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想起梅兰芳
柯灵（1909—2000），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原籍浙江省绍兴市斗门镇，生于广州，1932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第二届民进中央理事，民进中央常委，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今年是梅兰芳诞辰百年纪念。梅氏作古，已经三十二年，盖棺论定，称之为戏剧界的一代完人，决不算是溢美。这不仅因为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品格的清醇崇高。在抗战中蓄须明志，鬻产倾家，冒着生命危险，摒绝在沦陷区演戏。即此一端，就足以悬诸日月而不刊。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沦陷时期接编《万象》杂志，在十月号推出了一期"戏剧专号"，内容以话剧为主，其中有一栏"平(京)剧与话剧的交流"，约请当时在上海的京剧名角写稿，周信芳、杨宝森、童芷苓、童寿苓、白玉薇、金素雯、林树森、陈鹤峰、李宗义、李玉芝等十位，都应约写了，只有梅兰芳婉言谢绝，而他正是我计划中的主要约稿对象。就在这时候，我了解到他隐居避乱的志趣，不觉对他肃然起敬。上海沦陷期间，豺狼当道，魑魅横行，对人是一场灵魂和意志的严格考验。艺人卖艺疗饥，只要不沾泥带水，原也无伤清白；略迹原情，过檐低头，也不同于倚门卖笑。梅兰芳树大招风，能做到独立不弯，冰雪无欺，在祖国危难中，陷身沟壑，坚定不移地捍卫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不能不说是太难能可贵了。
梅兰芳蓄须照
抗战胜利，一时举国欢腾，陶醉于天日重光。我于八月上旬避祸出走，下旬重返上海，在百事丛集中，立即分出时间，和梅作了一次长谈，写成长篇访问记，作为《文汇报》的专栏，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开始，连载三天，以表彰梅的爱国精神。这篇文章，后来以《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题，收在我的散文集《长相思》里，现在重谈，梅氏谦抑从容、宁静愉悦的神态，依然历历在目。十月十日，是战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内战虽已露端倪，依然有盛大的庆典。《文汇报》除了加篇幅，出特刊，还编印了画报。梅兰芳息影八年之后，这一天登台亮相，以《刺虎》一剧作为期两天的庆祝演出。演的是义务戏。
1945年10月10日，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首次登台，在上海兰心剧场演出《刺虎》剧照
胜利前夕，梅听说日寇败绩，曾手绘寒梅寄意，题为"春消息"，画报就请他新作一幅，配上他蓄须和无须的两张照片，同时刊出。在新闻版里，还请他写了一篇《登台杂感》，由我执笔，郑重地加了编者按语。下面是梅文开头的一段：
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
读者诸君也许能够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根，平静沉默的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然而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高兴得再也沉不住气，我忽然觉得反而年轻了，我的心一直往上飘，混身充满着活力，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种自信：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老，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前两天曾蒙外籍记者先生光临，在谈话中问我还想唱几年戏，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很多年，我还希望能演许多年呢。"
这里表达的，正是梅真实的心情，他希望还能演许多年，是情有必至，理所当然。在新创刊的《周报》上，我同时请梅写了文章，描绘了他对新中国的戏剧理想（注：《我理想中的新中国》），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我很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在有关梅的纪念文集里保留下来。
考察一下旧时代戏曲界的境遇，对梅兰芳的为人处世会有更真切的了解。中国自古倡优并列，属于贱民阶级。"五四"运动卷起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猛烈的扫荡，京戏是旧剧，不幸遭了池鱼之殃，"五四"前驱人物，如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激烈反对京戏，认定中国的戏剧必须"全盘西化"，只有戏剧的行家宋春舫采取保留态度。京剧演员的卑微地位，也并未经"五四"的洗礼而有多少改变。演旦角的，更是雪上加霜，受到双重鄙视。歌舞之事，自古男优女伎，各自为曹，这就是戏台上男扮女装的由来。民国初期，还把男女同台悬为厉禁，认为"有伤风化"。而从"五四"时代激进的新眼光看来，认为是一种腐朽落后现象，不免看得七窍冒火，混身不自在，也正是势所必然。
新文学家中，只有戏剧家田汉和梅兰芳夙有交谊，伟大正直如鲁迅，也不免对梅怀有极深的偏见，曾因傅东华把他和梅"并为一谈"，看作是极大的侮辱，忿懑异常，为文坛所熟知。只是经过抗战，才改变了新文学界对梅的观感。丰子恺对梅的民族气节衷心敬仰，战后回到上海，为此特别登门访梅。梅逝世，又一再为文追悼。丰子恺对梅亡所以如此倾倒，恰恰因为梅是"戏子""优伶"，但和知识界的软骨动物相比，却更显得卓尔不群。旧文人称梅为"梅郎"，肉麻当有趣，是传统的轻薄与亵渎；新文人称为"梅博士"，表面抬举，实际是讽嘲；报纸戏目广告上大书"伶界大王"，则是老老实实标举梅的商品价值。这三种徽号，正好表现出梅在当时的生态环境。戏曲界内则薰莸不齐，外则荆榛遍地，穷于应付的艰难，还不计在内。小报界和鸳蝴派对梅乌烟瘴气的捧场是司空见惯，进步报刊对梅这样热情的肯定和宣扬，《文汇报》可以说是第一家。
1947年，丰子恺在上海梅寓与梅兰芳、摄影家郎静山（左二）、记者陈惊躜（左一）合影
梅复出后，卖座鼎盛，声誉更隆。《文汇报》副刊《浮世绘》却忽然发表文章，请梅下台，题目就是直捷了当的《饯梅兰芳》。这篇文章不满一千五百字，用一段皮里阳秋、富于暗示性的文字开场，一口一声"梅博士"，主旨是强调梅老了，"可怕的老"，"垂老卖艺"，嗓子竭蹶枯涩，身段少嫌肿，而且演戏笑场，翻复表示"说不出的感慨"，"说不出的酸辛"，"满心的感伤"，"不堪回首"，"悲哀欲哭"，要梅从此"绝迹歌坛"，本文"就算给他饯别"。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因为旧剧演员的荣枯升沉，从来与新文坛痛痒无关。鲁迅之所以不满梅兰芳，有一点意思是很清楚的：他认为梅"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不是大众的演剧家。对于演员的年龄，鲁迅倒不认为年纪一大就该受奚落，说"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饯梅》一文作者，何以会有这么多悲天悯人的伤感情绪，其心理背景是什么，对读者是一个谜。对梅兰芳本人，则等于无情地公开宣告他艺术生命的终结。这本来是四十年前的陈迹，时移势易，早已被人淡忘，最近作者旧事重提，却阐明他写《饯梅》的动机，是因为"其时南京在开什么大会，要他(指梅)去作庆祝演出，使他非常为难，文章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借口谢绝这一‘邀请'。"这就更使人糊涂。这位作家，自述那时"和梅及其周围的一些朋友都不熟识"，不知梅为什么把这样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思想活动透露给素无交往的人？查《饯梅》一文的写作和发表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其时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展开，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南京"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用不着多少时候，就要眼见"蔽日旌旗，连云樯舻，白骨纷如雪，"不知还有什么庆祝戏可演？用这样的方式帮忙，又谁能理解，谁受得了？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是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吧，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一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不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梅兰芳抗战时期所排《生死恨》
在旧社会，戏曲演员的酸辛，真可说"罄竹难书"。单是舆论的嬉笑怒骂，除了忍受，决无辩白和还手的余地，梅兰芳也不例外。新中国诞生，情况才彻底改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袁雪芬都以戏曲界代表的身份，荣任新政协委员，参与了开国大典，这就给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和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作了政治上的肯定，余下的只是戏曲改革工作。知识界(包括文学界)的处境却不同：在新社会，大都成了"旧知识分子"，开始进入漫长和痛苦的改造过程。旧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则是迫切的转轨问题。《文汇报》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私营报纸，以其进步历史而获得继续出版的荣幸。但鼎革伊始，新旧交替，百废俱举，百举俱废，《文汇》在旧轨上走惯了，改弦更张，举步艰难，自不待言。我那时是新提升的总编辑，限于水平，更是捉襟见肘，战战兢兢。为了打开销路，争取读者，挖空心思，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发表长篇连载，而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梅兰芳写回忆录。梅知名度高，号召力强，叙述梨园旧事，雅俗共赏，也比较稳妥而少风险。请示徐铸成和严宝礼，都表示赞成。因为我和梅有点交往，顺理成章，由我去和梅联系。
梅兰芳抗战胜利后在美琪大戏院正式重登舞台，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并不认为梅老而冷淡。梅给我送了票，我看的是梅和俞振飞合演的《游园惊梦》。"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梅演二八年华的少女杜丽娘，万种风情，细腻妥贴，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鲜明如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〇年一月，梅解放后组团来上海演出，我请梅买票看了戏，后来请他到我依白公寓寓所吃饭，邀夏衍、于伶两位作陪。接着梅在马思南路回请，陪客也是夏、于。我第一次访梅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这一次旧话重提，我有点惴惴不安，很怕梅由于《文汇报》带给他的不愉快而心存芥蒂。但梅却坦荡如霁月光风，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梅说原来就有不少朋友怂恿他写，但觉得要写不容易，下不了决心。经过我敦请，恳切说明《文汇报》的愿望。他同意考虑，但说要有个准备过程。那时梅社会活动频繁，又要演戏，写作当然也不是他的专业。这是容易理解的。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开始见报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证每天按时交稿。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连载开始时，许源来曾每晚到编辑部，和黄裳对坐，整理稿件，我因此认识源来；对许姬传，却始终无缘识荆。黄裳与许氏兄弟交往，正是由此开始的。在北京，则由报馆驻京办事处的谢蔚明负责，帮助梅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当然也含有催稿的任务。
影片《游园惊梦》剧照 梅兰芳饰杜丽娘 俞振飞饰柳梦梅
《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一年，得以完成这一有意义的工作，黄、谢两位是付出了许多辛苦的。至于后来出版单行本，则完全由黄裳一手策划促成。其间还发生过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有人向一家出版社接洽印行《舞台生活四十年》，条件是他要在版税中抽成。这种事情，即使在旧中国，也从未有过，而这位同志居然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么干，其超人的勇敢，真使人不可思议。梅本人和许氏兄弟，当然至死也不知有此一事。
梅兰芳的最后十二年，享有的荣誉和艺术成就，达到了一生的顶峰，他自云"解放后的几年，超过他以前的几十年。"年龄并没有对他发生"可怕的"影响。真正的舞台艺术家，不能靠炫耀青春而存在，因为艺术成熟需要不断的磨练，需要时间。一九六一年，梅逝世，终年也才六十八岁。次年，黄佐临总结他平生的戏剧研究和实践心得，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阐述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是世界鼎足而三的表演艺术体系。一九七八年，"文革"下幕，"四人帮"垮台，《文汇报》又在梅逝世十七年纪念日，刊出梅绍武《忆父亲的艺术生活》一文，表达了人民对这位已故中国戏剧大师的怀念。解放以后，黄裳写了大量热情歌颂梅的文章，不下数万言。所有这些对梅兰芳研究，都是极重要的材料。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内容，和我预想的很不相同。我期待的是记述梅兰芳艺海浮沉，兼及世态人情的变幻，廊庙江湖的沧桑，映带出一位大戏剧家身受的甜酸苦辣，经历的社会和时代风貌；而不是侧重于表演艺术的推敲。前者的读者范围比后者会宽广得多，也会更有趣味，更有意义。这种设想，看来未免过于主观，以梅的处境和地位，梅的性格，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现在梅已成古人，我还是希望，有一位真正熟知梅氏、熟悉梨园、曾经沧海、广有识见的人士，能为这位不世出的戏剧艺术家，写出一部足以传世的《梅兰芳传》来。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附记：
本文曾请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过目，承来信提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傅作义军队攻占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的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我记得参加演出的名伶有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叶盛兰、林树森……梅演大轴《御碑亭》。散戏后，我和浦熙修跑到后台看梅先生卸装。"在国民党军队布署进攻张家口前十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曾写信致蒋介石警告，如攻张家口，国共和谈即宣告破裂。十一月中旬，代表团大部份成员在周公率领下撤返延安，但为重庆谈判留有余地，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等仍留驻南京。我和梅益同志闲谈中，涉及梅兰芳从上海到南京参加演出的背景，他说，'国大'曾派要员(好像是国大秘书长洪兰友)专程和梅兰芳洽商，遭到婉言谢绝。这位要员不死心，又找杜月笙出面，梅从民国初年起到三十年代数十年间在沪时，都得到杜的照拂，关系密切，他在杜的敦请下感到情不可却，这才到南京参加演出。从梅益同志的谈话中我体会到，党对梅先生此举是谅解的。"这是个重要的史实，谨附录于此。这也说明，《饯梅兰芳》作者事后补述的写作动机，并不合乎事实。
艺术家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是非观念，当然是很可贵的，但强使京剧艺术家卷入政党斗争，却未免强人所难，党对梅的谅解是明智的。内战和外战性质不同，讽示梅兰芳在内战中再度蓄须，只有那种"左"得可爱的人才想得出来。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笑语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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