剧,这在我是门外汉,但因我很喜欢京剧,试把我门外汉的一些了解粗率讲述,或许也有些意义。

 

 今天所讲,是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骤看似乎京剧并算不得是文学,其实京剧中之文学意味极深厚。论其演变过程,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地位,由宋元始。此后由戏曲而杂剧而传奇,而有昆曲,这些已都归入文学史中去讲。但由昆曲演变出京剧,却不把来放入文学范围中去,这虽也有理由,但亦有些太严格,把文学界线划分得太狭窄了。

 

 昆曲起自明代,到清乾隆渐衰落了,此下遂产生了各地的地方戏,或称土戏,雅名称花部。当时一位有名的经学家焦循里堂,特别欣赏这些地方戏,他写了一书,名《花部农谭》来作提倡。其实昆曲在先也是一种地方戏,但昆曲是雅的,那些花部土戏则是俗的。而焦氏能欣赏到那些土戏,这真可称独具只眼了。

 

 土戏自乾隆以后直到咸丰,经过一段长时间,始演变成京剧。起先是地方戏盛行,有徽调川调等。咸丰时,有四大戏班到了北京,其中之一叫三庆班,最着名的伶人有程长庚,他擅演须生,到此时京剧才正式成立。民国后,北京改名北平,因此京剧又称为平剧。



“同光十三绝”之程长庚画像

 

 京剧之合成,其中十之七八是昆曲,又包有西皮、二簧与徽调。程长庚擅唱擅演,即所谓唱工与做工。其时有一辈文人,为之编戏填词。此后着名伶人有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等,皆演须生,又称老生。昆曲生角无分老小。京剧则分,犹重老生。到后又变为以旦角为重,又重正旦,亦称青衣。有梅兰芳程砚秋两大派。这是京剧演变之大概。

 

 在今流传之戏考中,所收有五百余出戏,然通常演出,则仅一百余本。但若将中国各地全部戏本统计,至少该在一千以上。自咸同光宣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京剧在中国社会上,有其甚大的影响,故京剧纵不算是中国的文学,也确成为一种中国的艺术了。

 

(二)

 

 我此次来讲京剧,想仍从文学观点为出发。我认为文学应可分两种,一是唱的说的文学,一是写的文学。由唱的说的写下或演出,则成为戏剧与小说,由写的则是诗词和文章。在中国,写的文学流行在社会之上层,而说的唱的则普遍流传于全社会。近人写文学史,多注重了写的,忽略了唱的与说的,这中也有理由,我不能在此细讲。此所讲的,则是唱的文学中之京剧,至少也涵有甚深文学之情味。

 

 中国戏剧扼要地说,可用三句话综括指出其特点,即是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换言之,中国戏剧乃是由舞蹈音乐绘画三部分配合而组成的。此三者之配合,可谓是人生之艺术化。戏剧本求将人生搬上舞台,但有假戏真做与真戏假做之别。世界即舞台,人生即戏剧,若把真实人生搬上舞台演出,则为真戏假做。京剧则是把人生艺术化了而在舞台上去演,因此是假戏真做。也可说戏剧是把来作人生榜样,所以中国京剧中之人生比真实人生更具理想,更有意义了。

 

 我说中国戏乃是假戏,其特别精神可用四字作说明,即是抽离现实。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文学不应有隔,但从中国戏剧来说正是相反。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其与真实人生之有隔。西方戏剧求逼真,说白动作,完全要逼近真实,要使戏剧与真实人生不隔。但中国戏剧则只是游戏三昧,中国人所谓做戏,便是不真实,主要在求与真实能隔一层。因此要抽离,不逼真。即如绘画,西方也求逼真,要写实,因此连阴影也画上。中国画则是抽离现实,得其大意,重要在神韵,在意境,始是上乘作品。中国人作画也称戏笔,便是这意义。中国京戏亦如作画般,亦要抽离,不逼真。至少在这点上,中国京剧已是获得了中国艺术共同精神主要之所在。


王国维

 

 西方宗教是凌空的,也是抽离现实的,因此有他们逼真的戏剧文学来调剂。换言之,西方文学是现实的,宗教则是空灵的。中国人自幼即读《孝经》《论语》,所讲全是严肃的人生道理,这些全是现实的,因此要有空灵的文学艺术作调剂。不论中西,在人生道路上,一张终该有一弛。如果说母亲是慈祥可爱,而父亲是严肃可畏的,则西方宗教是母亲,文学戏剧是父兄。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是父兄,而文学艺术是慈亲。

 

 中国京剧为要抽离现实,故把人生事象来绘画化舞蹈化与音乐化。中国人对人生太认真了,故而有戏剧教人放松,教人解脱。我们不能说中国京剧不如西方话剧之逼真,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之配合中,各有其分别的地位与意义。

 

(三)

 

 在五四运动时,一般人提倡西方剧,尤其如易卜生,说他能在每一本戏剧中提出一人生问题来。其实中国京剧正是人生问题剧,在每一剧中,总有一问题或不止一问题包涵着。如死生,忠奸,义利,恩怨等,这些都是极激动人的人生大问题,中国京剧正能着眼在此。即西方戏剧也未必能如此深刻生动而刺激人。犹忆我少年时,初到上海,第一次去看京剧,一连五出,看完回来,忽然发生此影像。原来中国戏即全是些很富深义的问题剧。我当晚所看,觉得每一剧中均有一重要问题在刺激我。其中一出为《大劈棺》。庄子死了,他的妻另有所爱,而其人有病,非得人的心脏不能治,因此庄子妻遂演出了劈棺一幕,要挖取她前夫的心来医救她爱人。但庄子却并未死,他变为蝴蝶飞出棺来了。这一故事中,即包涵有死生忠奸恩怨义利种种问题在内,刺激够深刻。但蝴蝶飞出,全部问题全变为戏剧化,使看的人于重大刺激之后获得了轻松与解放。又一出《四郎探母》,杨四郎被俘番邦招纳为婿,其番妻许其回汉营探问老母与前妻,但匆匆一面,仍须回番邦去,此时杨四郎之内心是十分苦痛而又是矛盾的、挣扎的,剧情深刻,极刺激感动人。但在戏中所包涵的问题固严重,因其在音乐绘画舞蹈的调和配合中演出,而在剧的收场中,穿插进两位国舅的丑角,又使人那么的放松与解脱。因此看完戏,好像把那戏中情节解脱了,使人安然仍可以入睡。一切严重的剧情,则如飞鸟掠空,不留痕迹,实则其感人深处,仍会常留在心坎,这真可谓是存神过化,正是中国文学艺术之最高境界所企。若看西方戏,正因其太逼真,有时会使人失眠,看了不能化,而因此其所存也不能神。在他们是戏剧而人生化。在中国则盼能人生而戏剧化。其戏剧中之忠孝节义感人之深,却深深地存在,这正是中国艺术之精妙处。

 

 焦循看了花部,他曾特别举出一出为例,此戏名《清风亭》,在京剧中又称《天雷报》。此剧叙述一青年,蒙义父母养大,科举应试得中,成了大官还乡,却忘恩负义,连义父母要求以佣仆人身份请收留也遭拒绝了。结果一阵天雷把他击毙。焦循说,这出戏任谁看了都会感动和兴奋得流泪。若说中国戏剧情节不科学,有些都是迷信成分,这是不明白中国戏剧之妙义。其实亦只是要把太刺激人的真实人生来加以戏剧化,要其冲淡了一些真实性。而暂时冲淡反而会保持了更深的感染,这是中国文学艺术中之所谓涵蓄,需更有其甚深妙义,与科学不相关。试问世界又哪里去找科学的文学呢了。


马连良之《清风亭》

 

(四)

 

 西方人作小说,讲故事,也要求逼真。因此小说中人物,不仅要有姓有名,而且更要者,在其能有特殊之个性。但中国人写小说,有时只说某生,连姓名也不要,只有代表性,更无真实性。这是双方文学本质不同,技巧不同。一重共相,一重别相,各有偏擅,得失是非甚难辨。中国戏剧中所用之脸谱,正亦犹此。白脸代表着冷血、无情、狡诈,都是恶人相。红脸代表忠贞,热情,坦白,都是好人相。一见脸谱,即知其人之内情,此是一种共相之表出。人物如此,情节亦然。故中国戏剧情节极简单,人物个性极显豁,使人易于了解。但正因戏情早在了解中,才可细细欣赏其声音笑貌与情节之展开。为要加深其感染性,遂不得不减轻其在求了解剧情之用力处。此亦是一种艺术技巧。文学技巧,与此也无二致。

 

 西方戏剧又注重特定背景,有时空限制。中国戏剧则只求描出一共相,并无时空条件之束缚,而且在很多处,必须破弃时空限制,始能把剧情充分表达出。我平常爱听像《女起解》《三娘教子》一类的唱工戏。此类戏剧中不重在情节的复杂与变化,而重在情味之真至与深厚。即如《三娘教子》,方其在唱训子的一段,似乎像把时间冻结了,一唱三叹,使人回肠荡气,情味无穷。若在真实人生中,则不得不有时间空间之限制,人的情感总感得有些不自由。但中国戏剧正因其能摆脱时空,超越时空,更无时空条件在限制着,遂得充分表达出人心内在之自由。即如教子,若用话剧几句话便训完,而三娘一番恳挚内心,仍嫌表达不够深至。只有中国戏把当时一番情感曲折唱出,便情味深厚了。又如《女起解》,我曾看过把那一戏改编的电影,把苏三解往太原府一路行程在影幕上布景真实化了,反而妨害了唱做表情。试问真能感动人的,还是那一路的景物移人呢?还是那苏三在行程中一番幽怨心情呢?那一番心情之表达,则正贵能超越时空直扣听众与观者之心弦。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能纯粹运用艺术技巧来表现人生,表现人生之内心深处,来直接获得观者听者之同情。一切如唱工,身段,脸谱,台步,无不超脱凌空,不落现实。


梅兰芳之《女起解》

 

 又如在《三娘教子》一戏中,那跪在一旁听训之倚哥,竟是呆若木鸡,毫无动作。此在真实人生中,几乎是无此景象,又是不近人情。然正为要台下听众一意听那三娘之唱,那跪在一旁之倚哥,正须能虽有若无,使其不致分散台下人之领略与欣赏之情趣。这只能在艺术中有,不能在真实人生中有。这便如电影中之特写镜头般。因此说中国戏只是一种假戏之真做。

 

 西方文学艺术又都重刺激,中国文学艺术则重欣赏,在欣赏中又富人生教训。惟其在欣赏中寓教训,所以其教训能格外深切。

 

 又如京剧中有锣鼓,其中也有特别深趣。戏台无布景,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锣鼓声则表示在此世界中之一片喧嚷。有时表示得悲怆凄咽,有时表示得欢乐和谐。这正是一个人生背景,把人生情调即在一片锣鼓喧嚷中象征表出,然后戏中情节,乃在此一片喧嚷声中透露。这正大有诗意。因此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

 

(五)

 

 有人说,中国戏剧有一个缺点,即是唱词太粗俗了。其实此亦不为病。中国戏剧所重本不在文字上,此乃京剧与昆曲之相异点,实已超越过文字而另到达一新境界。若我们如上述,把文学分为说的唱的和写的,便不会在文字上太苛求。显然唱则重在声,不在辞。试问人之欢呼痛哭,脱口而出,哪在润饰辞句呀!

 

 中国的人生理想,一般讲来,可谓在中国戏剧中,全表演出来了。能欣赏中国的文学与戏剧,就可了解得中国之人生哲学。京剧在有规律的严肃的表演中,有其深厚的感情。但看来又觉极轻松,因为它载歌载舞,亦庄亦谐。这种艺术运用,同时也即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了。

 

 今天所讲的京剧,乃以中国文学艺术与人生哲理三项作说明。也正因中国人的人生理论,能用文学与艺术来表达,所以中国的戏剧,亦能成为雅俗共赏、而又极富教育意味的一项成就了。今天因时间关系,不能详尽发挥,只拉杂拈出其要旨,就此结束吧。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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